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为口号，纷纷组建护厂、护局、护店队伍，开展护厂斗争，有力阻止了国民党当局对工厂的破坏。这些组织被统编为人民保安队，计有６万人之多，有力地配合了军事进攻，确保了战斗期间城市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正常运转。可以说，广大城市工人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顺利在全国建立政权的有力保障。
第二节领导阶级
如果说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工人政治的主旋律是革命，那么１９４９年之后，中国工人政治的主题就是建设。在这一个时期，工人的政治地位，主要体现在他们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明确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１４８０）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领导阶级的地位由此确定。
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立国原则的体现。根据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工人阶级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主体，在打破旧的国家机器之后，将首先成立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２９３）因此，马克思主义将过渡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政权定义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
其次，提升工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需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而工业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广大的城市工人。
从清末民初中国产业工人诞生一直到解放前，由于中国工业规模不大，中国工人的队伍，也主要是以轻工业工人为主，这颇不利于中国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人队伍的成长，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战略性的意义。通过五年计划的实施，中国培植了较为健全的工业体系，而工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
第三，工人政治参与的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中国并非马克思笔下典型的阶级社会，诚如王亚南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两千年来主要的社会矛盾是官民对立，而非地主与农民的矛盾（王亚南，１９９７）。这样的社会结构可以历经两千年而不变，因此始终保持开放性和流动性。但是晚清面临的是“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反应”模式，使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不归之路。不寻常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一直缺乏主导阶级的领导，致令政治革命与社会结构转型无法统一，而陷入革命之循环之中。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维新变法的地主革命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皆无法彻底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的指导下获得了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这个新的社会必须形成新的支配性阶级。在当时看来，工人正是这种阶级力量的化身，由工人引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成为一个合理的历史选择。
那么，中国工人的这种社会政治地位是如何取得的呢？
中共政权接管城市之后，首先采取的是保护民族企业自主性的政策，以保证稳定税源的获得（薄一波，１９９１：９９-１０３）。
在民族企业的生产趋于稳定的基础上，中共政权采取公私合营等政策，并发动工人在厂矿企业发起民主改革运动，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逐渐剥夺资本家对企业的控制权（桂勇，２００６；林超超，２０１０）。中共政权首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据桂勇考察，工人借此取得政治上的话语权，逐渐掌控企业的管理过程，资本家的所有权则不断削弱（桂勇，２００６）。运动的结果是“劳资双方的阶级关系事实上发生了大变化，工人监督生产已陆续形成制度，资本家要完全按照原来的办法管理企业已经办不到了”（薄一波，１９９１：４１５）。同时，工人还不断向当地政府请愿，要求加快公私合营（薄一波，１９９１：４１８）。在多重压力之下，资本家选择退出企业的经营领域，“不关心企业的经营活动了”，工人最终取得了企业的控制权。可以说，在国有化的过程中，工人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这一场运动的结果，就是国营企业成为中国主导的企业模式，并塑造出一支统称为“工人阶级”的产业工人新队伍（林超超，２０１０）。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工人政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国家政治层次，涉及工人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问题；第二是在工厂管理层次，涉及工人与工厂的关系问题。首先看第一个方面。必须指出，中国工人作为新中国的领导阶级，不是通过在领导层或政治精英中有多少工人出身代表来佐证，而体现在工人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主体而言的。政策内容是否最大限度体现总体战略目标、工人的整体福利水平是否提高、工人能否有效控制生产过程、制度上是否保证工人的政治参与，这些才是衡量中国工人政治地位的主要尺度。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五年计划的推进，中国工业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这一进程对于中国工人政治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工人人数的扩大，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工人力量的增长。至改革开放之初的１９８２年，工人人数已经从１９４９年的８００万人，发展到１０９３９.９万人，增长了１２.６倍。尽管工人人数仍然少于农民，但是人数已经破亿，占了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强。
同时，工人中党员人数的比例也在上升。１９５７年，党员占职工人数百分比为１３.５％，到改革开放之初，工人中党员所占比例分别为：１９７８年１３.８％，１９７９年１３.４％，１９８０年为１２.５％，１９８１年为１１.９％。工人党员人数的增长，表明党组织对工人群体保持着一种持续的开放性。
工人的福利待遇，相较于农村人口，或者即使在城镇人口中都是较高的。在中国工人的“黄金时代”，工人享有各种工资补贴、福利待遇、政府补助、社会服务和保险，一时成为人人称羡的阶层。这从工人来源的变化就可见一斑。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人的主要来源是工人，１９５０-１９５６年３１.４％来源于工人；来源于农民的占２４.４％。但是，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对几个重点企业的调查，１９６６年之后，来源于工人的只有３.１％，来源于农民的下降到６.５％，来源于学生的，则上升到７６.４％。换言之，其后工人队伍主要是从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来补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人这一职业的吸引力。
国家制定了８级工资制，在工人中划分技术等级，激励技术工人的成长，培养出了一批骨干技术力量，不过它同时在工人中形成了新的分层。全国总工会的调查发现，国营企业工人的平均工资等级存在逐年下降的趋势，工人的实际技术水平多数高于其工资等级。足见工人工资级别增长缓慢而艰辛，这导致工人分层相对较为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