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
白鹿原原在西安东郊。唐朝的白居易到这里闲游时写道：“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这道原东西长约七、八十华里，南北宽约四、五十华里。原的西坡下是浐河，北坡下是灞河。两条河水滋润了文学的想象与创造。
倘翻唐诗，便不可能避开灞陵。灞陵是长安送客的最后一站。所谓“灞浐别离肠已断”（唐武元衡），“灞桥攀折一何频”（唐裴说），“灞原风”、“灞陵雨”、“灞岸柳”，都是惜别的代词。灞陵自然是繁荣过的：“飒飒风叶下，遥遥烟景曛。灞陵无醉尉，谁滞李将军？”（初唐长孙无忌）灞原自然也是衰败过的：“浐曲雁飞下，秦原人葬回。丘坟与城阙，草树共尘埃。”（晚唐赵嘏）整个关中，整个灞原原本是一个千古不断的文化堆积。而这堆积不是僵死的，它必然要孕育出新的烂漫生命来。毫无疑问，将会有许多人来承担这光荣。
陈忠实应该是其中一个。
陈忠实祖居老屋的门前流过灞河，背倚着白鹿原。
事情的发生并没有什么异象，一切都像庄稼从黄土里长出来一样自然。生活并没有给陈忠实以“特别的厚爱”。作为农民的儿子，他从小割草拾柴。小学毕业后穿着一双没有后跟的烂布鞋，第一次走出家门，到历史名镇灞桥去投考中学。三十里砂石路把他的两只脚板磨得血肉模糊。整个中学时代一直从家里背馍上学。高中是在西安上的。背一周的馍步行到五十多里远的西安去读书。夏天馍长毛，冬天又冻成冰疙。高中毕业时为了照一张体面的毕业照，才第一次穿上洋布制服。然后他回乡当乡村民办教师，种地，同时痴迷于文学。这是一个有高中文化的青年很容易做出的选择。生活的唯一不同之处是把他造就成一个像祖辈一样刨土挖地的农民的同时给了他一种想成就文学事业的热望。没有电灯，没有钟表，他把墨水瓶改装成煤油灯。熬干了灯油即上炕睡觉。烧焦了头发、熏黑了鼻孔，落下了至今不能早眠的习惯。冬天笔尖冻成冰碴使他一筹莫展，夏天的酷热和蚊虫则使他几乎窒息。他“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然后有了越益丰硕的收获。几十年过去，他发表了“为数不少的中、短篇小说”，多次在全国获奖。但他觉得“从真实的文学意义上来审视便心虚”，觉得没有写出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四十四岁那年，他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心理危机，对即将来临的五十岁这个进入老年生命区段标志发生了强烈的恐惧，他“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他担心“万一身体发生不可救治的灾变，死时真的连一本给自己做枕头的书都没有”。这是“迷恋文学而不能移情的悲哀”；“正是在这种纯粹的个人兴趣的自我指向的悲哀中，激起了为自己做一本真的要告别世界也告别生命兴趣时可以做枕头的书的自信”。
事实上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在处于创作思想成熟并且极为活跃的高峰时期的作家心里，“一个重大的命题由开始产生到日趋激烈日趋深入”，那便是“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这个时候，《白鹿原》的基本构思刚刚完成，即将开笔起草。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充分地利用和珍惜五十岁前这五、六年的黄金岁月，把这个大命题的思考完成。”
当时的文坛，浮躁之风已开始日盛一日，痞邪之气正逐渐横行无忌；你要出国，我要下海，乱哄哄似没头苍蝇；东一个圈子，西一个山头，自我推销，互相“热炒”，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大师”、“超大师”争相崛起，“精品”、“巨作”层出不穷。鲁迅已经不是东西，《红楼梦》一不小心就弄了出来……“各种欲望膨胀成一股强大的浊流冲击所有大门窗户和每一个心扉”。已经成为陕西作协主要负责人的陈忠实静静地收拾了自己的行囊，带上他认为必须的哲学、文学书籍，以及他这之前收集整理的史料，静静地回到灞水河边已经完全破败的祖居的老屋。
这一次回归故园对陈忠实的一生无疑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他在后来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当新的一年的艳丽的太阳把阴坡上的积雪悄悄融化的时候，对生理不幸的畏怯心理完全被汹涌着的创造欲望彻底扫荡了。把那种只属于自己的独特体验倾泻出来展示出来，自信那种生命的和艺术的深沉而又鲜活的体验只属于自己，强烈的创造的欲望既使人心潮澎湃，又使人沉心静气，当我在草拟本上写下第一行字的时候，整个心理感觉已经进入我的父辈爷辈老老老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这是1988年4月1日。”
当年的白居易在白鹿原信马由缰的时候自喟“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市自营营”，一千年后的陈忠实那份超脱是有的，却没有那份闲适。他是负了写出民族秘史的沉重使命来穿越一条幽深漫长的似乎看不到尽头的历史隧道。
三十年后重新蜗居老屋，躲开了现代文明和城市喧嚣，连电视信号也因为高耸而陡峭的白鹿原坡的阻挡而无法接受。最近的汽车站离这个孤单的不足百户人家的村子还有七、八里土路，一旦下雨下雪，就几乎出不了门。他重新呼吸的是左邻右舍弥漫到屋院的柴烟。出门便是世居的族人和乡邻的熟识面孔，听他们抱怨天旱了雨涝了太失公道之类。
除了思想，他完全绝对地封闭了自己。他给自己立了三条约律：不再接受采访；不再关注对以往作品的评论；不参加应酬性的集会和活动（他后来说“三条约律拯救了我的长篇，也拯救了我的灵魂”）。从1988年春到1991年深冬，他全部记忆中最深刻的部分是孤清。冬天一只火炉夏天一盆凉水，他每天趴在一张小圆桌上，“连着喝掉一热水瓶酽茶，抽掉两包以上雪茄，渐渐进入了半个世纪前的生活氛围”。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小娥、黑娃……《白鹿原》上形形色色的人物从黑暗的历史深处一个个被召唤到他的面前，进入他的写作。此外，唯一的消遣是去河边散步，在院子里弄果木。甚至，夏天的夜晚爬上山坡，用手电筒在刺丛中捉蚂咋，而冬天，则放一把野火烧荒——
“我在无边的孤清中走出屋院，走出沉寂的村庄走向原坡。清冷的月光把柔媚洒遍沟坡，被风雨剥蚀冲刷形成的奇形怪状的沟壑峁梁的丑陋被月光抹平了。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走到一条陡坡下，枯死风干的茅草诱发起我的童趣。我点燃了茅草，由起初的两三点火苗哧溜哧溜向周围蔓延、眨眼就卷起半人高的火焰，迅疾地朝坡上席卷过去，同时又朝着东西两边蔓延；火势骤然腾空而起，翻跃着好高的烈焰；时而骤然降跌下来，柔弱的火苗舔着地皮艰难地流窜……遇到茅草尤其厚实的地段，火焰竟然呼啸起来，夹杂着噼噼啪啪地爆响……我在沟底坐下来，重新点燃一支烟。火焰照亮了沟坡上孤零零的一株榆树，夜栖的树杈里的什么鸟儿惊慌失措地拍响着翅膀飞逃了。山风把呛人的烟团卷过来，混合着黄蒿、薄荷和野艾燃烧的气味，苦涩中又透出清香。我沉醉在这北方冬夜的山野里了。纷繁的世界和纷繁的文坛似乎远不可及，得意及失意，激昂与颓废，新旗与旧帜，红脸与白脸，似乎都是另一个世界的属于昨天的故事而沉寂为化石了。”
这是生命的燃烧。因了这燃烧，灵魂也便升华。
整整四年，陈忠实领着《白鹿原》上三代人穿行过古原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烟云，让他们带着各自的生的欢乐和死的悲凉进入了最后的归宿。
作家实实在在地获得了预期的成功。《白鹿原》以其对民族精神和灵魂的空前规模和深刻准确的展示，激动了日见贫困庸俗乃至萎靡堕落的读书界。对它的成就和影响，再苛刻的人也难以漠视和否认。1998年，它终于获得国内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奖。陈忠实自然是欣慰的。为此，访问台湾的归途，他放弃了在香港作短暂逗留的计划，如期赶北京领奖。对一个寄望甚高、筚路蓝缕的作家，这欣慰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这次评奖，文坛上有种种说道，其实从来这类话题都近于无聊。从来就没有过没有局限的评奖，问题是人们自己无须把自己对作家作品的认识局限于某种评价，唯其是非为是非。许多获奖作品当时就被人淡忘，许多没有获奖的作品却早已深入人心，这样的事并不鲜见。《史记》和《红楼梦》都并没有评过奖，而我们不是同样一直在指望人们为新的《史记》、《红楼梦》的出现奋斗么！陈忠实作的正是这奋斗。为此他像野火一样燃烧了自己，并且发出呼啸。
珍惜这奋斗，珍惜这燃烧，珍惜这创造力和生机。一个民族倘泯灭了、失却了这奋斗、这燃烧、这创造力和生机，这民族的生命也便止息了。
这才是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所在。
（注：除唐诗外，文中的引文均见自陈忠实所著散文集《告别白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