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普遍认为，中国是维护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发展有益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稳定与繁荣。但美国却打心眼里不喜欢中国。在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和强大的人也大有人在，于是，他们在心理上揣度中国，并动员各种手段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例如，美国五角大楼在《2025年的亚洲》报告中就强调，中国将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利益的最大威胁，美国若要继续在南亚和东南亚扮演重要角色，就必须解决在这些地区没有前沿作战基地的问题，必须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联盟以约束中国。接着美国作出了将其军事战略重心从欧洲移往亚洲的决定。与此同时，美国有人还提出了在亚太地区拼凑“小北约”，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的建言。还有人直言，美国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2002年3月，美国防部在向国会提供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甚至把中国列为7个核攻击国家之一。（注解75，“有关美国将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核武器”，《洛杉矶时报》，2002年3月11日。）
9.11事件发生后，中国更是突然发现，因为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中国已被全线包围了：美国的军队遍布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它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菲律宾部署完毕后，便与原来驻扎在日本和韩国的美军形成了对中国包抄合围之势。2006年3月，美国总统布什进行了他上任总统以来的首次南亚之行，就在该次的重要访问中，美、印关系得到了全面提升。另外，除马尔代夫外，孟加拉国国、斯里兰卡、东南亚国家也都成了美印拉拢的对象国。除此之外，美军还借反恐怖战争之机，在阿拉伯和波斯湾重兵部署军事力量，这一军事布防很快被中国方面解读为美国要在中东对中国能源供应形成遏止之势。
对来自美国的种种军事危险增加的迹象，中国采取了可以理解的反措施，这些措施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即更注意加强国家军事防御能力，如重视军事建设，提出了“精兵强军”的军事现代化发展战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反战斗准备能力，以及武装力量被看作是完成国家现代化计划的重要保证等。
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历尽多事之秋的症结，是正在转变中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使然，是美国政策对美国本身实力地位及中国国力与发展潜力估量的结果。正是这种矛盾和估量，美对华政策一直在接触和遏制、合作和防范之间摇摆不定，使中美关系发展不断出现波折。
我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中美关系将表现为以下一些主要特点：
（1）中美关系开始从原来联合抗衡前苏联的“一个基点”向维护地区安全和拓展经济利益“两个基点”的转变，双方将为适应这一转变继续进行相应政策上的调整。
（2）基于对双方共同利益和相互间战略需求的某些共识，中美领导人基本达成保持两国高层对话、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共识。但是，中美意识形态存在的严重差异和分歧，又使两国未来发展继续存在着消极、复杂、困难的一面。
（3）中美政治关系的发展具有不稳定性。由于美国在售卖武器、人权、台湾、西藏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态度，构成了对中国的实质性的“内政的公然干涉”，“有损于中国社会与政治稳定”，在这一涉及“国家尊严和主权”问题上，相信中国政府的让步将是极为有限的。又由于美国把“人权问题”看成是其对外政策“基石”，以及台湾在其全球战略中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预料，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仍将在与中国双边关系中就这两方面不断造成新的纠纷，从而动摇和干扰两国关系的发展；
（4）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将有更大发展，但也可能因政治因素的干扰而使双边摩擦增多；
（5）中国对美国不卑不亢、国内非多党制但又非专制、有益的经济改革但又非完全资本主义，所有这些难以把握的中国复杂前景，都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前提。
（6）从外部挑战角度看，无论在西方还是在非西方，都没有一个国家具备美国那么多综合优势。在地区多极化进程快于全球多极化进程的情况下，地区之间频频发生的矛盾，为美国干预提供了温床，虽然在过去一些年里美国的国际干预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其负担。
从上述这些，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美国因素”将长期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进程中对外关系变局中的关键所在：
（1）接受“中国崛起”这一事实，美国将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维护世界秩序。这是因为：（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1%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2）中国以自身的发展为重要依托，通过与各国特别是亚太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推进区域合作。中国在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安全、和平与稳定，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繁荣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3）近年来，反恐战争激化了美国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矛盾，美国将长期处于反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战争状态。由于同时身陷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泥潭，美国对解决国际上的其它棘手问题力不从心，因此迫切需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大国的通力合作。（4）中美密切的经贸往来早已使双方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利互惠的关系，美国必须考虑采取合作双赢的对华政策。对美国来说，失去中国市场或中国市场出现动荡，都将使美国经济发展和其在国际竞争力受到重大损害。
尽管这样，未来中美两国在贸易、安全、人权、台湾和霸权问题等的争论，将贯穿21世纪的始终，至少也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持续下去，有时这一双边关系还会激化。美国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对美贸易顺差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也将越来越多。中美两国由于存在着重大的利益上的差异和对立，因此在政治、经济上的分歧将难以消除。这种对立表面上看似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是霸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但从根本上说，则是一个正面临相对衰落的帝国与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之间的对立。美国对“中国崛起”后的发展方向仍心存疑虑和芥蒂。美国尤其担心中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在亚太地区巩固美日同盟，加强美澳关系，发展美印关系，增加驻军数量等举措，都蕴涵着遏止、围堵和平衡“中国影响”的意图。我们可以不夸张地相信，今后50年上下，将是美国霸权在世界上盛极而衰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国力日益强盛的过程。美国作为国际现状维护者与中国作为经济崛起者和挑战者的矛盾，纯粹是国家利益冲突或地缘政治、经济的冲突。
四、开放的代价
中国经济虽然迈出国门，但走向世界的障碍很多。开放意味着构成对中国经济的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世界经济对中国外贸依存度的影响。随着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不断拓展，海外经济利益的大幅增长，经济竞争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的各种贸易摩擦、经济对抗也相应大量增加。由于开放，中国加入在加入各类国际组织、协议等的同时，将面临国内市场不断向外开放的巨大压力。例如，中国于2001年11月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现有的一大批机电产品将处于极为不利地位。虽然世界贸易组织协议规定，发展中国家可以对自身幼稚民族工业实行保护，但究竟什么是“幼稚工业”，协议却并未加以明文规定，而是由当事国提出，经过双边或多边的谈判后确定。但所谓的“幼稚工业”只能是少数产品。入世后，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品蜂拥进入中国大市场，包括高附加值、精加工和深加工产品，如汽车、摩托车、彩电、计算机、照相机、录像机、复印机、广播电视设备、通讯设备、数控机床、仪器仪表等等。这对中国工业竞争力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其中有相当一大批的企业经受不住这种冲击而陷入困境、甚至破产，这些陷入困境和破产企业的劳工也被大量过剩了下来。
世界经济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入世也毫无例外地将竞争力还处在非常弱势的中国农业全面卷入到世界商品经济的大循环运动中去。过去几十年里，粮食进出口一直是中国农副产品进出口中的一个主项。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工业用粮进口额迅猛增长，而可以用来出口的额度则逐渐减少。今后，中国农业单位土地粮食产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化肥施用量和其它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因此农业在设备、农药、化肥等方面的对外经济联系肯定将越来越广泛且密切地依赖国际市场。由于农产品产量增加和农产品结构调整，中国农产品也将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另一方面，入世正迫使中国农业日益摆脱国内以往那种自然经济相对孤立状态，被卷入到世界农产品经济的风险链上，中国农业受世界经济、政治及其它方面风吹草动影响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加大。近几年来，国际农产品市场供求状况和价格大幅度波动，对中国某些农产品产销产生了严重影响。例如，目前国际市场食糖、食油和天然橡胶等大宗商品价都低于国内市场，这就严重影响到国内这些产品的销售和生产，以致影响到政府保护性粮食收购政策的制订。例如，中国小麦订购价格提高后的市场价高于国际市场，造成国内部分农产品严重积压。此外，国际商场上敌国或潜在敌国，还通过其它手段来影响中国农业的途径也在不断增加，例如，在农作物生长关键期，这些国际对手实施农药或化肥禁运，从而给中国农业带来巨大损失。今后，国际市场上有关物资供应状况和经济上的波动，将会以各种形式不断作用于中国农业。
世界经济对中国工业的影响。作为世界工业制成品市场的后来居上者，中国正快步进入世界工业市场的各个方面，成为越来越令人注目的强劲的竞争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85年，中国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仅占世界出口商品总额的2.8%，而到2005年，已占到10%左右。虽然在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中，轻纺产品、橡胶制成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仍占最大比例，但已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就在中国工业大肆扩张之际，反映在国际商战中针对中国的大量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也在急剧增加，中国不仅面临着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出口（如打火机、鞋、胸罩、画布等）的摩擦冲突，而且也面临着如机电产品等劳动-资本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出口（如录音机、电视机等）引起的各类摩擦冲突。
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重大变化，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大工业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随着入世正在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中国工业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也在不断加深，这从两方面表明了中国工业的外部风险度在急剧增加。中国在工业制成品出口大幅增长的同时，其进口增长速度也毫不逊色。近年来，中国进口的绝对额经常大于出口绝对额，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加快自身民族工业技术装备更新换代的决心和雄心，另一方面又暴露了中国工业总体实力需依赖大量进口国外先进技术装备的弱点。这一弱势状态随时有可能被国际经济利益集团利用来对中国先进工业技术装备的禁运，从而有可能对中国正在呈现急剧扩张态势的工业化进程产生突发性的不利影响。
随着工业现代化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在工业技术装备引进方面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在经过引进、模仿甚至侵犯国际知识产权阶段后，中国已开始进入到一个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新时代，其工业与国外相关行业、企业技术差距不断缩小。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成熟技术、尤其是高精尖技术将越来越困难，条件也越来越苛刻。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首的技术输出国将日益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他们甚至联合起来阻止将一些关键性技术引入中国。这是由国际商战的客观规律和利益冲突决定的，即越是先进的技术，就越与综合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中国受到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管制，尤其是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管制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而另一方面，中国工业主要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的状况又将长时期持续下去。
外资企业大举“入侵”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大量涌入中国，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涌入现象更加显着。外资的大量涌入意味着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然而，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大量出现，也给中国带来了相应的外部风险。由于外资在中国境内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加上某些先天优势（广泛的对外联系，灵活的经营机制，以及先进的管理模式，等等），中国境内企业与之竞争常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跨国公司往往在以下几方面给中国企业造成经济上的不安全：
（1）跨国公司有其自身的利益，当他们的利益与作为东道国——中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相矛盾时，冲突对抗就发生了。当发生对抗时，跨国公司常以撤资相威胁，作为讨价还价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