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的写作和平庸的快乐
1.写作的理由
写了二十年小说，回头看看，乏善可陈，影响了了，说心里不觉得落寞，是假的。大前年在新疆，遇到一个已经当了宾馆老总的上海“老三届”，说最早看过《小镇上的将军》，因为当时小说正时髦着。后来就再没有读过我的小说。他觉得像我这样的作家似乎已无存在的必要了。他并没有贬损我的意思，相反充满了同情。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去年在四川，一个小女孩记者在完成了采访任务后，偶然发现我也是来参加笔会的，也颇为我遗憾，问我是不是还觉得有写作的必要。我这次真正地深切地发现：我的写作所属于的那个时代已经十分久远了。
此前，早已有过因为各种原因接触的人对我颇觉不解：那些平庸的写作当宣传品嫌沉闷，领导部门难以表彰；上市场又肯定没有发行量，读者也不认账；就是在行业里，也上不了排行榜、进不了若干强，评家不评、选家不选、出版社不出。那你还有什么写头呢？
而在事实上，我依旧并没有停止写作，我不能不检讨，那写作的理由是什么？
检讨的结果，我发现事情其实很简单：写作已经成了我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除了吃喝拉撒睡和写作，我事实上已没有更多的生活内容。对我来说，写作是生活的一种必须的方式，是活着的一个必要证据，是存在的一个基本理由。只要还有一家刊物约稿，只要我还能写字，我大约就会一直写下去。至于有没有人看，看了说好说歹，我只能是被动和无奈的，也就懒得操心了。操心了又能怎样呢？
2.其他的选择
时间过得真快，现在回想起来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身边的许多朋友纷纷背井离乡，往特区谋职，时谓之“孔雀东南飞”。其中熟识的或并不熟识只是怀了信赖的在作决定前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一律尽全力鼓励。对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来说，生存毕竟是第一要务。他们在此之前的对文学的热衷，也更多的是出于生存的考虑。既然有比“著书”更好的谋“稻粮”的去处，还犹豫什么！
大约是五年前，我去广州看上学的儿子，偶然遇见几位早年南下淘金的“学生”，听说我还在写小说，惊叫起来，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说以我的能力当初要是出来，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依旧留在温饱线上。他们而今最不济的都买了车置了房握了大把股票。
我很为他们高兴，却无悔意。我知道他们的财富起码不会是逛马路的时候捡来的。也许是出于礼貌，他们对我的能力估计过高。且不谈创业打拼的辛苦，仅仅是想到一旦换个地方必然要搬家这件事，我就会立刻打消一切妄念。
其实不搬家远徙也未必没有写作之外的致富方式。我有个朋友是做广告的，常让我参与策划设计。他的业务做得不错，岁入百万。但我的参与全凭兴之所致，不取分文。次数多了，朋友颇不过意，建议我或加盟或干脆自己注册一家广告公司，能不能暴富不保证，但至少来钱会比我现在这样写小说多得多，也快得多。
“那么饭局呢？”我问。
朋友立刻笑起来。他知道我除了朋友之外，不得已陪生人吃饭几近于受刑，而开广告公司哪能少了饭局？更不用说四面磕头，上下打点了。
实在说，这么多年，作其他职业选择的机会还是多的。但一种生活方式既成习惯，要改变是太难了。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惰性十足的动物。小时候看过俄国人写的奥勃洛莫夫，当时不是太懂。现在想起来，除了不是贵族，我简直就是那位著名的俄国懒虫的中国版。
即便是跟写作有直接关系的事，只要听说需要与写作无关的活动，我立刻就死了那份心。我对自己的写作状态再清醒不过，属于一壶水烧出了一点响动却永远不开的那种。我给自己的一本书写的序描述为“论质则野，论文则史；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高也不成，低也不就；爹也不亲，娘也不疼；满纸庸言，四面尴尬”。自以为很准确。文坛上许多风光的事，比如采风、笔会、出国、评奖、进名人主编的丛书和名人主持的评介专栏，等等，都不是我可以企及的。偶尔被想起也是凑数而已。所以我从不作指望。让人关照上了，受宠若惊，欣欣然；没人关照，也心安理得，安分自在。
我很安于自己的这种惰性，视其为自己精神上的一种优越。因为深知其存在，我对自己便不抱太大的期望，自然也就不会有太多的失望。我写着，我活着，这个事实本身就足够愉快了。我很清楚地知道，现代型生活固然美好，但享受它却是一种能力。日日美食，夜夜笙歌，没有非凡的肠胃和精力，纵然富可敌国，也只能徒呼奈何。
3.子非鱼
只要没有外出旅行，我几乎所有的日子都锁在门后爬格子。很多年下来，许多人以为我蒸发了，或是觉得我成了幽闭自己的苦行僧。我有一次走出办公室，路上遇见一个同事，他已经吃过饭去赴牌局，见我这么晚才回家，他凑近我的脸，仔细审视一番，语重心长地说：
“兄弟，千万想开些。”
回家照镜子，并没有觉得人比黄花瘦。于是问老婆，回答是：做梦吧！想想平日穿脱，从没有觉得怎样的衣带渐宽，果真能为什么消得人憔悴倒是一种保健了。不由一笑：同事的那份关切，显然是想当然的结果。
的确，像我这样无所用心又无所作为的写作，要想弄到形容枯槁，气血两亏，弄出个植物性神经紊乱之类的风雅的毛病，也是谈何容易！
我之所以专注于写作，并非因为那是穷途末路的唯一选择，更与令人起敬的悲壮献身搭不上边。我写作的全部动力只在于我在其中找到了一种乐子。我从那乐子里得到的快感跟从儿戏中得到的快感毫无两样。从小我喜欢过画画，后来又喜欢过树根、石头、雕塑、书法，虽然都不成样子，只能让朋友笑纳，但我乐此不疲。我之所以喜欢，是因为我由此似乎回到了单纯痴迷的童年。
写作快乐的内在丰富性比所有那些更为直接。一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凭借直接和间接的经验重新造一个合乎自己愿望的世界，等于上帝创世纪；二是在那个虚构的世界里，悲欢离合，生老病死，臧否是非，惩恶扬善，一切可以由自己说了算；三是在那些白日梦中自己的一切欲望都可以得到最充分的满足，几近于自慰；四是文字组织本身由混乱到清晰、由繁杂到简洁、乃至莫名其妙跑出来的一句自以为得意的话表现出来的某种程度的小聪明，可以充分满足自恋的要求。
沾上电脑之后，我更是如拥美人。对于电脑我从极端排斥到极端着迷，只用了一个上午。用电脑进行文字处理的干净和整洁极大地满足了我的洁癖；电邮和查资料的快捷正适应了我的凡事全无耐心。
近年来恐惧电脑的种种呼吁越来越甚。其实，对文字的迷恋跟对电脑的迷恋，其快感机制完全是一样的。只不过文字组织或许更多些创造的主动性和更富于情感，因而卫生和健康得多。所以有人以为是受罪，不过是因为他没有深入其中而已。
这样的快乐其实不足为外人道，道了也没人信。不久前，一个香港艺人跳楼自戕，一位善良朋友受了触动，特地在电话里反复规劝我“出来散散心”，他的口气，似乎认定我患了抑郁症，有自闭倾向，我越解释，他越觉得我偏执。我只好缄口，随他长吁短叹了。
也因此想起两个著名古人的一场抬杠：
一个说水里的鱼很快乐。一个说你不是鱼，怎么晓得鱼快乐。于是说鱼快乐的那位说：你不是我，怎么晓得我不晓得鱼快乐。
如此抬杠，有点像绕口令。
还是农民的话实在：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的脚晓得。
4.幽默一种
上世纪80年代初一起出道并且当时颇被看好的同行，而今许多早已风流云散。其中完全改行的不必说了，就是靠写官员访谈，为富翁立传，办白领杂志，作企业形象包装中介而获得政治上发达、经济上发财的也大有人在。
很多年来，大家各忙各的事，再无往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偶尔相遇，已成路人。对所有与时俱进的先前的同行我只能是一面不胜羡慕，一面自愧弗如。像我这样良不良莠不莠地龟缩一隅，应该早被春风得意的时代骄子们遗忘。做梦也想不到还会有幸被他们在背后时常提起，并且那提起还不是怜悯，而是酸溜溜的嘲讽，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无所不用其极的诋毁。
这使我大觉意外。意外之余，便有了对嫉妒者的同情——这也许有些可笑，也由此悟到一些写作上的道理。
写作原是一种命运。有些人天生就是为写作来到这个世界的，中间因为种种考量另择了他途，心里那根筋却始终别不过去。以至于身心分离，无论写作之外的怎样的发达和发财，都难以使二者平衡。终至成为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
非议一个没有像样成绩却还傻乎乎地自得其乐的人，也许可以使心里那点难言的痛楚暂时得到一点缓解，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相反，嫉妒的怒火只能烧伤嫉妒者自己。彻底的解决办法似乎是从繁华世事中及早抽身，回到原始的出发点。但已经从写作之外获得和只要持续发展还会获得的一切岂是那么容易放弃的？如果真是那么容易放弃，当初又何必那么义无反顾地追求？
拿得起放得下的大智大勇者肯定有，但我见到的不多。较多的情形倒是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焦虑里煎熬，其中煎熬得特别苦的便不免失态而怨天尤人。真是苦海无边。
我因此而庆幸自己在各样诱惑面前总算保持住了当时未必那么坚定的清醒。日子过得也许有些寂寞，有些平淡，有些清寒，但也有难得的安静，难得的轻松，难得的随意，无事“行到水穷处”，有闲“坐看云起时”。
有一次跟我那位开广告公司的朋友聊天，讲起甲乙两个渔夫的故事。甲只要能活着就老在沙滩上晒太阳。乙很勤劳并以此规劝甲。甲问乙勤劳的目的，乙说积攒钱财，由一条船增加到多条船，把木船换成轮船，然后开轮船公司，然后到海边来造别墅，然后住进别墅，到沙滩上来晒太阳。甲笑道：“我现在就在晒太阳。”
这当然是一种未必严谨的哲学清谈，不好做社会经济学的追究，但于文学却也许不无裨益。
朋友初以为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表现自己视钱财如粪土的清高。我笑道：“你错了，世界上哪有视钱财如粪土的人？首先我必须为衣食无忧尽力工作，其次才是拿想象中的百万岁入去买安生自在。”
我以为这种交换是值得的。
何况在那安生自在里还有一种意外的风景，比方嫉妒之类，可以当做一种幽默、一种对写作的另类犒劳来享受。最重要的是因此可以加倍地提高对自己所选择的虽然平庸却也终归是一种人生的写作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