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时偶读神话，又偶作比较，发现中外神话有许多颇有意思的异同。试举几例。
先说同。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都有创世的内容，都有关于洪水的描写，又都表现出人类早期母系社会的某些特征如母性崇拜。又都可以看出人类早期婚姻不像而今这样规矩：女娲同哥哥伏羲有兄妹婚；大地之神该亚竟同儿子乌刺洛斯生了独目百臂巨人克洛洛斯，是乱婚。
至于不同处，似乎更多些：中国神话比较现实，神话历史化。即使较为可靠的史书如司马迁的《史记》也是从三皇五帝写起。就是说，三皇五帝这样的神实际也就是一些象征性的人。希腊神话中，虽然神人同形同性，但神是神，人是人，同现实生活的联系不那么紧密。后来的西人也未必会像我们这样虔敬地以神（如炎黄）的子孙自命。他们也不大会相信宙斯是他们某一段历史上的一个领导者的。
因为同历史合一，中国神话中的帝王一个个都是地地道道的神，威严有加，道貌岸然，从来没有错误。而希腊神话中的头儿就不怎么样。宙斯十分放纵，经常乱搞。神后赫拉心胸狭隘，是个醋缸子，实在说不上贤惠。中国的神分出了好坏。好的绝对好，坏的绝对坏。颛顸、黄帝、夸父光芒万丈，共工、蚩尤、鲧遗臭万年。希腊的神则多鲜明地表现出二重性格，不好不坏，亦好亦坏，多是中间人物。虽然说不上高、大、全，却同人较为接近。
由于架子端得不一样，别人对待他们的态度也就不能一样。中国神话中的帝王是触犯不得的，希腊则似乎无所谓。刑天反抗黄帝，被砍了脑壳（“刑天”即砍脑壳）；宙斯弑了父亲，却照样做了天上和人间的管理者。一般人在心理上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同样是造福人民，鲧偷息壤，被黄帝发现，杀害于羽山，后人却对之加以蔑视。普罗米修斯盗火，却受到永恒的崇敬，被看做真理传播者的化身。
中国神话中，原始父亲只有一个，最高的主宰者也只能有一个，一家不容二主，一国不容二君。国君或氏族领袖亦即是最高的家长。颛顸与共工，黄帝与蚩尤打得焦头烂额，都是为争夺大一统的统治权。希腊神话中，男性的强者则结成联盟，比较有民主倾向。如宙斯同他的两个兄弟——海神波塞东、地狱之神哈得斯结成“兄弟联盟”，三个人共管天上、人间、海（希腊人在海上活动很多，海和地一样重要）和地狱。“联盟”实可引申为民主精神。
中国和希腊神话在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上表现出来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突出表现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中国的人伦是以父子关系为主的。女性即便是女神，地位历来都有限。最大的女神女娲神气一些，但在她造人之前，还说不上有社会。精卫是神农的女儿，精神虽然感人，毕竟只是个蛮姑娘；女娲的姐姐谣姬只是个“旦为行云，暮为行雨”的河流神，甚至被后世文人借指为妓女；娥皇、女英是妃子；西王母在《山海经》里是个豹尾虎齿而善啸的怪物。总之，都不咋的。希腊神话就大不一样。女神多得很，且地位也很高。该亚是众神之母；赫拉使宙斯畏惧；最能征服宙斯的是美神阿英洛狄特，她儿子的金箭使宙斯做了许多荒唐事；九位文艺和科学之神（缪斯）都是女神；智慧、战争和丰产之神雅典娜是从宙斯的脑袋里跑出来的。尽管在西方，父系社会同样最终取代了母系社会，男性原则最终取代了女性原则，但这种转化，却因了女性的支持——雅典娜在关键时刻把关键的一票投给了俄瑞斯忒斯。西方的女性、女性原则在一般的观念中受到尊重，西方的人伦以夫妻关系为主，恐怕同此是不会没有关系的。
神话时代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童年时代。常言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民族何尝不同样是在其童年时期就显示出它后来文化和心理构成的端倪。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延续最久、影响最大、生命力最强的文化之一的华夏文化。我们民族的生成，显然是一个艰辛的历程。“夸父逐日”、“大禹治水”都是证明。这些英雄都是为群体利益献身的典范，无疑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华。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个伟大事实的另外一面。比如，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群体意识，形成宗法制制约下的共性至上的群体原则，某种程度造成了对个性全面发展，个体精神积极发挥的窒息；农业文明时代的封建专制主义，保护隶属性社会结构。而现代化所要求建立的网络型社会结构中的平等原则同传统文化中的“尊卑有序，贵贱不衍”的等级观念、反映血缘宗法观念的人身依附原则必然冲突；现代文明要求高度的民主。所谓法治也就是现代民主制度。而封建人治传统、家长宗法制的“忠”、“孝”观念，极大地阻碍法治社会的建立；现代化要求开拓和创造，传统的惰性心理，则养成循古复古的性格倾向。这使我又想到另一个可供比较的例子：中国历来的复古思潮，无一不是为了巩固原有的现实。而西方也有复古运动，如文艺复兴运动，古典主义运动，但其目的却是为了否定现实，推动社会进步。
必须说明的是，作上述比较，并没有扬西抑中的意思。无疑的，西方有西方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希望。中国正在改革，正在自觉地步入世界发展的轨道，正在重新塑造自己民族性格。煌煌的华夏文化的优秀成分必将发扬而光大之，其糟粕污垢也必将被剔除乃至荡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