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向阳湖文化是有意义
有价值的工作
湖北咸宁将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视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加以发掘研究并成书、成史，我十分赞成。这件事不仅对鄂南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有意义，对我国当代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也有价值，能给今人和后人留下点有分量、可供思考和借鉴的东西。因此，从这两方面来看，我对咸宁市和咸安区重视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非常赞赏，积极拥护。
1969年我下放向阳湖时，正当不惑之年。一家四口下放干校3年，对自己有意义，对孩子也有意义。我的人生经历，在咸宁这一段应该说是重要的。早在1996年5月李城外就曾登门采访，我当时不太愿意回忆这段往事，一直没有写出有关文章，因为感到怎么写都很难写出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是身在向阳湖不认识向阳湖。虽然自己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但也不能给志向高远的年轻人泼冷水。是李城外感动了我。十多年来，他坚持不懈地专注于此事，埋头苦干，是值得学习、令人敬佩的。向阳湖文化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能产生今天这样的影响，李城外功不可没，起了第一人的作用。他采访了很多人，发表了很多文章，也约写了很多回忆，有了明显的工作成果。他的执著精神使我逐渐转变了态度。2009年新年伊始，咸宁市和咸安区又在北京举办向阳湖文化人联谊会，我欣然赴会，还有近100名“五七”战士及子女“向阳花”们参加，省文化厅、新闻出版局的领导也到了场，可见向阳湖文化开发由个人行为变成了政府行为，这项活动自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李城外在继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向阳湖文化书系后，又编著了一套“向阳湖文化丛书”，即将出版，我表示衷心祝贺！
我认为，40年前大批干部下放“五七”干校，是不应该发生的，就像“文化大革命”不应该发生一样，因为它本身就是“文革”的产物。但辩证地看，这批人在那里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也受到了锻炼，也会产生积极的东西，就像苦难的历程也可以产生伟大的作品一样。“文革”时期，在一种不正常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文化部不务正业、整个地搬到向阳湖去了。不仅仅是部里的干部和直属单位的文化人，还有他们的家属和子弟都去了，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怎么写？我看是要从不该发生的事件中总结吸取历史教训。因此，不要回避文化部，因文化部有它的特点，它既有党政干部，还有一大批文化人，是一般的干校代表不了的，身份也是别人不能代替的，在干校的作为也是别人代替不了的。这些文化人可以写日记，可以作诗、画画，还可以写文章著书，这种独特的经历和作用也是别人代替不了的。我看了陈白尘先生的女儿陈虹写的去向阳湖寻访父辈足迹的文章，觉得很好，读起来感到亲切，能够引发我回忆这段历史。如原文化部副部长李琦患有高血压，他挑着担子在向阳湖的“452”高地劳动，几乎倒在那里；还有一位副部长徐光霄得了严重的哮喘，他在向阳湖干拉风箱的活，大家于是说“两个风箱一起拉”，可见多么辛酸。可值得称道的是，我们的作家、文艺家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下，也没有丧失他们的信念，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深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就值得深入挖掘。当时我们被视为接受改造的，但是心里并不服气，怎么文化部的干部就那么不好？我们一样都是党的干部嘛！文化部同志的政治素质并不比其他部的同志差，怎么一到文化部就成了染缸，成了黑的呢？所以那时候心里有气，有时候还爆发出来，顶撞“左派”。这批文化人把亲身经历写出来，能够比较深刻地反映当年的社会现象，使人们不忘这段历史。
我们反思“文革”，不应该忘记向阳湖这一历史现象。因此，抢救向阳湖文化，不要回避文化部，回避“五七”干校。深入研究这种现象，对揭露“文革”更深刻，对后人更有价值。既然发生了，不能不留下历史的资料，不能不留下相关的作品。我们就应发掘它，研究它，从中找到积极的东西，警示后人和今人的东西。所以说，把这篇文章做好又是值得的。咸宁是全国开发干校文化的发源地，卓有成效，填补了当代中国文化史的一段空白。抢救向阳湖文化，会唤醒人们认识历史，吸取历史教训，有它的认识价值，认识社会、认识历史。既认识我们党是正确的，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也认识我们党的错误和干部队伍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要纠缠过去的陈年老账。要充分挖掘向阳湖文化积极的内涵，它给今人和后人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不管是政治层面、历史层面、文化层面，都是值得的，都是需要做的。党的干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得到咸宁人民的支持、理解、爱护和关照，这也是值得歌颂的。因为向阳湖“五七”干校都是文化部系统的干部，后来又分出来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作协、文联、出版单位。建议湖北、咸宁的同志争取这些部门的支持。在需要支持的若干事情上，得到他们的关心是必要的。老同志身体还好的话，也可以帮助做点事，疏通一点关系，在关键时候助一臂之力。如“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正在申报“国保”文物单位，文物专家们义不容辞，都应积极出力，早日促成。我愿意在有生之年，积极支持咸宁做好向阳湖文化开发工作。总之，真诚地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向阳湖文化取得更大的收获，产生更大的影响！
是为序。
（作者系原新闻出版署署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