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学者舒芜要说老学者舒芜先生“著名”，我国知识界的人大概都会默认。建国后，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工作，著作颇丰，学问堪称一流。遗憾的是，由于1955年舒芜写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导致一桩震惊全国的大冤案，他的人品为此多年遭到非议。而持不同看法的亦有人在，文学大家聂绀弩在1982年9月3日致舒芜的信中这样写道：“一个卅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中共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我那时已50多岁，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
作者和舒芜平心而论，我十分敬重已故的聂老，但对他这番“一家之言”又不敢苟同。作为小字辈，我没资格也没打算评议这一“历史公案”，只是想借采访舒先生这位“有争议的文化人”之机，真实、客观地记录他下放咸宁干校的生活经历。于是，在一个月色凉如水的秋夜，我走进了舒先生的书斋“碧空楼”。
老学者舒芜坐在我面前的舒先生，实在是个再平凡不过的孤老头儿。他的夫人陈沅芷早在“文革”之初的大风暴中被迫害致死，现在的生活主要由小女儿方竹照料。我知晓舒先生乃安徽桐城派学人之后，对关于文化的话题一定会感兴趣，便直奔主题，介绍起鄂南宣传干校文化人的缘起和进展。老人认真地听完后，马上表示赞同：“你们的工作有意义。我在十年前就有个想法，如果能通盘考虑，每个省定出一两个有独特文化意义的文化城，迅速建起来供人们欣赏研究，让后代从此长期生活在一种文化氛围中，这种投资不会太大，但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巨大，自会有力地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现在咸宁开发向阳湖人文资源，我看目的是避免今后不再发生类似‘文革’的事件，也可以借用一句鲁迅的话，叫‘为了忘却的纪念’。”
我随手笔记时在这七字名言下标上了着重号。随着舒先生的叙述，近两个小时下来，我又和几位平日敬仰的人物“幸会”，并感受了他们旧日的酸楚。以下便是老学者为我展示的一组“蒙太奇”：
“冯雪峰，他是长征老干部，很有特点。虽然富农出身，干农活却很内行，平时劳动最讲认真，最能吃苦。后段时间分配他放鸭子，归陈早春领导。陈早春，属贫下中农出身，劳动最棒，虽然人显得瘦，干起活来却是那么回事。牛汉，也是棒劳力，人高马大，往往干最重的活，他在干校坚持写诗，不怕犯忌讳，1973年5月，我们还结伴游了一趟桂林。陈白尘，他在湖里放鸭子，住草棚，虽离我们连近，但见了面不敢打招呼，怕受牵连，常常只得‘道路以目’。楼适夷，很有意思，习惯每天泡一大缸茶，凉了再喝，有次早起突然发现茶缸里有只死老鼠，大概已泡了好多天，谁也不知道是怎么进去的。也怪，他竟然没生病！韦君宜，她原来有点神经质，爱自言自语一个人说笑。后期回家探亲，还是干校作风，戴着草帽、穿着短裤、挑着担子在北京街上走，让旁人看了觉得奇怪，到了家门口，还被误认为‘乡里来了亲戚’。有次返程因事超期一两天，她还向全连做了检讨：‘我刚当指导员，就没有以身作则。’孙用，初期到乌龙泉家属连探亲，仅仅为了和家人多呆上点时间，没赶上返程火车，又怕超假，便连夜步行几十里走回向阳湖，他戴着眼镜，一路上摸黑不知摔了多少跤。顾学颉，在干校我们很谈得来，1972年他作为‘老、弱、病、残’一类转到丹江分校，临行前曾赠诗给我，其中有两句：‘诗与人俱老，交随患转深’，至今铭刻在心……”
除了难以忘却的人，亦有记忆中抹不去的事。舒先生还记得，初到向阳湖时，有次十四连听军宣队训话，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都在场，作报告的人竟然说：“你们现在好就好在没有打仗，如果打起仗来，先把你们拉出去枪毙几个再说，留你们干什么，留你们反党反人民哪！”真叫人听了寒心！那时，咸宁干校被视为“大黑窝”，舒芜本人也是抬不起头来的“摘帽右派”，因此熬的时间最长。直到1974年底，他和牛汉、绿原等人集中到“四五二高地”，眼见同事一批批调回北京，留守者明显是原单位不欢迎，但“面向全国”也没人敢要，实际上是分不出去。何去何从，他们心里茫茫然，甚至想到过到某个县城文化馆搞点抄抄写写维持生计。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湖北军区不想再背这个大包袱，在全国干校会议上拼命鼓吹各项任务已经完成，干校可以结束。这意见反映到周总理那里，在他的亲自过问下，国务院很快批准了。军代表恐怕夜长梦多，又马上打长途电话回咸宁，催办回城手续，他们这最后“一小撮”才匆匆忙忙地踏上了回归之路。又经过“待业”和“复员”几番周折，舒先生自1979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编委，直到退休。
我对老人的回忆一直洗耳恭听，这时才插话道：“如此说来，还是湖北的军代表办了一件大好事！”舒先生一面点点头，一面又坦率地说：“但这不一定是他们主观上愿意为我们着想，本意多半是为了甩包袱。就像干校之初，大家对整个大局有看法，却很虔诚，都决心像党要求的那样做，并不像现在有的人说的那么头脑清醒，甚至相信总有一天会改变现状，至少我没有这么想。如果那样的话，便是把‘文革’的害处抹杀了，减轻了它的罪过！”
舒先生毕竟是历经政治运动跌宕的过来者，他的“学人之见”充满思辨色彩，令我沉思良久。又仿佛是文心相通，舒先生有意对我积累干校资料作些补充，还借给我十几首干校诗带回复印，总题目是《咸宁之什》。日后只要我偶尔重温这组诗稿，自是会忆起这次不同寻常的访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