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开初的那几年，是一连串物质贫乏的日子，同时又是一些充满了理想主义激情的岁月。
1964年初中毕业，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自己要求去了长江中下游一个国营农场，一呆就是八年。
起初两年，我几乎每天都写诗：太阳、月亮、星星、风、雨、雪、长江和远山，春耕和秋收。床底下的泥地生出的芦苇、草棚的窗口垂下的刚绽芽的柳枝……诗几乎无所不在。
劳动和诗，都使我狂热而忘我。
进入1970年，全中国的知识青年似乎突然醒悟，风起云涌地开始了大返城的艰难历程，不到一年时间，我所在生产队先前住了几十号知青的一长排宿舍只剩下我孤单的声音。
他就是在这个时候照亮了我的生活，并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1971年春天，县里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农场来抓路线教育，他就是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姓熊，名汉川。
当时正有一个由省地县三级联合组织的写作班子在农场采写一个模范人物的报道，由熊组长负责，我也被临时调去做采访工作。我被要求：把采访记录尽最大的努力加工成有完整情节的故事。我干得很认真。那报道后来在国家最大的报纸的头版以整版篇幅刊登出来，其中有大量的段落出自我的手笔而且几乎一字未改。写作班子在农场的工作结束的时候，其中有几个县里来的干部很同情我的处境，觉得我更适合做一点文字的工作，而以我的劳力，则很难胜任做一个农工。我因为下乡的次年即感染上血吸虫病，乡间条件简陋，几近野蛮而危险的多次治疗使我早已开销骨立，虚弱不堪。他们商议说，“去找熊组长”，“熊组长是好人”。
熊组长第一次来看我，就从已经破损的黑提包里抽出亲手写的“路教”工作的总结报告，让我“改一改”。然后他就坐在我身边，一边抽着烟，一边侧着头，注视着我的笔尖的移动。
几天后他和“路教”工作组离开了农场。走之前我们再没有单独见过面。
一个星期后，我忽然被通知到场广播站做编辑工作。但顶多三个月之后，农场办公室主任还是跟我说，场部干部本来就多，用不着再从下边抽人。
我只有回到先前所在的生产队。
春天是血吸虫的排卵期。每到这时我的血吸虫肝就异常疼痛。加上虚弱，加上沮丧，我病倒了。我独自躺在床上，无法做饭，无法烧水。夜里，在无边的黑暗中，听着风在屋上刮出的尖叫，听着江水在堤岸拍出的闷响，我第一次感到死的恐惧。而我是不甘心的。第二天我挣扎着起来，去四五里外的码头搭船。然后我在省城的家里住了将近三个月。
在坐火车从省城回农场的路上，我却不知怎么忽然在中途下了车。这里是我务农的那个农场所在县的县城。我是第一次来。下了车，我随着人流出了车站，便一个接一个地向人打听县委宣传组熊组长的家。
那天我就住在他家里。我在农场的情况他已经知道。而我是到这时候才知道，原来让我到场部广播站搞编辑工作，是他在工作组工作结束时向农场领导提的建议，农场领导当时显然是出于对他的尊重，采纳了这个建议。这采纳却是有限度的。第二天上午熊组长送我到火车站。他让我先回到农场去，县里工作有需要，他会去找我的。他一再叮嘱我要注意身体。
大约两个月之后的一个中午，一个从县城来的干部到生产队来找我。他是奉熊组长的指示到农场来借调我的。熊组长这时候已经是县委常委，属于县委领导成员了。
那位干部在路上告诉我，熊组长为解决你的工作问题做了很多努力，但目前招工指标卡得太死只有先借调，慢慢等机会。这位干部很感慨，他晓得熊组长跟我非亲非故，以我的赤贫，也无从孝敬于万一，他只是爱才。
我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这些日子，我从不让自己闲着。省城报纸不断有我的稿子出来。县委领导很高兴，说宣传部工作得不错，我因此成为小有名气的“笔杆子”。倒是熊组长几乎从来没有表扬过我，别人在他面前夸奖我，他也只是微笑不语，但我清楚，他在心里是很为我骄傲的。
1973年，出现两次机会：一次是推荐上大学。我都因为“出身不好”被否决了。两次失去机会，我心里一片灰暗。熊组长很严肃地对我说：妥善为你解决工作问题，我是从工作出发来考虑的。一个人，做人要有正气，走路要走正路，我们不做偷偷摸摸的事！
这一年冬天，熊组长调到另一个县去当县长了。他走得很匆忙。那几天我正在乡下采访，我得到消息的时候，他已经赴任了。
我取得国营正式职工的编制是两年之后的事。这两年里边，我没有再见到熊组长。但熊组长却一天也没有忘记我。每次有县委或县政府机关的同志在什么地方开会或出差碰见他，回来总要告诉我，熊组长又问起我的事了。熊组长的菩萨心肠把他们都感动了，简直让人难以理解一个人对另一个并无深刻关系的人何以关心到这种程度。我听了总要难受好些日子，我已经成为熊组长的一个沉重负担了。他担任县长的那个县是个穷县，大半在山区。他在那里有很好的政声。他的劳累和辛苦是可想而知的，他的人生不可能有多少轻松。却还要时时要为一个远在异地、跟自己毫无利害关系的极普通平凡的小人物的命运怀着忧虑！
因为《小镇上的将军》的发表和在全国获奖，1981年我从县文化馆被调回省城从事专业创作。临行前我专程去找熊组长所在的县向他辞行。他很高兴，留我在家里住了两天。那两天他正在县城开会，晚上我们聊到很晚。过去的事一句也没有谈，他跟我谈了很多县里文化建设上的事。他说这个县有好几个业余作者，很不错的，你以后有机会要多帮助他们。他所寄望于我的，并不是浅薄的世俗的“报恩”。他最大的欣慰是我真正能够在事业上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