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柱之一
——答深圳大学文学院研究生问
问：1979年您发表了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并获得了同年的全国优秀小说奖，但据说小说从发表到获奖充满了戏剧性，您觉得您的人生经历是否一样具有戏剧性？您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
答：我的与文学结缘，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从儿时起我就对文学充满了崇敬和好奇。初中毕业，下乡插队八年，然后在县城小镇呆了十年，经历了那个年代的所有人都经历过的物质和精神的艰辛，文学是我最重要的人生支柱之一，以至于成为我终生的一种依靠。而小说的发表和获奖，则真的与机遇有关，有很大的偶然性。
问：同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成长起来的小说家，您的人生经历是非常丰富的。您认为您的小说写作和当时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 以及“先锋文学”有何异同？您早期的人生经历对您的小说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答：我在写作上是很笨拙的，缺乏灵气，对生活原型有很大的依赖。离开了自己的经历，就不知所措。对各种题材上的分类，无力关心，或有异同，但肯定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这方面我很喜欢王安忆的一句话：“我的人生参加进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又参加进我的人生。”
问：您后期有许多小说着力于探索当代文化人的精神问题，譬如您写于世纪之交的长篇《世纪神话》。小说中的主人公方肃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在我看来其实也正是我们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您怎样看待这种困境？时间的隧道早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您觉得人类摆脱这种困境真的只是一个神话吗？
答：是的，我对此持悲观主义。至少目前是这样。
问：德国诗人海德格尔曾说，人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的。然而在如今这个物欲膨胀的经济社会，许多作家也随之浮躁起来，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觉得作家应该坚守一种什么样的品格？
答：我到深圳的当天，有位记者采访，问到同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是两句话：作家最好还是多一些文学的现实主义，少一些生活的现实主义。我自己的一贯信条是以出世的态度写入世的文章，这是我想努力坚守的，但愿不至中辍。
问：据我所知，您的日常生活非常有规律，很少因外界的干扰改变自己，似乎有一份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归隐情怀，这是您对抗现代生活的一种方式吗？
答：说“对抗”有点过，说“逃避”好像更恰当一些。
问：您的大多数小说作品都是以关注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成长与精神向度为内蕴的，早年的长篇《裸体问题》、《世纪神话》，去年的长篇《边唱边晃》、《一半是黑色 一半是白色》均是如此，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精神焦虑和使命感促使您去写知识分子精神成长故事的。是这样吗？为什么会有这种精神焦虑和使命感？
答：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时代变革，能不能形成和发展一种新的文化精神，这种新的文化精神的品质如何，渗透程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文化成色。可以说，知识分子的表情就是国民的表情。但是当下的事实却似乎与这一期望相距甚远。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加以凝视，并且尽可能深刻地揭示常常被遮蔽的现实，其实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我说不上有什么“使命感”，最多是希望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多少有几分清醒。
问：小说需要讲故事，但小说不等同于讲故事；小说重视个人经验，但个人经验不是小说写作的唯一通道。能谈谈您的小说创作理念吗？文学与现实之间属于一种什么样关系？
答：故事是载体；个人经验是资料；思想是灵魂。
问：您平时和其他作家经常交流吗？如何看待“作家明星化”现象？
答：“交流”，但不“经常”，担心打扰别人。因为极少看报纸、电视、博客，在一个信息时代，几乎是个与世隔绝的人。作家有必要明星化吗？我觉得未必。
问：您对当下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状况满意吗？有什么寄语？
答：我永远相信，一个时代会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会有一个时代的作家。文学的未来同样属于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