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金元
红柳园血战以后，红军部队突围，主力向新疆方向走去，赶不上大部队的伤病员及体弱的同志，三五成群散布在戈壁滩上，有的继续西行，有的躺在沙滩上喘息。和我一起的有三人，都是四川老乡，一个叫汪永山，是红三十军供给部的；一个叫冯绍宪，和我都是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的。茫茫的大戈壁滩上无吃无喝，就结伴而行。由于冯绍宪脚部受伤较重，走了两天多，还在沙窝里转。第三天，在一个有水的地方停下来休息，我们三个商量，决定向东走，回延安。我们白天躲藏，黑夜顺着电线杆子向东南走，又走了两天多时间，来到安西县城西北的疏勒河（又称北大河）边。
4月的北大河，河水冰冷，我们找来个树枝探了一下，水有三尺多深，于是我们就脱掉衣裤淌了过来。到了河南岸，极目望去，空无一人，尘埃中依稀看见一个低矮的圆土包，就慢慢地向土包走去。原来这是一座破烂的砖窑，我们挤了进去，准备在里面休息。这时，我们已经四天没有吃东西了，又饥又渴。我说，就算今天晚上挨过去，明天咋办？不如趁天黑找户人家，要些吃的。汪永山他们都同意，我们就沿北大河南岸向东走去。
我们来到一个叫“四工”的村子。在离河不远的地方，有几座低矮的土屋。冯绍宪蹲在墙外作掩护，我和汪永山摸进院子，叫开房门，要吃的。我们向主人说明来意，这家老人说：“面没有了，有些黄米，给你们做米饭吃吧。”一会儿，一锅黄米饭煮熟了，我们三个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一锅米饭。吃过饭，我们向老人了解敌情，老人说：“这里离县城近，马家兵搜查很紧，你们不能停留。”我们一听，准备出门赶路，老人又叫住说：“你们穿这样的衣服出去，别人一看就知道你们是红军，还不是送到狼嘴上的羊。待我找几件旧衣服你们换上。
”老人又说：“从这里向南是芨芨草滩，一直走到十工，翻过山到踏实或东巴兔踏实：乡镇名，位于安西县东南部，距县城约38公里。东巴兔：地名，位于安西县西南部，今为乡。去，这一路比较安全。”临走时，老人又给我们装了一些黄米，送我们出门。
我们三个人边走边商量，同意老人的意见，先去踏实住一些时候再说。冯绍宪对我说：“我们衣服虽然换了，但你背的公文皮包影响太大，别人一看就知道是红军的东西。不如送给老乡或扔掉，还有你的姓名，也容易暴露，大西北哪有姓苟的？”我听了他的话，就从那天起改为王子玉，至于公文皮包，那是我的心爱之物，怎么也舍不得丢。
说起这个公文皮包，它的来历很不平凡，很有纪念意义。那是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经过长征，在甘肃省会宁胜利会师，历尽千辛万苦的红军指战员们见了面，无不欢腾鼓舞。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举行了盛大的会师庆祝大会，一方面军的同志将准备好的大量毛衣、毛袜、毛手套和粮肉蔬菜等，送给了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也倾其所有，给一方面军的战友们赠送纪念品。当时，一方面军的战友刘玉同志，把他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带过来的一个公文皮包赠给了我，我赠给他长征时从四川带过来的一个牛皮笔记本。自此，这个公文皮包就随我渡过黄河。在浴血奋战河西走廊的日子里，第二六七团的许多文件和材料，就是装在这个公文皮包里，由我背着。它既是我们红军战士无产阶级友谊的珍贵纪念，也是我转战千里河西的见证，怎么能丢弃呢？汪永山说：“那就把公文包埋起来，等革命胜利了，再找来把它挖出来。”我经过思想上的斗争，为了安全起见，就同意了他的意见。我们又来到北大河河边的破砖窑里，用手刨了个坑，将包好的公文皮包掩埋了。
此时已是夜深时分了，我们趁天黑向南赶路，第二天日将偏西时，来到了十工与九南之间的地方，发现前面有一条通向敦煌的公路，路上不时有人马通过。我们不敢过路，就在一条草沟里蹲下。日落后越过公路，进入截山截山：位于安西县城与踏实乡之间，是一处高百米左右的矮山丘陵地带，东西长约50公里，南北宽约10公里。
，天亮时上了截山头，从八棱墩山口出山。出山后发现了一条小河，河水从东向西流。我们高兴极了，就在河边洗脸、洗脚、喝水，拾柴烧火，用脸盆做黄米饭吃。三个人在小河边吃了一顿黄米饭，休息了一会儿，三个人的肚子都痛开了，原来，这条小河叫黄水沟，水的碱性太大。我们的肚子痛，就是由碱水引起的。我们在这里继续休息，等肚子稍有好转，就向踏实方向走去，天亮到达破城子西南的风蚀地，在一个叫景家窑的破窑洞里住了下来。
破城子是戈壁滩边边上的一处小村庄，农民们正忙于春种。我们到村边的一个小户人家要饭，这家老人叫景有春，当地人叫他景鞋匠，也是穷人家。老人连忙做饭，我们吃过后给了他一块银元。老人说：“现在查得紧，很危险，你们再不要来了，我每天晚上给你们送饭去。”
我们三个人在三四里外的一个窑房住了近一月时间，这位老人每天给我们送饭吃，使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光。
转眼到了6月，冯绍宪、汪永山执意要回四川，我们挥泪分别了。我在窖房中又住了半个月，景有春老人说：“现在马家兵不追查了，你就到我家住吧！”我到他家后，帮他干点零活，住了一个多月，景老说：“我家情况不好，我给你介绍个人家做活做活：给别人打短工或打长工。去吧。”他把我介绍到新沟李家。这家家境好一些，种20多亩地，我就给他们做短工，锄草、犁地什么农活都干。
干到秋9月，李家要我给县政府送公柴。我赶着大轱辘牛车到了县城，交完公柴后住在旅店里，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觉，心里老惦念着那个公文皮包。到半夜时分，我偷偷地来到北大河旁，找到那个破砖窑，挖出了公文包，天亮前回到旅店，第二天返回了新沟李家。后来，我在桥子、踏实一带做小买卖，以货郎担为生。
1949年9月28日安西县解放，10月7日安西县人民政府成立。我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到县政府报到，见到了参加建政工作的解放军同志，心情格外激动，便要求重新参加革命工作。县上领导很快批准了我的请示，并让我参加接管国民党县政府的工作。12月，县上分配我到桥踏区桥踏区：解放初期建立的区级政权机构，位于安西县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辖地分置为桥子乡和踏实乡。
任民政助理员，1952年升任副区长，1956年调任县供销社主任。1966年四清运动中，我把名字又改回来，仍叫苟金元。
公元2001年2月23日，我把珍藏了60多年的公文皮包捐献给安西县博物馆，作为激励后人继承和发扬红西路军艰苦斗争、不怕一切艰难险阻的革命精神的活教材。这个皮包后被中央文物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我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热泪盈眶，为我能够保存了一件革命文物而欣慰。
苟金元同志，四川省人，生于1915年，1933年参加红军，1936年10月参加西征，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团部文书。西路军失败后流落安西。解放后历任安西县区政府助理员、副区长，县供销社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