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中国式通胀
12895300000017

第17章 历史上的通胀噩梦(1)

通货膨胀不是近来才有的现象.也不是只有个别的国家才会出现的经济灾难.很多国家都发生过通货膨胀.但是我们最关注的常常都是现在的经济强国.以及管经矗为轰动一时或者留下意义深远的那些出现通胀的时代。那些通胀.可以说是不仅仅只轰动了那一个时代.还给后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是通胀史上的噩梦.留给人们的是永远的伤痛和记忆.带给国家的是经济的巨大退步和难以修复的烂摊子.是历史上为沉重的一页。

纵观历史上最严重的三次通货膨胀·一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推出救市计划。有的国家靠加大货币发行量救市,但是鉴于目前有的国家已经产生通货膨胀的苗头,这就不由得使我们想到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事件。

比较最近30年,有三次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比如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的CPI是在两位数以下,最高年率只有百分之九点几,这是在1985年前后。第二次是1987年、1988年,包括1989年的上半期,这次突破了两位数,CPI的上涨水平15%左右。第三次是在90年代的中期.1993年、1994年、1995年,那时的CPI有的年份超过20%。

从历史角度来看,现在虽然还不算高通货膨胀,还没有出现两位数,月度、年度都没有两位数,但是从趋势上讲有比较大的压力。虽然比后两次的两位数低,甚至比第一次还低一些,但是它的趋势是比较大的压力。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F历史上最严重的三次通胀。1.德国恶性通货膨胀本次通货膨胀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战败国,被迫签署了《凡尔赛协议》,该协议要求德国支付320亿美元战争赔款。对于当时的德国政府而言,要想用税收收入来偿付战争赔款是卜分艰难的。这种支付引起了德国财政赤字,德国最终不得不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为赔款筹资。

但是货币供给增加导致的通货膨胀率十分惊人:流通中的马克从1922年1月的1.15亿元增加到1923年12月的4970000000000亿元。过量的货币供给,其结果必然导致极高的通货膨胀率。德国物价指数从1914年的100增加到1923年12月的126160000000000,德国马克更是变得一文不值。

到1923年,德国马克的价值接连暴跌,已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平均每两天物价就要上涨一倍。德国进入到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超级恶性通货膨胀巾。当时一片面包就要1000亿马克,中产阶层一夜之间沦为赤贫,社会财富遭到疯狂洗劫,手中有几个美元就可以像国王一样生活。一个美国人能以7美元兑换到40亿马克。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通贷膨胀率每月上升2500%。工人们的工资一天要分两次支付,到了傍晚,一块面包的价格等于早上一幢房屋的价值,本,国民政府以更大的力度发行纸币,从而也将通货推到了恶性膨胀的程度。从1937年6月到1948年8月,法币贬值400万倍,物价上涨近500万倍。国民政府1948年8月实行金圆券改革,虽然以1元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重新调整了物价,但仅仅70天后,物价又以更加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涨。仅仅在1949年上半年的时间,金圆券竟贬值6000万倍,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已完全崩溃,物价与抗战前相比.上涨3492万倍,如表5-2所示。1921-1923年德国恶性通货膨胀期间美元兑换德国马克的汇率因此,外国人蜂拥而至,用几个英镑、几个法郎、几个美元就可以四处抢购德国人的不动产、珠宝和艺术品。这场浩劫也加深了德国人对英、法等国的仇恨,为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隐患。

正如财政引起德国的超速通货膨胀一样,最终财政改革也结束了超速通货膨胀。在1923年底,政府雇员的人数裁减r1/3,而且,赔款支付暂时中止并最终减少了。同时,新的中央银行德意志银行取代了旧的中央银行德国国家银行。政府要求德意志银行不要通过发行货币为其筹资,德国的通胀至此落下帷幕。2.民国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本次通货膨胀发生在中国国民党统治末期。在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长期的战争损耗以及大片富庶国土的沦陷,已经使国民政府的财源日益枯竭。为支持日益庞大的财政开支,国民政府大量发行纸纱,从而引发了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抗战胜利后,为了筹集发动内战的资本,国民政府以更大的力度发行纸币,从而也将通货推到了恶性膨胀的程度。从1937年6月到1948年8月,法币贬值400万倍,物价上涨近500万倍。国民政府1948年8月实行金圆券改革,虽然以1元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重新调整了物价,但仅仅70天后,物价又以更加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涨。仅仅在1949年上半年的时间,金圆券竟贬值6000万倍,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已完全崩溃,物价与抗战前相比.上涨3492万倍。在通货膨胀时期的津巴布韦,亿万富翁随处可见,可他们却一无所有:一个鸡蛋要1亿津元;虽然每天在辛苦工作,可是月薪可能还不够每天的交通费。越来越多的员工要求雇主改用粮食布匹之类实物支付,而不是钞票。

日本通货膨胀与紧缩的共存

面对似乎无休无止的通货紧缩局面,一些日本人开始企图为痛苦的现实涂脂抹粉。前财政大臣神原英姿曾经说:“我们应该容忍轻微的通货紧缩,而不是斥之为恶疾。”这样的态度是否可取呢?答案是否定的。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的破裂迫使日本不得不结束了原来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进行一个痛苦的转型,转向现代市场经济,这场转型最大的好处就是提高了日本的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因此,有人认为通货紧缩是好的,理论就是虽然日本已经历十年的通货紧缩,但东京依然是全球物价最高的城市之一,物价的略微下跌应该会很受人们欢迎,并且经济的发展也还算平稳,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事实上,日本本轮通货紧缩和20世纪90年代的大为不同。日本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出口的锐减和日元的突然升值带来了巨大的通缩压力,在这一情况下,物价下跌的唯一原因就是需求的疲软。

面对消费的不振,企业纷纷试图削减成本,但是现在削减成本已经不可能像20世纪90年代改革期间那么容易,如果政府不采取宽松财政政策,并向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贷款,局面就会变得更加糟糕。所以,日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不良的通货紧缩,日本的决策者已经明白,不能做温水里的青蛙,也不能再做无益的相互指责,而应迅速采取应对措施。

那么日本银行和日本政府是否应该为其有意低估日元价值而受到指责呢?他们在国际货币游戏中具有欺骗行为吗?从本质上说,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目前,日本正陷入是否允许日元维持长期疲软态势的困境中。

在这种情况下,在快速增长,日益开放的经济社会里,当名义汇率固定时,工资增长应该紧跟生产率增长的步伐吗?从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中,工资在高出口增长导向型经济体中的决定作用来看,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的增长远高于非贸易品部门,自然成为决定工资水平的主导部门。在固定汇率下,出口企业的雇主根据工人技能的国际竞争力来招募技工。这样,在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务工的工人们能从该行业高增长的生产率中受益。但是从“劳工团结”(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倡导)的角度看,高-工:资水平也会扩展到其他经济领域,主要是生产率增长较低的非贸易服务行业。

这个时候想要为日本价格水平找到一个纯粹的国内货币“锚”很难,冈为生产率高增长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伴随着日本广大住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修复他们的金融资产的步伐,日奉的货币供应量是居高不下并且难以预测。因此,日本银行便使得日元盯住美元,以便能够方便地反映出日本贸易品的价格水平,也能同时促进货币工资的高增长。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开始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美元已经不再成为国际市场上稳定的“锚”,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则随之崩溃。

那么,伴随着日元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转变带来的日元不断升值,这种状况又将会怎样影响美日两国的相对工资增长呢?1971年之后,美国的“抨击日本”政策开始导致日元不断升值。最后,美国一再施压所导致的对日元继续升值的预期真实的削弱了相对工资调整体系。在1975年之前,日本的货币工资增长速度比美国要高得多,但1975一1976年期间日本的货币工资增长速度却陡然下挫。从那时起,日本工资增长速度开始低于美国。随着日本经济遭受普遍的通货紧缩的压力,日元升值的不确定性就削弱了日本为平衡国际竞争力而进行的相对工资调整的自然过程。

此外,日本对外需求的下降减少了进口,抵消了因日元升值而导致的出口增长减缓,日本巨大的贸易顺差因此并没有减少。虽然美国在这轮“抨击日本”的施压中,没能因日元升值而实现减少日本贸易顺差的基本目标,但确实造成了日本宏观经济由严重通货紧缩而引起的混乱秩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但是在美国前财政部部长鲁宾宣布了他的“强势美元”政策,美国也停止了对日元升值施压之后,为什么日本的工资停滞现象仍然持续了12年?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日本在“失落的十年“间.GDP增长一直徘徊在衰退与复苏之间的停滞状态,之后出现的增长也极其疲弱;第二,由于日本金融体系内的“货币错配”问题,抬高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威胁仍然存在,这种威胁因2007年美国和欧洲又开始新一轮的“抨击日本”而加强。雇主们如果给予慷慨的工资支付,然后日元突然大幅升值,那么他们可能面临破产。因此,厌恶风险的日本雇主们仍然对支付高工资谨小慎微,由此出现了日元长期疲软的现象,即实际汇率的贬值。

所以,日本和中国的经济问题有一定的相似性,就通货紧缩来说,有一些现象是大同小异的,如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生产疲软等这些通货紧缩的通病。但相似只是现象,根底终是不同的,因为日本的通货紧缩是经济周期性表现,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房地产经济的泡沫破灭造成通货紧缩。股票、房地产这些财富造成虚假繁荣和需求短期过剩,引导生产进一步扩展,然后泡沫破灭时需求突然减少。而中国通货紧缩出现是因为中国投资过剩,在投资尚未完成时是一种需求,一旦完成就成为供给,所以供给骤然增长,与日本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同的。当然中国也存在结构性需求矛盾,这也成为解决中国通货膨胀的方法,而不同于日本依靠时间解决紧缩。所以从原因到解决手段都不同于日本。虽然两国都存在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并存的局面,但就日本来说,这是对通胀的理解问题。通胀一般根据百姓日常开支的不同,将各种商品进行加权,得到一个指数,例如,如果粮食占比很高,那么粮食的权重就大。日本90年代泡沫破灭后,购买力下降,造成供求失衡,从而引发通缩。最近,又伴随着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上涨,知石油和粮食等造成日本国内的基础消费品出现价格上涨。由于劳动力价格、生产过剩等原因,并没有迅速传导到其他消费领域,同时,由于食品价格上涨造成的挤出效应,反而压缩了其他消费品的支出。因此日本的通胀是结构性的,仅仅是基础消费品领域。

突然死亡的货币,让财富在悄无声息中转移

让财富在悄无声怠中转移

弗雷德曼曾说:“如果蒋介石政权能够避免通货膨胀,并更好地管理金融和货币政策,将通货膨胀保持在一位数或较低的两位数范围之内,或者美国在1930年采取了不同的白银政策,那么,中国今天将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可能性极高。”

弗雷德曼作为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这么说可能过于突出和夸大了货币的作用。但是回顾蒋介石政府发行金圆券失败导致物价飞涨、就任行宪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为挽救此时濒于崩溃的经济,他提出币制改革案,以“金圆券”代替已崩溃的法币,限制物价暴涨(即以行政办法平抑物价)。在王云五看来,“只有改革币制,才能挽救财政经济日趋恶化的局势”。

1948年8月20日国民党政府发行了金圆券。此券由中央银行发行,同法币的收兑比例是1:30。企业及个人持有的金银外币限期兑换金圆券,违者没收。金圆券发行限额为20亿,发行准备必须有40%为金、银、外汇。金圆券原定限额发行,但不到3个月,即1948年11月底已发行33.49亿。于是宣布取消限额,此后发行额直线上升到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已达51612.40亿。与此同时,金圆券面额从1元一直发到50万、100万。物价也一日数涨。上海当时一商店曾一日改换商品标价达16次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