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马克思正是通过公社来批判现代国家，并且为未来的政治模式奠定理论基础。马克思称公社为“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意味着工人的解放应有自己的“政治形式”，因此，工人解放不是消灭政治，而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一种人人都可以自由参与的政治。
第二节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身于莱茵省一个工厂主的家庭。
为了帮助父亲打理工厂，年轻的恩格斯不得不辍学经商，不过恩格斯也由此深入了解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运作以及工人的生活状况。１８４２年恩格斯远赴英国曼彻斯特，在父亲的纺织厂（称得上是一家早期跨国企业）办事处当办事员，并在这里写下了着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其堪称工人政治研究之不朽经典。
恩格斯是最早进入田野，从事参与式观察和实证调查的学者，他的田野研究足足比美国芝加哥学派早了半个多世纪。
为了了解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恩格斯经常住在工人的家里，与他们进行日常的交谈和观察，搜集第一手的实证资料。恩格斯年少辍学，只是旁听过一些大学课程，这对他的研究反而成了一件好事。由于没有被系统的科班训练束缚，恩格斯的理论不落俗套、富有活力，充满原创精神。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不仅深入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更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工人阶级的形成。
恩格斯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基本上持一种产业主义的观念，这与他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
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这个产业规模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２９６）恩格斯将产业的进步、技术的革新、生产和管理流程的变化，与阶级结构的变化、阶级的形成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２８４，２８５）。这样一来，恩格斯也很容易把工人阶级的形成当作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现在看来，产业主义解释的优势与缺陷并存。后来Ｅ·Ｐ·汤普森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坚持文化建构主义的解释，显然是针对恩格斯所代表的产业主义理路的。事实上，技术变革固然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某种变化，但是同样的技术变革对于不同的社会，意义却可以有天壤之别。比如，在与英国工业革命同时期的中国江南，其纺织机器的性能比珍妮纺纱机优越得多，纺织业的生产效率令英国同行难望其项背，但是中国江南既没有发生任何社会结构的革命，更遑论现代意义的工人阶级的形成。
恩格斯对工人政治的研究，可以根据“地点”勾勒出两个领域：工厂（车间）政治与社区政治。恩格斯第一次提出了“工厂政体”的概念，他指出，机器的运用，分工体系和工人之间的竞争，正是工厂政体合法性的秘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２卷：４２４-４２５，４８６）。恩格斯发现，越是在高精尖技术（当时所认为的）生产领域，工厂内部的专制程度就越深。尽管恩格斯关于工厂政体的诸多洞见失之粗浅，但已足以令后来的“劳动过程理论”为之侧目。另一方面，恩格斯把工厂政体专制当作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来源之一，当工厂政体专制达到一定程度，工厂主和工人之间形成尖锐对立的时候，就更易于促成工人的无产阶级意识：“工厂制度渗入某个劳动部门愈深，这个部门的工人卷到运动中去的也愈多；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愈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愈发展，愈明朗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５２９）恩格斯对工厂政体的研究仍然有深刻的产业主义烙印，为此卡兹尼尔森在她的研究中不得不予以修正，指出由于工厂政体的存在，工人在工厂中并没有结社的自由，也无法实现组织化，因此，工人对工厂政体的斗争基本上是碎片化的。
裴宜理声称“不同工人有不同的政治”，但事实上恩格斯才是“不同工人有不同的政治”之先驱。恩格斯根据产业部门区分了工厂工人、矿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等等，又根据年龄等因素划分出童工、女工和成年男工，更专题讨论作为外来移民的爱尔兰工人。恩格斯不是作一般化描述，而是旨在指出不同的工人，其组织化程度、阶级意识和抗争性都是不一样的，“构成工人运动的核心的是工厂工人，其中主要是棉纺织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５２９）同为工厂工人，何至于有如此分别呢？恩格斯的解释也跟他的理论相呼应：棉纺织工人之所以最具组织性和战斗性，乃是他们最集中体现了工厂政体专制统治的矛盾。具体而言，英国纺织业实现了生产的机器化，工厂规模大，导致工人人数多，工人被机器排斥的程度也高，工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反抗性也就更强；相反，在北伯明翰、斯泰福郡铁业区这些地方，工厂的规模都很小，机器化水平低，学徒制的条件下难以产生出激进的工人力量，因为这些工人“既不是真正的无产者，也不是真正的资产者”，这种“独特的中间地位”，导致他们很少参与英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４８６）。换言之，恩格斯虽然仍坚持产业主义的解释，但已经意识到不同工人不同的政治特性。
恩格斯对于工人社区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恩格斯通过社区来了解“社会给工人什么样的住宅、什么样的衣服和食物作为他们工作的报酬，社会让那些对它的生存最有贡献的人如何生活下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３０６）恩格斯对工人日常生活的研究，引出了后来工人研究的一个重大议题：社会排斥。恩格斯指出：“曼彻斯特及其郊区的３５万工人几乎全都是住在恶劣、潮湿而肮脏的小宅子里，而这些小宅子所在的街道又多半是极其糟糕极不清洁的，建造时一点也没有考虑到空气是否流通，所考虑的只是业主的巨额利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３４５）这种居住模式一方面塑造了工人“堕落的”行为模式，使工人沦落到社会的边缘；另一方面，由于整个都市体制包括居住条件，对于工人是排斥性的，工人及其子女在城市中都遭遇身份危机。但是，正是这种对工人的社会排斥，反过来促进了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形成。
当工人进入社区，远离工厂权力的人身监控，工人就获得了自由，在这种条件下，各种政治力量向社区渗透，从而构建出工人的阶级意识。
在巴黎与马克思一见如故之后，恩格斯就开始担任马克思的“第二提琴手”，并且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负担了马克思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开支。在这个时期，由恩格斯单独署名的重要文献为数并不多，尽管不少学者认为在两人合署的文献中，恩格斯的实际贡献更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晚年。马克思宁可花费大量精力用于挖苦一名叫福格特的人，却把与杜林辩论、系统阐发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任务交给了恩格斯，其足以说明恩格斯才是这一思想体系真正的“ａｕｔｈｏｒ”。
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以马克思思想忠实传人的身份，一方面坚持领导工人斗争，另一方面对过去的工人运动作整体反思。晚年恩格斯关于工人政治形成了两个重要的理论发现。
第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群体也将发生变化，工人阶级内部将发生分化。原来马克思指出的阶级对立将趋于简单化，但事实上阶级对立却趋于复杂化，马克思本人也指出资产阶级将分化为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而恩格斯则意识到工人阶级内部分层也存在趋于复杂化的倾向。上市公司制度产生了一批持有股份的工人，大规模企业组织的管理需求产生了一支领取管理报酬的中产劳工，第三次技术革命使高科技工人与体力劳动工人之间出现了分野，企业管理的民主化将工人吸纳进了管理流程之中，等等。工人阶级分化的趋势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发明，也不是列宁率先发现了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工人贵族”，而是恩格斯早就已经预见到了。工人阶级分化的政治后果就是，工人作为一种阶级力量将成为疑问，更重要的是，诉诸阶级符号的政治动员和抗争将逐渐失效。
第二，尽管恩格斯从未否定暴力革命的重要性，但他越来越倾向于组建社会民主党，通过合法的议会斗争来为工人争取权益。恩格斯对暴力革命进行了反思：“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１８４８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５１０）恩格斯认为议会斗争相比暴力革命是一种更可取的做法，他指出，“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４１１）。在是否坚持暴力革命方面，恩格斯的主张与后来主持俄国革命的列宁产生了分野，而这种分野或许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分化的来源。
第三节列宁
列宁是一个卓越的理论家，但更是一位杰出的实践家，因此列宁的理论创造都带有很强的实践指向性，也就是为了解决革命中的实际问题。在列宁所处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内部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派别之间的论争使得“是否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在实践上是可行的”成为判断自己的理论主张是否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标尺。
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看来，无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核心政治命题，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就越是走向末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内在矛盾日渐积累，到达一定程度时就会爆发出来，届时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将出现工人阶级的总体罢工，于是革命的时机就形成了，工人阶级便能够乘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预想一直都未能变成现实，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的统治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危机之后走向了稳固，那么无产阶级革命的命题还能成立吗？
列宁对此问题的思考可谓独辟蹊径，其答案一方面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另一方面又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主张进行了必要的发展。列宁认为现时代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其最后的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十分成熟但也失去了活力，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变得越来越官僚化与军事化，无产阶级遭受到越来越完善的统治，因此无产阶级革命难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和成功。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与经济具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既然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功，那么就应该在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寻找机会，以求突破（《列宁选集》第２卷）。所谓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薄弱之处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单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一国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全新的理论问题，为了使理论能够转化成为实践，对此政治命题的理论思考就必须建立在特定国家的政治与社会背景所提供的实际条件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