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文物专家朱家溍丁丑年前夕，我收到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央文史馆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朱家溍先生寄来的贺卡：“新春大吉，万事亨通”，心里顿时感到一阵热乎乎的。他还随信附上一幅墨宝：“翠亚高低伞，红翻潋滟波”，对昔日干校所见咸宁荷花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我猜测，83岁高龄的老先生泼墨挥毫之时，脑海里或许闪现过两句宋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晚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玩赏之余，我还自然记起朱先生的25世祖、宋代大儒朱熹的名篇《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是在我的眼里，诗中的“渠”已不再指“方塘”，而成了向阳湖。
朱家溍题词之一一
我去采访朱老，是1996年的一个冬夜。众所周知，他既是我国著名的文物专家、历史学家，又是享誉京城的京剧“武生宗师”杨（小楼）派传人。赶巧，我进门就听说，他刚从湖广会馆主演两出戏《鸣凤记》和《天官赐福》回来，才卸过妆，眼角眉梢上的胭脂还未洗净，尚依稀可辨哩！
那天，朱老的女儿传栘和传荣正好都在家，她俩得知我是来自鄂南的“老乡”，马上你一言我一语，不时地为“主讲人”父亲“帮腔”，使我得以了解他们全家下放向阳湖的详情。
作者和朱氏父女“文革”之初，朱老在故宫就受到批斗，后来“解放”不久，便带着夫人赵仲巽和小女儿传荣下到干校。儿子传棠和大女儿传栘也远走他乡插队。那时，朱老虽早已年过半百，还得去咸宁火车站卸煤，去嘉鱼潘家湾运砖，偶尔还要推着板车，来回走几十里路，去县城拖盛咸菜的大缸。平常日子在连里，一天要给厨房挑20多担水，打满12个水缸，但他任劳任怨，毫无惧色。他总是竭力去适应新的环境，而不是排斥、抗拒它，倒也过得坦然。
我插话道，我曾去采访故宫徐邦达老先生，他提起这段干校生活就恼火。朱老马上笑起来：“各人的感受不一样，其实我倒觉得没什么可抱怨的。我这么说并不是卖膏药，说大话，因为一方面我的体力还能够承受；另一方面我也坚信这种劳动不可能是无休止的。”传栘听了补充道：“徐先生为什么感到苦，因为体力吃不消，又不会干农活，就被人抓住把柄，批斗会随之而来。不像我爸，适应能力强，‘大丈夫能屈能伸’，此之谓也。”接着，朱老叙述说，后来大队部听说他会唱京戏，便派了一个很光荣的任务，帮助文艺宣传队排练《红灯记》。朱老每天早上5点起床，自己先练习，再教学生排演。他和历史博物馆的许青松都扮演过李玉和，不仅在干校和附近生产队频频“亮相”，也去咸宁、温泉巡回演出。1971年夏，朱老转到了丹江，还扮演过《沙家浜》里的郭建光……
自然，在干校仅仅这点“精神生活”是远远不够的。朱先生便偷偷进行童话创作。最初写的是《一只皮箱的自述》，他带到干校的皮箱是他父亲去英国牛津大学念书时带回的，随他经历了国与家的巨大变迁，因此，写皮箱就是写他自己。另一篇讲的是小黑驴的故事，在丹江，拉石头的驴长得特别好看，圆圆的脸，双眼皮，身上的皮都磨破了，还继续干活。一天，小黑驴的妈妈被石头砸折了腿，不能干活了，就得坐以待毙，可怜小黑驴从此结束了童年生活，重复妈妈的命运，而它还问人家：“我的妈妈哪里去了？”此外，还有一篇写的小狗，说的是在向阳湖，有只被人遗弃的小犬，朱老拣了回来，朝夕相处。但他调丹江之前，狗显得特别烦躁，在房里来回走动。他猜想，狗一定觉得人靠不住，到时候便把你扔掉了，一点友情也不讲。时隔26年，传栘生动地“辩解”道：“其实，那年头我们自己的命运如何都不知道，舍不得它也没办法。而且我爸怕招惹是非，这几篇童话也没敢公布于众。”朱先生点点头，接过话题说：“在咸宁，我还养过猪，人们常说‘蠢猪’，其实不然，猪可聪明极了。比如竹板圈起的猪圈，哪个地方最薄弱，它一定会视为进攻重点；干校后期，西瓜多了，猪也知道择食，不再光啃皮吃；再者，猪也顶会享受生活的，你要是伺候得它舒服，它就主动找你亲热。”
然而，和人的感情交流最密切的，还是莫过于狗。杨绛先生《干校六记》里有篇《“小趋”记情》，便是明证。无独有偶，朱老在向阳湖养的小狗人情味更浓。有次他不留神被镰刀划破了手，去干校医院治疗，狗紧跟着进了包扎室，当看见主人痛得厉害，它就摆出一副龇牙咧嘴的样子，把医生护士吓得手直哆嗦。要是碰上连里开会，有人来通知朱老，如果态度好，它就不声不响；如果是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喊：“朱家溍，开会去！”它就会“嗖”的一下猛扑过去，来人不敢靠近躲得老远，连声说：“请你快点去，我就不过来了！”
谈得开心，父女三人禁不住都笑出声来。传栘继续对我说：“真是逗人极了！你再想想，甭管向阳湖怎样艰难困苦，我爸却像从监牢里出来，回到了自然界，对身心是一种陶冶。虽然天天劳动，但毕竟还算是正常地生活，不像在北京，到处‘红海洋’，天天批斗会，人简直被弄得疲惫不堪了！”
朱老一边对女儿的话表示同意，一边点起香烟，缓缓回忆道：“有次某连队发现了一只麂子，大家都赶去追，群起而攻之。我见了觉得很可笑，为何非这样做不可？我联想到排长单国强曾拣到一只幼麂，喂东西它吃它不干，绝食！由此看来，大家如何不是天底下另一种麂子，倒不如把它放了！”
父亲的一番话，引发了传荣的兴趣。她向我提到，牛汉先生为此专门写了《麂子》记述这件事；诗人还写过一篇《车前草》，说人前进时，常常因为踏着它才稳住了身子，免于滑倒。两首诗于“四人帮”倒台不久在《诗刊》上首发，传荣一看就知道是写咸宁干校的事，所以记得特别清楚。
我早就采访过牛汉先生，对传荣的介绍别有会心，忍不住低吟了诗中的两句。虽然和朱家姐妹是初次相识，但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紫禁城出版社工作的妹妹含而不露（偶尔亦露“峥嵘”），供职于民革中央组织部的姐姐热情健谈。你听，传栘大姐又说话了：“我对咸宁有种特殊的感情，可以说受惠于向阳湖，要没有你们那里的鱼，我大概早就不在人世了。”原来她在云南西双版纳当知青不久，染上了严重的肺病，发烧、吐血、月经不调，连油饼、鸡汤之类都是禁食，吃了就拉。转往咸宁后，她那性格刚强的母亲眼看到了这步田地，也没做过多的指望，便对她说：“你喜欢向阳湖哪个地方？将来就把你埋在那里。”没料想，在传栘“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因为天天买一两毛钱一斤的小鲫鱼，用白开水蒸煮当饭吃，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年之后，由于长时间吃了那么多精蛋白，她身上的肺结核钙化，痊愈了，咸宁的鱼无疑维系了她的“生命线”！也幸亏向阳湖的鱼多，如果在其他山区，不可能有此“口福”。
朱老见女儿谈得那么动情，脸上也显出快意，补充说道：“总之，在咸宁那段劳动生活，给了我很多美的享受。向阳湖的莲子和藕很多，十分可口。但我最难以忘怀的，还是荷花。它色泽异常红艳，花叶又高又大，我时常散步去荷塘，朝荷花道上走，逐渐深入，眼看红花翠盖，就像置身于荷林之中，实在太美了！如果赶上下大雨，冲天雷响声震耳，那种感受也是不去向阳湖难以体会到的。咸宁还有一个美丽之处，是桂花，丹桂树粗大无比，有时你还没看见桂花，就闻见了香味。此外，春天我们做秧池，下雨放水时，听到各种水鸟在头顶上‘喔喔喔’地叫个不停，高低音悦耳动听，就像交响乐似的。”
传栘听罢，又在一旁笑道：“爸，您现在长寿，也许多半是因为在向阳湖听过那些田园交响曲吧？”
二
眼看已近10点了，我连忙抓紧时间，向朱老请教第二个问题：“在您的干校‘同学’中，印象最深的是谁？”
朱老不假思索，深情地回答说：“故宫的老院长吴仲超，他是个难得的好人，可惜已于1984年去世。我为什么特别怀念他呢？1957年划右派，我有幸‘漏网’，很多人都感到奇怪。殊不知是因为吴院长关照，我才没有参加鸣放。在一次大会发言时，我发自内心说自己和共产党之间，一没有‘沟’二没有‘墙’。要是我碰见一个官僚主义的领导，是很容易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因为我从前加入过国民党，属于‘特嫌’，个别人的逻辑是：‘你怎么没去台湾呢？是不是潜伏下来说不清。’直到‘文革’中我和吴院长被关在一起，他还安慰我：‘你没什么问题，国共还是统一战线哩！’平时在故宫上班，吴院长特别平易近人，总是三天两头到下级的办公室，没事也呆上几分钟。如果你反映意见，他很快会有回音；只要他同意办的事，不管结果如何，他都会承担责任。在向阳湖期间，吴院长被分配看瓜秧，为防止不懂事的小朋友们干扰瓜园，他自备一些糖果，不时用来哄小孩，不料传开以后，周围的农村伢纷纷‘慕名’而来领糖吃。他当时一月工资360元，平均一天12元，不免自嘲道：‘等我看守的瓜长大以后，不是金瓜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