最近在好几种文摘类的报刊上读到对《享受慢速》一书的介绍。作者指出，上个世纪是“一个不断加快节奏的世纪”，以节奏而存在的音乐最具说服力：从古典音乐到现在的流行音乐，节奏一直在不断加快。七十年代人们认为舞曲的理想节奏是120拍/分钟，到90年代，已经是170拍/分钟了。作者收集了大量的事例以及官方信息来说明“时间疾病”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顽疾：越来越多的雇员没法充分享受假期；朋友不再通过诗歌寄情，因为没那闲工夫理解诗歌的意义；父亲与儿子踢球的时候拿着手机与别人通话；甚至连种花和谈恋爱都被加快了速度。这种“时间疾病”不仅对个人生活造成了困扰，而且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另一位加拿大学者希瑟孟席斯向世人发出警告说，我们的社会已经沦为“注意力赤字社会”，受到各种压力的个人组成充满压力的组织，伴随着压力而来的无能为力感将让人们在各种社会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快速生活固然给人们带来了种种好处：互联网、飞机和高速运行的经济带来的巨大财富，但人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日益增加的精神压力、人与人之间缺乏温情交流以及环境的不断恶化。于是人们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使命：医治自己的“快速瘾”。
于是一帮敢对日益加快的现代生活节奏说“不”的人发动了一场“慢”的革命。他们厌倦了忙碌的日子，希望能够放慢生活的脚步：手腕上找不到表的踪影，不在周末工作，更不边工作边吃东西；希望能够自由安排自己的假期，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相处，每天晚上都能在儿子入睡之前读书给他听，等等。于是有了1986年诞生于意大利的慢食运动，号召人们“抵御快速生活的侵蚀”。在美国，农民们坚决用传统的饲养方式来饲养感恩节火鸡———尽管他们已经拥有现代化的工业化农场。在加拿大，“安大略慢食协会”的创办者开办的“双轨”烹饪学校，不仅教如何烹饪“快食”，而且教如何烹饪“慢食”。
“慢速运动”还包括“慢速城市运动”：合理安排家庭生活、工作和购物，提高生活品质；“慢速教育”：不过早地教孩子们读书算数，剥夺他们玩耍的乐趣；“慢速治疗”：抛弃只求速效的现代治疗方法，重新重视传统的治疗方法以及治疗理念；“慢速休闲”：不必在休闲时强迫自己做一些所谓有意义的事情，以及“慢车运动”和“慢音乐运动”，等等。
对所有这些，我不能说毫无同感。我插队的县是陶渊明故里，很多年前，我在那里直接参与过与陶渊明有关的文物整理工作，因此对陶渊明怀有一种特别的好感。最喜欢的自然是他的田园诗，以及由此表达出来的他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我住在一方荷塘边上，荷花开的时候，清香就弥漫过来。荷塘那边，是一个屋宇疏落而树林茂密的村庄。树林上面，远远地浮着一抹淡青，那是庐山的影子。屋前的空地，依照“五柳先生”陶渊明的故居，遍插了垂柳。春末夏至，柳树抽了条，花草掩了空地，侵上小径，围墙爬满了喇叭花和南瓜、冬瓜、丝瓜藤。春天的细雨霏霏中，我径自徘徊；夏天的清风明月里，我尽兴吟哦；秋天收摘的日子，采的虽不是菊花，南山却是可以悠然见到的；冬天暖洋洋的日头下，我一边推着儿子酣睡的摇篮，一边编织着自己的文学梦。虽然仅得温饱，却是《五柳先生传》所称的“闲静少言”、“忘怀得失”的岁月。后来我回到省城，在一个喧哗与骚动的世界里生活得热闹而又忙碌。我常常想起那小镇的院落、那乡居的生活。一旦意识到那样的日子不可能重复，心里便涌起一种类似于悲伤的惆怅。
但这样的惆怅，实在太过渺小，实在有一点无病呻吟，有一点吃饱了撑得。看看身边，我所在的这个老区省份，多少留守穷乡的父老弱小在指望着背井离乡的儿女的打工工资，多少让家里背了巨额债务的大学生在指望着毕业能及时地如愿就业，当事者如何能不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对于他们，所谓的“享受慢速”只能是一种天方夜谭。再往大处说，如果没有当初由深圳喊出继而席卷了全中国的“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效益！时间就是金钱！”当初经济已临崩溃边缘的中国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实在不敢想象。
能够享受慢速当然好，但“慢速生活”毕竟是一种奢侈品，至少在当下的中国，不是人人都消费得起的。除非甘于陶渊明式的几近乞丐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