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聚奎
1936年10月，我在红三十一军任参谋长，由于连续冒雨行军患感冒，高烧不止，萧克军长派一个排护送我去四方面军卫生部总医院就医。我躺在担架上，昏昏沉沉地随总部直属队过了黄河。相继渡河的部队有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所率之三十军、九军、五军（原一方面军五军团）共两万余众，这就是有名的西路军。
我病稍好后即去九军任参谋长。在冰天雪地里，西路军沿河西走廊向甘西行进，与马家军苦战数月，经历了一系列惨烈的战斗，于1937年3月中旬遭到最后失败。余部分东西两路，在祁连山区艰难转战。
我们这一路被敌人打散，部分同志化装潜行，零星返回陕北根据地。
祁连山中
初春时节，江南正是草长莺飞，而地处西北高原的祁连山，却披冰戴雪，人迹罕至，飞鸟无踪，我们这支三四百人的队伍，艰难地向东行进。我和徐太先同志走在队尾，负责收容掉队人员。天黑，路险，风寒，人倦，走着走着，前面的队伍停了下来，我上去询问，原来是和主队失掉了联系。我要大家赶快走。队伍继续前进，但掉队的人越来越多。
走到天亮时，我们还没有追上主队，敌人已开始搜山，我们只好疏散到树林里隐蔽。极度的饥渴、疲劳，使人像散了架一样，倒在地上就睡着了。醒来时已是下午，我查看了一下，周围只有我和朱良才、方强、徐太先及十几个战士，队伍失散了。
我们十几个人在祁连山里转来转去，与敌人周旋了四五天。没有饭吃，只好把战马杀了，连骨头带肉架在柴火上烤一下，带着血吃；没有水喝，就抓一把积雪，啃一口冰凌……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即使不被敌人抓去，也会饿死、冻死，因此，我们决定下山，到平川里去探探。
拂晓，我们摸到山脚下一个叫水源的村子边水源村：位于张掖市甘州区西南部黑河口东岸，地近龙首堡，今为龙渠乡属地。，发现村里已驻有敌人。我们看看天色渐明，没有地方隐蔽，只得又回到山上。爬到半山坡，我们在一块枯草坪上喘息了一下。我向大家提议，山下的敌人白天可能搜山，大家还得往高处爬，疏散隐蔽在石缝草丛间，不能让敌人都捉去，天黑后再到这里集合。同志们三三两两地散去了，我带着警卫员一直爬到山尖尖上，那里兀立着一块硕大的岩石，岩中凹部生出几株小树，我俩翻进凹部，紧贴小树隐蔽起来。
日头升高了，山中依稀可以听到敌人搜山的马嘶声、人吼声和零星的枪声，一直闹腾到日头偏西。挨到黄昏，我和警卫员下到半山坡的那块小草坪集合，却不见其他同志。我俩担心地四处寻找，始终不见踪影，看来凶多吉少。
这时，残阳夕照，把群山笼罩在一片血色中。我一面等待天黑，一面陷入沉思：我从1928年秋参加平江暴动投身红军之日起，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战斗，既打过痛快淋漓的歼灭战，也打过仓促失措的遭遇战，打过胜仗，也遭受过挫折，但我从来还没碰到过被敌人吃掉一个整连、一个整营的事情，如今我却经历了西路军惨遭失败的全过程。九军兵殇古浪，损失逾半；五军失守高台，董振堂以下两千余人壮烈殉难；倪家营子大血战，全军仅剩千把人据红四方面军战史等史料记载，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时，尚余八九千人，退入祁连山后又与马家军数次激战，到石窝分兵时，已不满三千人。
石窝分兵，部队失散。西路军全军覆灭的惨烈景象，像整座祁连山压在我的心头，沉重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但是，我并没有被压垮。
望着渐渐落山的残阳，我心中生出一个念头：太阳有落就有升，西路军是失败了，但革命没有完，党中央还在，河东红军还在，西路军的指战员不会被捕尽杀绝。到河东去，找党中央去，找红军去！我站起身，带着警卫员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
马家“副官”
我和警卫员从祁连山下来，沿着山边行走。在夜幕的掩护下，我们走近一个村子，在一座独立小屋前停下。据经验推断，那些孤零零被甩在村边的小屋，一般都是穷苦人家。我们叩开门，一位身穿破羊皮筒的老乡把我们让进屋，告诉我：“马家军盘查得正紧，见到红军就抓。你们这样走可不行。”
我试探地同他商量：“我们穿军装走路不方便，你能不能给换身衣裳？”老乡看看自己身上满是窟窿的破羊皮袄，有些为难地说：“我家穷，这衣服太腌臜了。”我连忙说：“没关系，越破越好。”老乡拿出衣服跟我们调换了。他给我一身满是窟窿的皮筒子和一件光板子山羊皮大衣，我把棉军装和一件羔皮大衣留给他，老乡又给了我一顶西北农民特有的毡帽子。
这一装扮，再拿上根棍子，倒真有几分像叫花子。
拂晓时，我们两个“叫花子”走到一座庙前。小庙残破不堪，看样子早已断了香火，我们准备白天隐蔽在这里。推开门，只见里面躺着两个形干骨瘦的人在抽大烟，要退出去显然不可能了，我掏出旱烟斗凑上去，借着他们的火抽起来。
这两个人冲我们打量了一番，问道：“二位是红军吧？”我们承认是红军。他俩抽罢大烟，非要拉我们到家里吃饭去。我们跟着其中的一个进了他家。饭后，我们正要谢别主人，那人一步拦在门前，说：“二位跟我走一趟吧。”“到哪儿去？”我问道。“上马家去！”说着，他找出一张纸问我们：“你们识字吗？”我跟警卫员交换了一下眼色，异口同声地说：“不识字。”那人把那张纸拿到我的眼前，提高声调说：“好好看看，我是马家的副官，跟我走一趟吧！”我向纸上扫了几行，看出来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副官，那上面倒写着他因违犯马家队伍的“军纪”而被除名的事。我看出这家伙是在敲竹杠，就对他说：“这样吧，我身上只有两块钱，给你一块，你就放我们走。”这钱还是我参加红军后积存下来的伙食尾子。那家伙思忖起来。我示意警卫员先走， 因为他的脚被冻坏了，行走迟缓。我做好了同那家伙拼打的准备，一旦他再拦我，我就不客气地给他一棍子。那位马家“副官”大概看我们确实没有油水可榨，便将两块钱一把抓过，放我走了。
我们迅速脱离了这块地方。警卫员的脚却烂得实在走不动了。晚上，我扶着他走进一户穷苦人家，这家老乡同情红军的遭遇，冒着风险收留了他。我告别了警卫员，一个人继续过着逃荒要饭的生活。以后，我始终惦记着那个警卫员，曾多方打听他的下落，却一直杳无音讯。
三遇敌骑
自从西路军惨遭失败后，一向骄横强悍的马家军更加嚣张，他们从酒泉到武威，沿整个河西走廊撒开了一张密密实实的大网，派出许多支骑兵分队，到处搜捕我军人员，不少同志被敌人捕去，惨遭杀害。摆在我面前的就是这样一条布满艰险的道路。
我沿着河西走廊北侧向东走，这里时而是岩石裸露的山地，时而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卧龙般的古长城蜿蜒起伏，自西向东延伸。我每夜凭借指北针，摸黑走上二三十里路，白天则找个地方隐蔽起来。
一天，我在永昌以西30里的水磨沟附近隐蔽下来。黄昏即将到来，我估计搜索了一天的敌人该收兵回营了。为了早些赶路，就从隐蔽地出来，贴近长城边行走。古长城像一道屏障，为我挡住了左侧，我一面警惕地观察，一面匆匆赶路。前面要拐弯了，我想，如果有敌人拐过来，当面撞上，就会来不及闪开，立刻向路旁的沟里奔去。就在我下到沟底时，转弯处果真来了五个骑兵，我弯下腰装作拔草，敌兵看了看，没有过来盘问就走了。
从此，我小心地避开大路，专拣小道走。在永昌至武威间的地方，我又一次险入虎口。那天，我路过一个村子，一条大路从村北擦过，我从村南的小道往东走。眼看就要出村，只剩下最后一座房子了。我谨慎地先探头张望，只见两个骑兵顺着大路跑来。回去，躲闪，都可能引起敌人的怀疑。怎么办？恰好这时村南的地里有头毛驴，我急中生智，装作赶毛驴的样子，一边吆喝，一边走开了。
武威以东，敌人搜索不那么紧了，只要离开大路，白天也可以走。这天，我正走近一个羊群边，回头一望，西边烟尘滚滚，由远而近。我问牧羊人：“那边是不是来了骑兵？”他看看西边，又看看我，说：“是马家队伍来了，你快走吧！”我对他说：“不要紧，请你把羊向南赶一下。”我们一起赶着羊群走着。等我们走出两三百米远的时候，敌人二十多个骑兵疾驰而过，我第三次脱险了。
在河西走廊的一个多月里，我过着昼伏夜行、风餐露宿的野地生活。每天一早一晚，我乘着无人悄悄跑到村边，敲开一座小房，讨些吃的。那些穷苦百姓实在好，他们正处在春荒时节，自己明明吃不饱，却总是给我一碗稀饭或炒面。靠着他们的接济，我才能够支撑下来。
东渡黄河
终于有一天，我走到了黄河边。那天晚上，我在路上意外地遇到红三十军的三个战士，我们结伴而行。天放亮时，来到黄河边的一个小村旁。滚滚的黄河劈开峡谷，奔涌向前，没有渡船和熟练的船夫，根本别想过河。
我们走到黄河岸边，有一条渡船停在对岸。船夫隔河向我们喊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