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与文相统一，在内容和形式如何统一的问题上，孔子的主张是两者恰当地结合。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他是把“仁”看成君子的“质”，把“礼”“乐”看成君子的“文”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讲的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也表明了孔子对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一般看法。形式的美服从内容的善，内容的善决定形式的美，两者统一才构成艺术的美。孔子提出过“辞，达而已矣”的表现原则，但是也提倡“情欲信，辞欲巧”，“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宪问》）一个人起草了一个文件，然后交一个人提意见，然后又交一个人修饰，最后还要交一个人润色加工。对这种一丝不苟的作文态度的赞赏，不是很能说明孔子在要求重视内容的前提下，是怎样地重视文采辞藻吗？他反对“文胜质”，并不只是“尚质”或“尚用”，而是要求质与文统一。可以肯定地说，孔子是重视形式美的。“子曰：‘禹，吾无闲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泰伯》），他甚至认为华丽的装饰也是美的。周王朝视奇巧为大敌，百工“或作为淫巧”及“奇技”者，要处以死刑，孔子却大谈其“巧”，对于工艺，他说：“良农为稼而不能为穑，良工为巧而不能为顺。”
理与情相和谐。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诗序》解释说：“乐是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此即“乐也不淫”；“哀窕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此即“哀而不伤”。如果说这个解释有些附会，那么至少可以认为，孔子在这里肯定的是男女性爱的美德，感情表现上儒雅雍容，恰到好处而不过分。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云：“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实际反映了中和之美的主张。
孔子对文艺作品中的“情”是有严格要求的。“情”要受“德”和“仁”的约束，要合乎“仁义”之道。这样的“情”才是善的或尽善的，也才是“无邪”而归于“正”的。这个“理”是十分要紧的，不可动摇的。而在艺术表现上，则强调感情的“不淫”、“不伤”，以“中和”为善。具体说，艺术作品中的“情”必须是“温柔敦厚”、“广博易良”的；“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皎如也，绎如也，以成。”（《八佾》）他那么喜欢《韶》乐，原因在于《韶》乐除去尽善之外，在艺术形式上还有和谐的特色。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韶》乐是颂乐，声缓当是其艺术特色之一。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阳货》）还因为新乐的声音、音调不像古乐那样“和正以广”，不平和，不雍雅，不纯正，不舒缓。
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当作一种道德准则提出的。“中庸之为德也，至矣乎！”主要指的是思想感情、言语行为都不偏于极端，而是讲究和谐均衡。所谓“过犹不及”、“叩其两端”、“执两用中”，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文艺表现上的理与情的辩证关系。
五
同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两重性一样，孔子的思想也有两重性。它给我们民族增添了光辉，也设置了障碍；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也造成了中外沟通的隔膜；它是一笔精神财富，也是一个文化包袱。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总是与具体的特殊的东西联结在一起。中国封建文化重道德的优秀传统，与封建礼教、人治传统联结在一起；爱国主义传统，与忠君思想、维护封建国家联结在一起；人文主义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联结在一起，等等。孔子的文艺思想亦如此。它的优点和缺点、正面和负面，不是分别放置也可简易取舍的；而是杂糅在一起，难解难分，它的优点也就是它的缺点。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孔子的文学观具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是现实主义的，从社会现实谈文学；第二是功利主义的，从实用的观点看文艺的价值。这种精神对后代的文学理论曾经起了积极的影响，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之士。他们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民生疾苦和国家民族命运，慷慨悲歌，以至不惜捐出血肉之躯，被鲁迅称作“中国的脊梁”。但是实用理性思维也造就了理性主义色彩的性格。以古代小说艺术传统论，由于古代小说家们的审美意识与封建伦理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审美情趣里沉积着伦理观念和道德要求，传统的义务本位精神强烈影响作家的审美情感，这就使得小说家们往往专注于伦理道德上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有补于世道人心的“喻世”、“警世”、“醒世”的作用。表现在人物塑造上，便是选择那些最能表现社会伦理和人际关系的典型人物，通过对人的反思，一方面揭示外在关系的规定性，如三纲、四常、五端、八目等规范，另一方面表露人格的自我实现，歌颂圣王和理想人格的高尚精神与道德情操。这些人物都经过理性主义染色板的调制，美与丑、善与恶，都要非常明晰和确定，以强烈的理智形态呈现出来。人物性格不可能是多层次的、性格的光谱也不可能是多色的，往往强调那些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伦常观念，描写那些最能培养高尚情操的东西。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小说家们缺乏艺术创造能力，写不出性格的多面性、复杂性，问题在于中国封建宗法式社会体制和相应的儒家的思想观念，对艺术典型具体形式起了决定作用，钳制了作家的审美理想。作家个体的自主性、独立性只有服从伦理道德原则，以个体和社会统一作为典型创造的前提，力求从这统一中寻找到美，并把这美同伦理道德的善连接起来。这种心理造成了小说人物的自我弱化，自我性格压缩。深受儒家功利主义文艺观影响的小说家，急于要通过小说中人物说明对生活的伦理思考和审美理想，当这种愿望超越了艺术思维的自我，甚或用政治的价值观念来代替艺术的审美价值观念，那就必然忽视人物性格的塑造，人物性格的内在机制得不到充分揭示，而造成人物性格的典型化。即使是描写了性格的多样性，也是一种平面的并列结构。
孔子的“仁”的阶级内容是为新兴地主阶级争人权的，无疑是《诗经》中奴隶制民主思想的推进。孔子强调“里仁为美”，把善和美结合了起来。他所谓的“仁”，在当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当哀公问他“人道谁为大”时，他不仅承认“人道”，而且认为“君为正”是“人道”中最大的问题。这就不仅包含着尊重人，而且也在某种意义上包含着限制君权的思想。即令是对帝王歌功颂德的作品，也要做到“思无邪”。刘宝楠“思无邪”正义：“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于正……”原句仍是可以附丽于民主思想的。后来，孟子把孔子兼有主客体特征的“仁”改造成彻底主观化的“性善说”，道德规范演绎成人性，原先民主思想的附骥“思无邪”渐渐就被改造成了封建正统主义反对文艺脱离“礼教”的武器。这种变化发展的逻辑起点，正是孔子的“仁”。孔子为了强调文艺为他所说的政治服务，有时候简直到了不讲理的地步，甚至不得不违反他自己已经意识到的某些艺术规律。他在《论语》里提到用诗的有七处，没有一处顾及到诗的艺术特征。利用现成诗句说明一个问题或一个道理，这是用诗不是评诗。孔子却以用诗代替评诗。“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孔子硬把描绘美人形象的诗句和“仁”与“礼”的关系扯在一起，还把这种方法说成是讨论诗歌的方法，这实际上是以个别诗句代替政治、哲学观点了。孔子对文艺采取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使得文艺完全沦为统治阶级政治的工具和附庸，极大地有害于文艺自身的发展。主张中庸的孔子有时也走极端，教他的学生“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主张禁除“杂学”，客观上为“禁除诸子百家之书”、“定于一尊”，形成专制文统开了先河。
孔子思想的根本精神之一是“和”，“礼之用，和为贵”（《学而》）。“和”虽然承认差别、矛盾，但强调的是矛盾双方的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的方面；强调用平衡、和解的方式解决事物矛盾，不强调矛盾的激荡和转化；强调量变，不强调质变，强调相对静止的运动，不强调爆发式的突变。这种和谐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使中华民族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和向心力。
古代人类的理想，就是这种和谐的美的理想。这曾经使我国的古代人创造了静态的伟大的古典艺术和古典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高峰。世界各国的封建文化，没有一个可以同中国封建文化媲美。但是，因为否认转化，强调稳定，便有极大的保守性。一种循环的封闭性限制了古代人的创造精神和革新精神。到了近代，世界文化出现第三个高峰，即欧美的近代文化，与之相比，中国文化就显得简单而不复杂，静穆而不动荡，浑一而不分解。虽然在相互联系的总体把握上有优于西方的地方，但又显见有逊色于近代文化的一面。孔子的中和主义在文艺上的消极影响是不可以低估的。他一方面不能不承认诗歌中可以“怨”，但是有个限制，那就是要合乎中庸之道，即所谓“怨而不怒”、“和而不流”，总之是要“温柔敦厚”、“广博易良”，可以有一点牢骚，但不能过分。这样，文学的战斗性便被抹杀了。在这种思想束缚下，伟大如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白居易也终于跳不出“怨而不怒”的圈子。他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更是被后来的儒家发展成“发乎情，止乎礼义”，又由对“礼”、“义”的强调，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竟至于狰狞可怖了。
综上所述，对孔子文艺观唯一正确的态度只能是批判继承。孔子不是神灵，不是偶像，其思想只是一种可资借鉴、可资吸取、可资利用的材料。经由批判，剔除这些材料中的消极面，把其合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内核从旧文化的体系中解救出来，在此基础上，赋之以时代的内容，加以改造，寻找到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结合点，以创造新的思想文化传统。我以为，这才是我们所应取的冷静的、客观的、实实在在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