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边走边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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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关于儿子

儿 子 出 生

生育当然不是婚姻的全部目的,但却是婚姻不可以迴避的主题之一。即使那些决定不生育的婚姻的双方,也依然以另一个角度遭遇了这个主题。

我的婚姻简单明了得像一张账单,各项必须的数字累积到相应的程度,便成为事实。

三十岁以前,我先是在农场插了八年队,接着在县级机关做了五年临时工,写各类报告、总结、新闻报道稿。这期间,有过娶妻的念头,也有过女孩愿意嫁给我。但我母亲教诫我,你还没有自立能力,不要害己害人。我从来对母亲的话奉若圣旨,接受这教诫对我并不困难,我也一直认为婚姻是一种责任,如果承担不起,就不该冒失。1976年,我得到一个国营职工自然减员顶替指标,成为正式国营工,有了铁饭碗。这是我所在单位许多善良人共同力争的结果。他们说,我们第一步是帮你得到工作,第二步,便是帮你成家。

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那个人很快就出现在我面前。第一次见面,她问我:为什么看上她。我回答:大家都说你好。我当然也觉得她好:朴实、安静、柔弱,比我小五六岁,以及相似的家境和经历——她所在的中学“文革”中从省城迁到农村,两年后她被从学校文艺宣传队召进县文工团,生活的艰难她应该不会陌生。

随后的一年多时间,我们都在攒钱。双方的家都无力帮助我们。那时候,我每月工资35元,留下15元吃饭,其余全部存起来。为此我不得不结束十年的吸烟史——想起戒烟之初的痛苦,我至今心有余悸。因为抽的都是极低劣的烟草,烟瘾也就尤其强烈。

1978年元旦前夕,两个单身男女的行李搬到了一起。同事帮忙找乡下木匠打了一张双人床,一张写字台和一个小衣柜,油漆是我按照一本参考书的的技术程序自己解决的。另外托人在上海给我妻子买了一件当时风行的丝棉袄,给我自己买了一件化纤面料因而很顶括的中山装——这件中山装几年后遭到一位上海名作家的嘲笑,我那几百元存款也便告罄。为了节省结婚的费用,也为了省去许多我无法适应的麻烦,我们对单位说我们回省城的老家去举行婚礼,到了省城,我们又对邻居说我们已经在县里结婚了,散了一些糖果,就算大功告成。

我们就这样成了家。也许草率了些,但我们对共同的生活却怀了不比任何人少的憧憬。这憧憬包括:要把我们也许微不足道的生命延续下去,要有孩子。

我对妻子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住所是寒呛的,但心是伟大的。

我们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婚后的生活。

很幸运的是我们一成家就有了自己的住房。是从原先住单身职工的宿舍隔出的两个半间,除此之外还有一小间堆杂物的小披厦。堆的都是单位基建剩下的线材。我用了好几天时间把它们码放整齐(成捆的线材很沉重,平时我一个人绝对搬不动),空出的地方便作了厨房兼餐室。

住房在一条乡间小河的岸边,河的这一段较为宽且深。岸壁是葳蕤的水草,时有虫鸣和鸟雀的啾啁。旧房子有地板。我们把地板连同门、窗刷洗得木纹毕现。镇上没有煤球店。为了备足燃料,我头天买了一卡车煤粉,第二天从早上五点开始,去河边挖了上十板车黄土,然后同煤粉调和,做成煤饼。是大夏天,我穿着裤衩,在烈日里整整曝晒了一天。到傍晚,煤饼摊满了整整一个篮球场。三年后,当我们全家迁离小镇,那些煤饼还没有烧完。我们的家在我所在单位的院子里,妻子上下班则要走很远的一段路。炊事自然由我的来担当。生炉子、买菜、洗菜、做饭、洗涮,我包下了全部作业。尽可能增加她的休息时间。除了爱惜,我得承认,我的勤勉里还包含着一种期待:妻子将要怀孕。

起先,我们双方都对此怀了十足的信心。我们都十足的健康,热爱并且渴望生命。然而,半年过去,妻子却毫无动静。周围好心的人们开始投过来关切的目光。年长的人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们要加班加点啊。”

我们开始认真起来。每到妻子例假将近的日子,我们便格外紧张。一声“来了”,我的心便“咯噔”一响,仿佛落下深谷。我们由此开始了严峻的探讨:为什么?

这问题像梦魇一样纠缠住了我们。妻子甚至有些疑神疑鬼了:是不是我们的婚事办得太潦草了?有一次早上起床前,我们半躺在床头,妻子忽然发现被面是两块料子拼接起来而不是整幅的,轻轻碰碰我,问:这是不是不好?我们于是立刻行动,更换了那床被面。到了婚后第九个月,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生育能力。我在插队时感染过血吸虫病。当时有一篇著名的《三字经》:“血吸虫,害人精,男不长,女不生……”而今听来像是咒语。但县里的医生肯定地说,我所受的感染绝没有严重到影响生育的程度。我于是陪妻子到省城去作妇科检查。检查的结果依旧同县医院无异。医生出主意说,等即将来临的例假干净后作一次子宫清理,也许便于受精卵着床。

“例假”却迟迟不至。我们提心吊胆地煎熬了又一个月,“例假”仍然没有来,而妻子却越来越频繁地恶心,呕吐有时甚至晕厥。

有一天上班时间接到妻子同事打来的电话,让我立刻到县医院去。我妻子上班时突然昏倒,已经被送到医院。

医院的结论很简单明确:是严重的妊娠反应。

我用自行车极小心地载妻子回家。那天中午她很踏实地早早睡了,脸色苍白,显得疲惫,但嘴角含着有些娇气的宽心的笑。

我没有午睡。静静地坐在离她不远的窗口。窗外,灿烂的阳光照耀着蜿蜒流向远处的河。河水、河两岸的草和树,都闪闪发亮。

我在心里反反复复地说:我要做父亲了。

同我一样,妻子家境不好,吃着苦长大。14岁,正是发育的时候,学校迁到农村,在大食堂里吃很粗糙的学生伙食。妻子的身体因此很弱。怀孕几乎成为一种对她的摧残。妊娠后期,终于发生医生曾经预料过的妊娠中毒症。县里的医生们会诊后说,只有到省城大医院去,或可保住母或子。我和妻子单位的头都催我们:快去省城,放心,不扣工资。

到省城的当天妻子就住进了医院。她脸上毫无血色,布满了黑斑,嘴唇发乌,眼睛因恐慌而失神。她整天都紧紧拉住我的手,欲哭无泪。

在我已经经历过的无数艰难困苦的日子,我从没有祈求过命运或别的什么不可知的力量,我只相信自己。但现在我却变得软弱,我在心里反反复复说:“我们都是好人,我们从来没有伤害过谁,也永远不会伤害谁,愿老天保佑我们!”表面上,我尽力挤出笑容,对妻子说:“没有事的。以镇上老人的经验,怀孕时苦吃得大,是生儿子的征兆。”

我们婚后偶尔谈论过生男生女一类的问题。在小镇的环境中,妻子自然渴望生一个男孩。这是我能觉察出来的。我于是说我愿你生一个女儿,女孩乖,比男孩听话,是妈妈的小棉袄,将来我成了岳父也有人给我送点茶叶之类。我说得很认真,表决心似的。这样,妻子就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但我心里,却喜欢一个男孩。从小学到初中毕业,我最好的朋友几乎全都是班上最调皮捣蛋的男孩。

妻子病房的主治大夫姓关,是一位高大的北方女人,有一张男人般的轮廓分明的脸,显得决断而有力,令人信任。她对我们两个可怜巴巴的乡下人说:“没事的,过几天就好了,这情况我见多了,算不了什么。”

这是福音。

几天之后,妻子的血压果然逐渐回落。关大夫让我扶她起来做一些小小散步,以减少分娩时的困难。

分娩的那天来得很突然。

当时我正在省城的家里做午饭,妻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她是从医院里步行来的,有几十分钟的路程。在这几十分钟的时间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她说她在病床上忽然觉得腹部有些不适,一下没看到我,就找来了,她问我该怎么办。

我的头“轰”地一响。感到不适,应该在医院里找护士、找医生,怎么先来找我呢。我正愣怔着,妻子又说:“我怕是要生了,我怕你不在我身边。”

那个中午,我们身边除了我们自己再没有别人。我完全手足无措,说:“你快回医院,我就来。”

妻子转身走了。我忙忙乱乱地把锅子从火炉上端下来,用一大瓢水把炉火扑灭,随即就向医院冲去。事后我才知道,妻子从医院回家的路上,羊水已经破了。

中午,医院静静的。我冲进护士值班室,值班的人告诉我,你老婆已经进了产房。我冲向产房,在门口被人堵住,那人说,你老婆刚刚在这里作了检查,转到手术室去了。

手术室在楼上。我去揿电梯,电梯没有立即打开。我便扑向楼梯,飞奔而上。

在楼梯的半腰,我听到一声空谷长啸。

从此我们这个卑微的家多了一份强劲有力的明亮,多了一份生机勃勃的希望。而这个熙攘纷扰的世界上,多了一份无可阻挡的律动!

妻子是剖腹产。关大夫做的手术。她事后让我在手术单上签字的时候,说:“对不起,是我给你做的主。你妻子血压太高,自然分娩是危险的。”

我们全家终生都感激这位敢作敢为的关大夫。

手术后的妻子昏昏沉沉地睡着,我把她从担架床上托起,轻轻地放到产妇的床上。她原本笨重的身体变得轻盈,我毫不费力地就托起了她。她很虚弱,又很强大。她完成了一个壮举。因为这个壮举,世界人口的统计数字需要更改,一个平面的家庭变成了立体的家庭。她疲惫然而宁静。这宁静是因为巨大的满足。

我一直守在她床边。醒来的时候,妻子说:“是个男孩。”我说,“我晓得,医生告诉我了。你安心睡吧。”妻子又说:“我没看清他的样子。”我们当时是那样强烈地想要见到儿子。但是医生不让。儿子在婴儿室接受看护。

三天后,护士把我们的儿子抱来了。儿子竟是那样老成,头发又黑又长又浓,一点不像才出生三天的婴儿。儿子睁大眼睛,平静地看着我们,看着这世界,像一个君王一样坦然,一副万物皆备于我的神态。

我把儿子放在妻子的枕边,轻轻地说:

“儿子,你要记住。”

我的两只手臂垫在儿子的身体下面,就那样睡着了。四天来,我是第一次沉沉地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