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奈卒于1911年，享年54岁，未能活到亲眼目睹自己胜利的这一天。然而，即使真的活到这一天，他可能会悲伤地发现，这个标准虽为许多国家所采用，在法国却不受欢迎，更不被采用。直到20世纪20年代，法国才开始使用这项标准，而且是一位法国社会工作者从美国带回来的。直到1971年，比奈本人才开始在法国受到人们的尊敬，有人在他对心理迟钝儿童进行教育实验的那所学校里举行仪式，以纪念他和西蒙。
§§§第四节测验狂潮
美国对智力测试采用得最快，热情最高，理由也最充分。美国的社会结构呈流动型，对复杂技术工人的需求在迅速攀升，由穷人、行为不良者和罪犯构成的下层阶级人数众多，成千上万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以及看上去呈半原始人状态的大量移民蜂拥而入，因而，领导者急需一种可以评估他人心理能力的科学方法，好从混乱中理出秩序。
虽然比奈相信，心理有缺陷的人，特别是接近正常心理年龄值的人，其智力可以通过特殊培训加以提高，但美国的心理测试早期倡导者大都接受高尔顿的观点，认为遗传是心理发育中的决定性因素，因而，人的智力不可改变。他们通过心理测试，使社会将其成员分配至适合其天生能力的学校和工种上，并确定出哪些人具有生理缺陷，应限制其生育。
亨利·哥达德（Henry Goddard，1865～1957）是持此观点的领袖人物之一。哥达德总是富有生气与活力。他曾在克拉克大学心理学系接受培训，当时的系主任是G·斯坦雷·黑尔（G．Stanley Hall，冯特的早期弟子），一位坚定的遗传论者。哥达德吸收了他的遗传学观点，并于1906年成为新泽西凡尼兰研究基地——弱智儿童培训学校——的校长。身边发生的一切使他更加坚定了对遗传的信念。许多弱智儿童不仅行为迟钝，而且其缺陷看上去是先天的。哥达德甚至假设，智力缺陷是某种退行性基因引起的。
不过，他的确看出，凡尼兰的孩子们的缺陷并非同处在同一个程度。为确定什么样的训练特别适合某一个孩子，他需要一种方法以测试每一个儿童的智力水平。他起先试图利用卡特尔的人体测验试验，但没有成功。后来，在去法国旅行时，他听人介绍了1908年版的比奈一西蒙标准，立即认识到了它的价值，将它迅速译成英语。除将一些法国文化方面的内容改成美式之外，他几乎没有做出任何修改。
哥达德是第一位使用比奈一西蒙量表进行大规模测试的人。他让培训学校的一400名儿童和新泽西公共学校的2000名儿童参加测试，结果显示，在心理迟钝儿重中，智力得分有着极大差距。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公共学校的学生中，情形也差不了多少，且其中有相当多的学生低于其心理年龄的正常水平。
这促使他开展一项活动，即在公共学校里进行智力测试，以确定出低于正常水平的学生，并将其分流至特殊班级；他还开始给一些教师讲课，宣传比奈一西蒙量表的用法，并向全美的同行们散发了数千份宣传资料。在此后的6年时间内，比奈一西蒙量表在许多公校里开始使用，效果极其显著，大部分教师都要根据这一标准来决定对学生的教育方法。它还被广泛地应用于许多机构、教养院、少年管理机构及治安法庭，以确定“智力缺陷者”，改善对被管治者或犯人的处理办法。
哥达德认为，低智商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花大力气加以解决。白痴和弱智对社会不是威胁，因为他们通常不会繁殖自己，但“高级缺陷者”或愚蠢的人（该词是哥达德发明的）也许会成为不适应社会的人或罪犯，而他们极可能继续生育，而其子女也有可能成为反社会者。他还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认为大多数罪犯，大部分嗜酒者和妓女，还有“所有那些无能力使自己适应环境，不能信守社会传统或按感官需要行动者”，都天生地在智力水平上次人一等。
他的这些认识一方面来自于比奈一西蒙量表，另一方面来自他对美国内战时代一位士兵的后代的研究。一位名叫马丁·卡里卡克（化名）的士兵先与一个弱智吧女生下一子，后又娶下教友派的女人，并与她生下几个孩子。哥达德追踪卡里卡克与这两位女人的几百名后裔，直到20世纪初为止。哥达德的报告是，与吧女所生的大部分后代都与弱智、不道德或犯罪相关，而教友派女人这边，几乎所有的后代都是社会上正派诚实的人。
我们现在知道，这项研究漏洞百出。别的不说，他所追踪的大部分家庭都没有进行过测试，大部分例证中的智力问题等，都是以貌取人或道听途说的。另外，哥达德认为，两边的孩子们生长的环境大致相同，可现存信息（比如两边孩子的成活率）却清楚地显示出相反的情况。然而，在当时（1912年）及后来的许多年里，“卡里卡克一家”被许多心理学家和普通读者看做智慧能力的基因遗传性——哥达德实际上谈到的是“好的血缘”和“坏的血缘”——及其社会后果的有力证据。
哥达德得出的比奈一西蒙数据及其关于卡里卡克一家的发现，导致其采取远比高尔顿严重许多的极端立场：“非常清楚，不应该允许弱智者结婚或为人父母。要使这项规定得到实行，显然要依靠这个社会智者部分的强制。”为实现这一目标，哥达德作为专家与证人两次出席全国委员会听证会，倡导对“心理缺陷者”实行绝育措施，其中一次会议甚至将绝育范围延伸到贫民、罪犯、癫痫病患者、精神病人和先天残疾者。
立法者对哥达德和其他心理学家的申述印象颇深。到1931年，全美有27个州颁布法令，强制执行优生绝育法，成千上万个心理和社会“缺陷”者在接下来的30年内全都实施了绝育手术——仅在加利福尼亚一地，绝育者就有近万人。然而，到60年代，一方面由于人们认识到对不适于生存者强行绝育与是一种纳粹式的暴行，另一方面由于对心理和社会失能的环境解释论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些州的立法机构开始呼吁新的法规，对心理迟钝者实施自愿基础上的绝育。
哥达德在移民问题上也同样呼吁采用比奈一西蒙量表。从19、20之交开始，向美国的移民就持续不断，且移民者大多是文盲和社会能力较低者。这种现象在美国引起普遍关注，人们担心这个国家将因过多的心理和社会能力“有缺陷者”而出现问题。此前，国会已通过一项法令，禁止精神病人和白痴进入美国。在每天的数千名申请者中，移民官员拒签者约十分之一，但仍担心有一部分混了进来。1913年，美国移民局请哥达德研究艾利岛上的甄别手续，并拿出一个方案。哥达德和几位助手挑出一些看似心理有缺陷者，通过翻译让他们进行比西氏量表测试。大部分人的得分都在缺陷范围之内，这一点毫不奇怪。疲劳，害怕，缺乏教育，再加上翻译障碍，这一切足以使他们通不过测试。一周之后，哥达德建议移民官员采用更为简单的、以比西氏测试为基础的“心理学方法”。1913年，放逐明显低能移民者的比例上升至百分之三百五十。到1914年，又在此基础上剧升一半。
哥达德于1914年继续留在艾利岛工作数月；从到达的移民中抽取的样品可以看出，犹太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中，有五分之四属于低能者。哥达德开始对这个结果产生怀疑。他再次检查这些数据，对答案进行思考，并把数字指标再次降低，但通过率仍然只有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这些发现，加上其他持同样思想的心理学家们所提供的证据，使国会于1924年起草出一个更为严厉的控制移民法案，对东欧和南欧的配额减少至北欧和西欧配额的五分之一。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刘易斯·M·特曼（Lewis M．Terman）虽然接受哥达德翻译的比西氏量表，但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错误，并且觉得自己可以纠正这些错误，使量表更加准确。跟哥达德及大多数同意智力遗传观点的人一样，特曼相信，社会需要这么一种标准，而且科学也需要。他虽然坚持遗传论观点，但始终认为，只有当非常完善的智力测验进入广泛应用之后，遗传和环境的相对影响才能搞清楚。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对比西氏量表进行修改，修改后的量表亦即斯坦福一比奈量表。
特曼自身却没有任何理由来相信智力遗传说；他是印第安纳一个农户的儿子，兄妹14人，他是第12个。在其成员或在其旁系亲戚的祖辈当中，几乎没有人进入过高级职位或读过大学。然而，在他10岁时，一个沿途叫卖的书贩子在卖给特曼家一本相颅术的书之后，摸着他的头，说他是旷世奇才。这件事可能使特曼执著地相信先天论，他在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经济压力很大，但他还是设法从乡村学校读到正规学校，再读到大学，最终拿到奖学金，就读于克拉克大学，并于1905年在这里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到此时为止，他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遗传论者，对高尔顿法更是钦佩不已。
在斯坦福大学，他在教育系任职没有几年，就成为该系的主任。在其漫长与不凡的生涯中，特曼领导该系，使其成为具有领先地位的研究生院和研究中心。他对天才儿童进行了长期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对新婚时甜蜜心情的心理学因素进行过经典的探索。然而，他在心理学上成名的主要原因，或对心理学的主要贡献和对美国生活产生的最大影响，却是斯坦福一比奈量表的制订。
在试用比西氏量表的过程中，特曼认为，即使1911年版的比西氏量表，也缺少高级的心理水平测试，且其高级和低级阶段的许多测试顺序位置倒错，施测和解释试题的正确步骤也没有严格定义。在8位同事和许多公立学校教师的帮助下，他他用旧的比西量表及40道新的题目进行了测验（从该套题目中抽取27题，再从别的来源选取9道，共同形成最后的系列），让1700名正常儿童、200名心理迟钝儿童和杰出儿童及400名成人参与测试。最后的量表，即斯坦福一比奈量表，共由90道题构成，适用于3～5岁儿童的题目需时30分钟，年龄越大，测试题目需时越多，成人答题则需一到一个半小时。
任何年龄组的孩子在某一道题目上的成绩将与其在其他题目上的成绩进行比较；对于一个年龄组的孩子过于容易的试题则被转移至更小的年龄组，过难的则移到后面。为使整个量表平衡起来，特曼又在最高和最低年龄段内附加了一些试题。测试结果将与教师对这些孩子的智力评判进行比较，比较方法采用皮尔逊的相关关系法；整体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48或稍高一些，于是，该量表宣布有效。在评估这些孩子的智力时，若不是老师们有时忽略同一个班的孩子的年龄差异，其相关系数可能还要再高一些。
这次修订的最大价值是，整个量表比比西氏或哥达德一比奈一西蒙量表更“标准化”。也就是说，分数以结果为参照，这些结果则是从正常儿童、心理迟钝儿童、优秀儿童以及成人的大范围标准抽样中得出来的。在此基础之上，一个孩子或成人若得180分，则智力一般；若得130或更高分，则比总人口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略聪明一些；若只得70分或低于该分数，则比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略笨一些。特曼把智力分数分成如下级别：
140及以上：“近乎”天才或就是天才；
120～140：很高智力；
110～120：较高智力；
90～110：正常或平均智力；
80～90：较迟钝，但还不能被判定为低能；
70～80：接近有缺陷，有时秘分为迟钝型，经常被视为低能儿；
低于70：肯定是低能儿。
特曼文质彬彬，心地善良，对这套新量表的使用表达了自己的良好愿望：
在汲取智力=阕试所赐的教训之后，我们就不该再因工作效率不高而去责备那些心理有缺陷的工人们，不该因学习上不去而去惩罚那些智力欠佳的孩子们，更不该囚禁或吊死那些心理有缺陷的罪犯，因为他们缺乏掌握社会行为的一般法则的智力。
如果说斯坦福一比奈标准没有能够使这些恳请变成现实的话，幸运的是，它也没有能够使特曼将其用作优生的想法变成现实：
可以放心地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智力测试将会把成千上万的……低能儿置于社会的看管和保护之下，并在最终结出一个美丽的硕果，即低能者不再继续繁殖，从而有效地杜绝庞大数量的犯罪、赤贫和工业上的低效率。
出版于1916年的斯坦福一比奈量表立即成为——并在后来的二十多年时间内一直是——测量智力的标准试题。后来，它也成为一系列学校、学前、大学及各种机构里针对低能者的测试办法。而且，其影响远非如此，它还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更深刻的意义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斯坦福一比奈量表（以及后来的1937年版）也成为后来风起云涌的几乎所有智商测定法的标准。比奈、西蒙和特曼所认定的构成智力的主要元素，成为后来几乎所有智力测验的模型。它们包括记忆力、语言理解力、词汇量大小、手眼协调能力、常识、判断力、比较能力、算术推理能力、检查谬误的能力、联想的速度与丰富性等其他能力。
按照斯坦福一比奈元素进行的一项接踵而至的测验，在智力测验领域里掀起了一场革命。
几乎所有版本的比奈量表——后增加到十几种之多——都是由一位心理学家或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一对一地进行测试。然而，如果采用团体测试，即受试者自己阅卷，然后在多重选择题上选择答案，或在表格上做一些合适的标记，操作起来就会更快，更简单，也更便宜。
在心理测试上做出这项突破的导火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卷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1917年4月6日签署作战宣言，两周后，美国心理学会指定一个专业委员会，专门研究心理学可以为战争做出哪些服务。该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该门专业可为战争做出的最实用贡献是设计一套心理学测试方法，从而快速地检查大批军事人员，清除掉心理不健全和能力不足者，并按军事人员的能力分类，从中挑选出最合适做特种培训和担负重大责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