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的发展为其它国家提供了市场机会，其中东亚国家和地区从中受惠尤为明显，主要表现是中国从该地区的进口量越来越大。例如从1995年到2009年，中国从东南亚国家的进口成倍增长，其中幅度最大的是马来西亚，增长了6.78倍，幅度最小的是日本，也增长了2.56倍。中国进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以初级原料为主转向以高附加值的电子产品为主，给这些国家带来巨大财富。此外，中国游客已成为许多国家旅游业的重要主顾，一些国家甚至将中国人的旅游观光视为启动当地经济复苏的“发动机”。
2010年11月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聚首韩国首尔，这是自2008年全球危机发生后第二次二十国元首聚会。经过这次危机，全球都已经看到，全球经济实力分配正逐渐由西向东转移，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与会专家指出，中国对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经济的规模目前占世界经济的近10％，但近几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20％至30％。”马骏预计，中国以后将在世界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根据摩根士丹利预测，未来10年，中国经济能够维持年均8％的增长速度，中国未来对世界经济影响仍将非常深远。美国知名银行家罗伯特·库恩指出，中国所起的作用“显着且具有历史意义。”
反观美国经济，用“世界经济的麻烦制造者”来形容“美国威胁”并不为过。我们先从2000年的网路科技泡沫说起。在泡沫破灭、股市崩跌后，美国联邦储备（Fed）快速而激进的降息，由6%降至1%，产生大量的流动性，推升房地产价值，并普遍带动美国家庭的财富效应。2003年经济又步入繁荣。美国的虚假繁荣为2008年的世界金融大动荡埋下了凶险的伏笔。2008年，美国次级房贷危机爆发，从此，形势急转直下。首当其冲的是全球庞大的银行巨额损失和对金融体系的打击。这原本应由美国本土银行承担的巨额坏帐，却在投资银行的证券化包装、评级机构的失职下，让次贷像SARS病毒一样散播到全世界，让所有金融机构共同承担损失，造成金融系统整体的弱化。
其次，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危机，美联储再度疯狂降息，2009年以来连续七次降息，由5.25%降至2%。美元随着加速贬值，各主要国家货币兑美元纷纷创出新高。明显地，美国希望藉由大幅降息与货币贬值，一方面在国内支撑资产价值，另一方面在海外强化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以力图振作国内股票与地产市值以及企业出口与海外获利的提升，逃避衰退的来临。但美国人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对全球其它国家却有害无益。欧盟饱受欧元升值之累，经济成长大幅降温，由2008年的2.8%降到了2009年的0.4%。在中国，在美元降息与贬值的情势下，流向中国的热钱大增，进一步造成了中国境内的流动性过剩。2009年，中国外汇存底增加的1，539亿美元，扣除外商直接投资及贸易顺差后，竟有850亿美元的资金来源不明。热钱不断涌流进入中国，到2010年热钱应有4，000至5，000亿美元之巨。热钱给中国带来的危害是，一旦热钱套利完成撤出，中国可能面临类似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的资产价格崩溃危机。
其实，包括中东石油国家、日本、中国等拥有巨额外汇存底的国家，皆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美元眨值，就等于强迫性地让这些国家的债权缩水。2010年底，美国政府债务逼近10.3兆美元，若美元贬值20%，等同所有债权持有国共同分摊8，000亿美元损失，可见“美元贬值”的杀伤力。
最具全球性影响的莫过于因美元弱势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能源、原物料商品、粮食等价格的轮番上涨。这就是我们近年来耳熟能详的“输入性通胀”的来由，这个始作俑者正是美国！由于预期美元弱势，撤离美元资产，全球泛滥的投资基金（如对冲基金、衍生性投资等）大幅转至其它地区巿场。再加上这些商品多以美元报价，美元贬值引发价格上升。因此，原油、金属、粮食近期都屡创高价，形成全球性不断轮番上涨的局面。
这显然已不仅是经济层面的事，就低所得家庭而言，粮食支出占收入比重极高，根本无力负担因为粮食大幅涨价的压力。联合国指出，逾30个国家因粮价高涨而陷入饥荒及暴乱，一场“无声大海啸”淹没了许多低所得的非洲及拉美国家人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更指出，未来十年粮价不会回落，且将居高不下。在持续逐利的资金拉抬下，饥荒、暴乱乃至战争导致多少穷人死亡则难以估计。
其实，近年来这些后遗症已逐渐汇聚在一起形成全球性现象。环顾四周，越南通膨率高达25%、阿根廷23%、俄罗斯14%、沙特地阿拉伯9%、中国6.5%。经济前景不明、通膨遍地袭来，来自美国的输入性通膨在美国为善其身、邻为壑的的行动后反扑而至，席卷全球
2011年美国债务危机再一次绑架全球经济和资本市场。7月12日下午5时，华尔街上的一块美国国债显示牌显示，当下美国国债总额已达14.37万亿美元。为什么14万亿是个标志性数字？因为14万亿，正好等于美国一年的GDP。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超过利息额度，就意味着美国将不可能还上这一笔贷款。而大家知道，美国经济如果年增长2%，那都是普天同庆的大喜事。可眼下，美国只能通过借新贷款来还旧贷款。终有一天，它会借不到钱，一旦借不到钱，就意味着美国联邦政府的破产。
美国债务危机再次带来了损害其它债权国利益，损害新兴经济体利益，使世界大多数国家要为美国问题付出代价的麻烦。虽然事实表明，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最后就债务问题达成了一致，避免了美国债务违约可能对世界金融和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但方案的妥协和高债务上限能躲过初一，却终将躲不过十五，因为这只是为巨额债务争取到缓冲时间而已。而为了降低国债水平，美国政府必须挥舞起砍掉一系列非紧迫支出的大刀，实行严厉的紧缩开支。但如此一来，又将造成其经济萎靡。为了对冲这个矛盾，美国政府继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以寻求经济平衡。这正是2011年导致世界股市大跌的主要原因。
总之，早已失去平衡的美国经济，将左支右绌，很难为全球经济提供可靠保障。如果美国经济不能稳定下来给美元和美国债券持有者以信心，那么以美元计价的全球各大市场的混乱可想而知。这就因应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的，作为储备货币，美元的稳定性非常重要。现在，美国经济不稳，美国政策不稳，由此造成的风险将难以评估。
走笔至此，我们不禁想起在1970年代美国产生金融动荡后，财政部长科纳利对国际社会所说的至理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一语道破美国的天机，那就是美国的强大是建立在别国人民痛苦基础上的，为了保持美国的强大地位，美国政府可以不择手段地通过搅乱他国来达到目的。
事实证明，近些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虽然不能抵消西方世界特别是美欧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但却大大缓解了世界经济尤其是周边地区在经济调整中的阵痛。
首先，中国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调整产业政策提供了广阔天地，为世界跨国公司走出困境提供了一条途径。
其次，中国在区域生产链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区内的产业链正在形成。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出口主要以电子和高科技产品为主，这些产品又同时作为中国高科技制造品出口的投入品。上述这一新型的区域内分工和贸易格局，极大地提升了亚洲经济整体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三，中国经济增长对发达工业化国家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重要作用：
（1）中国的发展对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品产生了巨大需求，对这些产品的进口增长至少要比平均进口总额增长率高出2到2.5个百分点。
（2）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满足发达工业化国家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巨大需求。一个基本事实是，在美国遍街看到来自中国的廉价日常用品，其中也包括像“耐吉”这类美国本土早已不再生产的名牌产品。在美国这样高生活水平的国家里，中国产品为低收入者减少了生活负担，也减低了美国通货膨胀压力。
（3）随着经济全球化，工业化国家会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移到具有丰富劳动力资源、巨大市场、飞速发展的中国。
结论再度集中到一点，中国的发展无疑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市场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将对世界经济发展和贸易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和平崛起”的诉求
曾任以色列驻印度大使的资深外交家耶胡雅达·哈伊姆，在接受中国记者就国际上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采访时指出，“中国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从民族特性上看，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我最近所看过的20本书里，没有一本书说中国侵略过任何一个国家。”顿了一顿，哈伊姆笑着反问道，“难道中国会侵略日本？会侵略俄罗斯？”他说，“中国在19、20世纪都是这些国家的战争受害？”
如果不抱任何意识形态偏见的话，我们相信耶胡雅达·哈伊姆的上述观点说出了一个真相。国际上有人看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便炒作“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将成为扩张主义国家，仿佛中国一旦强大起来，世界便会大乱。我们上述的美国“新军事战略”就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然而，如果把历史上一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18、19、20世纪的所作所为和中国相比，中国在近代史上从来没有威胁过别的国家，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却反复受到外国列强的欺负、威胁、侵略和蹂躏，其中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最为深重。
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是，中国不侵略扩张，领土何以如此之大？中国的领土规模的确经历了由小到大的变化过程。“中华”或“中国”的最初含义是“中央之国”，所指的只是汉族聚居的黄河中下游流域，连长江流域都不包括在内。后来的逐步扩展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汉族内部的兼并统一，如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一下子把中国的疆域扩展到了长江流域，从而奠定了中国版图的雏形。后来因统一的中央王朝数次分裂，又发生了几次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国的地理版图因此得以维持。第二种方式是被动、柔性的文化融合，导致领土扩展。秦统一六国之后，外族不断袭扰侵犯中原，其中匈奴、突厥被打跑，但有的外族在与汉族王朝的较量中取得了军事优势，他们侵入中原，局部甚至全局性地建立了对汉族的统治地位。前者如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五代十国时期的若干小国，以及后来的辽国、金国等；后者如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朝。他们在形式上建立了统治地位，文化上却被汉文化同化，而其发祥地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的一部分，如东北、西北和蒙古（外蒙独立是后来的事），其民族本身也随之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迄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其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飞速提升。但是中国政府一再声明，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合作，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高度重视加强与周围国家的友好和合作。中国正在集中全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希望有一个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中国人民崇尚和平，致力于睦邻友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上述对和平的诉求贯穿在中国领导人的历次讲话和国家政策中。
已故邓小平早在1989年尼克松访华时就指出：“中国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处理国际问题。”并明确表示，其由独立与生存、发展、参与（参加国际组织）等三个层面组成。邓小平表明了中国新时期新的“国家利益的定义”。邓小平经常向中国党政干部强调如下24个字：“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并把它作为中国应遵循的对外基本态度和原则。
中国的中长期国家战略凝聚在1997年9月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3万字报告中。江泽民的报告把中国说成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并提出了如下目标：在21世纪中成为中间阶段的“地区大国”，在世界政治中发挥制衡作用；在21世纪末成为最终阶段的“世界大国”，在世界政治中发挥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