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曾教导他的弟子：“奢而不孙，宁俭；与其不孙也，宁固”。这是说在“奢侈”与“节俭”两者的抉择中，孔子倾向于“节俭”，但又不赞成过于节俭。坚持适度消费、理性消费观念，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化发展的，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消费者的心理及行为也不例外。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在消费过程中，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影响，如何实现理性消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博古论今”
从前有一个郑国人，他想到集市上去买一双鞋子。早上，他在家里量好了自己脚的尺码。到了集市上，当他拿起鞋子的时候，才想起忘了带尺码，于是他就返回家去取量好的尺码。等到他再返回集市的时候，集市已经散了，最终没有买到鞋。
“郑人买履”的故事意在讽刺那些死守教条、不知变通的人。但是，我们单从郑人买鞋的结果来看，他在集市与家之间往返两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最终还是没有买到鞋子。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他的交易费用实在太高了。“点睛释义”
什么是交易费用
193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罗纳德·科斯教授在《企业的性质》一书中最早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科斯写道：“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科斯于1960年发表了著名的《社会成本问题》，对交易费用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界定，科斯把它定义为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我们可以把交易费用理解为“扯皮成本”，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为获取经济收益而与人打交道时发生的一切时间、精力和物质的支出。
交易费用理论的现实意义
那么，研究交易费用有何意义呢？科斯用交易费用完满地解释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和决定企业规模的因素，并用它分析了企业与市场的差别与联系，他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不同但又可以相互替代的交易制度。市场的交易由价格机制来协调，而企业的存在将许多原属于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了。在企业内部，行政命令取代了价格机制成为生产活动的协调机制，企业通过市场“内部化”可以节省交易成本。
企业是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统一。我们在同物质世界打交道过程中，为了获得一定的物质产品，需要支付相应的人、财、物，这些耗费就是生产成本。我们在同人打交道过程中，为获得一定的商品或利益所消耗的人、财、物，就是交易费用。从动态角度分析，交易成本渗透到交易活动的全过程中。在现代社会，交易成本几乎占到所有成本的四分之二，而生产成本占到四分之一。在经济学领域，我们通常将交易费用分成两类：一种是必要的交易成本，比如谈判、签约、履约等费用；另一种是非必要交易成本，是在制度体系中存在的且应予以消除的。例如，由政府机构臃肿及人浮于事所引起的效率低下产生的交易成本。
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交易费用
目前，在我国不管是大型国有企业，还是小型民营企业，都存在着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从我们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来看，管理层级过多，人员臃肿，机构庞杂，企业决策效率低下，这样的组织结构交易成本一定是居高不下的。因此，当前国有企业要想走出困境必须进行内部结构精简，减少国有企业的交易链条，从而降低其交易费用。
而众多民营企业也受到高昂交易成本的束缚。制约我国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交易成本主要来自于制度安排不合理所造成的非必要交易成本。比如，由于政府部门行政效率低下等形成的成本。融资难同样也一直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长期以来，我国的银行特别是国有大银行偏好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而那些中小民营企业很难获得资金支持，无法到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许多这样的企业不得不选择民间借款和高利贷等渠道来筹集企业流动资金，较高的融资成本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
如何降低交易费用
一方面，要进一步理顺政府部门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减少企业非必要交易成本。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政府。亚当斯密认为，政府的作用是“守夜人”的角色，他竭力主张政府不要干预市场；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政府的责任主要是保证国家安全，制定法律、维持法律和秩序，规定产权内容，建设并维护公共事业、公共设施等。亚当斯密和弗里德曼的核心思想都认为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当前政府的职能应尽快转移到制定法律法规、界定产权、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上来。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改革审批制度，制定共同的游戏规则。减少行政审批权实际是减少行政对经济的干预，要切实减少行政性审批，简化手续，同时建立行政审批责任追究制度。市场经济需要公平的游戏规则，公平有效的游戏规则有利于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进一步改善融资环境、降低融资成本，适度发展私人银行，对国有中小企业加强融资支持，改善民营企业的非国民待遇，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