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饭”支书叫余世恩，为人地道，也有几分腼腆。按说这样的人不配当大队支书，可那年头运动多，一拨人上台，又被另一拨人打倒，你夺取权我报复的，争来争去，没有人愿当大队干部。余世恩因为是党员，又是难得的大老实人，只听话不整人，于是公推为支书。
余世恩运气好，上台后没赶上有什么大运动，所以稳坐钓鱼台。但余世恩显然不配在官场里混，当支书笑料颇多，单说吃饭，别看他在大会上滔滔不绝讲大道理、背领袖语录，但一轮到吃饭就像个大姑娘似的扭捏着，身子斜着坐，不敢夹菜，顿顿吃个半饱，然后再回家去补吃。余世恩孩子多，六七个，都是嗷嗷待哺的黄口雀儿，就靠媳妇挣工分。那时大队干部没有工资，而是按规定由各生产队派谷，生产队派人送到大队干部家里。心眼活的大队干部往往在各生产队队长那里去磨蹭，叫苦叫穷的，目的是想多得些粮食。但余世恩从不如此。
这位当支书的“缺粮户”，家里顿顿吃稀饭，不仅老婆孩子熬得像狗架子，连他自己也常常处在饥饿中。每逢过年，别家准备得丰衣足食，他家连糍粑也没打。因为他家挣的工分少，分到的糯米不够打一窝，不如卖个好价钱。所以孩子们年年过年眼睁睁地看别家孩子吃油炸糍粑。最难熬的是过了春节度春荒，一家人吃槐树花熬麸皮，吃得直不起腰来。虽然比余世恩还困难的人家大有人在，但每年上面都有救济，发棉衣棉被和粮票布票，余世恩是大队干部，没有这个份儿。
被逼无奈，余世恩从每年的大年三十开始，背着布袋去要饭，一直要到正月十五。这期间正是春节，家家户户闹新春，人特大方，糍粑最好要了。但由于那年头缺粮户多，趁春节要糍粑的也多，所以一家一户只能讨得巴掌那么大一小块。
余世恩要糍粑，不敢在熟人跟前要，而是早上趁天未亮动身，脱掉那件天天穿在身上磨得发白的蓝的确良中山装，换上破棉袄，俨然一副叫化子模样，走出二三十里去要；晚上又等天黑回家。不仅因为要面子，而且因为大队干部要饭不是一般性质的问题，群众可以，党员干部不允许。要了半个月糍粑后，家里的小水缸往往刚好泡满了，一家人高高兴兴的，靠着它度过那难熬的青黄不接的日子。
可巧这一年三十下大雪，一大清早，余世恩踏着厚雪出发了，这次他选了几十里开外的严家畈。看到村头一家青砖瓦房，十分气派，断定是个大干部，径直就了。在门口一站，“东家，帮帮忙吧。”一句话未出口，却一下子惊呆了。那“东家”不是别人，正是严家畈大队的严支书，他的同行，曾多次一起在公社里开过会、吃过饭，自己还被严支书耍笑过，那“大姑娘”的雅号就是出自严支书之口。那严支书一眼就认出来了，伸出手道：“你？余支书！”“不！不！”余世恩脸一红，把手缩到背后，“你认错人了。”调头就走。严支书“哦”了一声，拉住他道：“不管是谁，来了就是客，快请进屋。”严支书家是在早上吃年饭，刚好一桌子丰盛的酒菜全端在桌子上了，严支书便强行把余世恩按在桌子旁。
席间，严支书见来人怎么瞅怎么像七斗冲的支书余世恩，不仅长得像、说话像，连那“大姑娘”的吃相也像，只是穿戴比往日破旧些，不由得又起疑心。但他知道，要来人承认自己是余世恩不可能。严支书想起余世恩虽然文化不多，却是著名的背毛主席语录的高手，连每次上级发的文件都背得滚瓜烂熟，就试探问：“最近上面下发了文件，你知道吗？”“知道，是《关于各级干部在春节期间要带头破除迷信的通知》吧？”这下子严支书心中有底了，你想，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群众，谁见过刚发下来的文件？他也不点破，而是笑眯眯的，样子很怪。余世恩如芒在背，紧张得手脚冒汗，早就坐不住了，吃上两口就要走。严支书则送了他整整半袋子糍粑。出门老远，余世恩才长长舒了口气。
第二天，正巧公社召集各大队支书、大队长开会。各大队的人都出席了，只有七斗冲的余支书没到会。严支书嘴里包不住东西，会间便把余世恩要饭的事当笑话说出去了，并重新取个雅号“要饭支书”。公社革委会闻言，当即安排人去调查。武装干事带人守株待兔，于天黑前将背着半袋糍粑的余世恩阻在回七斗冲的路上。武装干事问：“老余，去哪里了呀？”
“嗨，孩子他舅的糍粑吃不完，硬要我去背一点回来。这不……”严支书若无其事地说。
“听说你孩子他舅家是在西边吧，你怎么从东路来？”
“嗨，我忘了说清楚，是孩子他表舅。”
“哦，表舅倒比亲舅亲呀。走，先别回家，到你孩子表舅家问问清楚……”
余世恩这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脸也红了，低头不语，许久才抬起头道：“别去了，这糍粑是我要饭要来的。”
余世恩被撤了职，开除了党籍，还在全公社戴着高帽子、背着要饭篮子游行了七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