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生产流程控制
如何将劳动者所具有的劳动能力充分地利用起来，使之转化为资本所需要的有用劳动，一直就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于以更大程度上获得剩余价值为基本诉求的资本来说，唯有有效的控制劳动过程才能保证劳动力有效地转化为有用劳动。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掌控，首先是要通过技术安排来掌握整个生产流程，其次是通过正式的组织和制度来约束和协调劳动过程中的矛盾。当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时候，也在生产工人对资本的不满，因此不管资本采用何种控制形式，工人总是能够获得一定的渠道来反抗资本的控制。本章的内容将围绕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控制与反抗而展开，在介绍生产流程控制的基础上来揭示其背后的组织控制，最后讨论工人在严密的控制之下反复出现的日常化抗争。
对生产流程进行控制是资本控制劳动的基础，而技术控制则是现代化的生产流程控制的基础。技术控制就是通过机器设备来设定劳动过程，一旦生产流程根据一定的技术条件确定下来，生产过程便按照自己的意志运转而丝毫不考虑工人的意志，因此技术控制便带有极强的强制色彩。技术控制的第一步就是确定工序，将整个生产过程按照一定的规则组织成生产线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基本特征，一般来说，每一个工厂都有若干条生产线，而每一条生产线则是由若干种工序依照特定的顺序衔接起来的，生产线是一个技术整体，任何一个工序环节出现错误就会影响整条生产线的正常运转，甚至导致整条生产线瘫痪。从劳动控制的角度来说，生产流程只能服从于技术安排，而不能容纳任何个人的意志，否则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完整的生产流程就会受到侵蚀以致瓦解，而且唯有通过技术才能将安置在不同工序环节中的形态各异的工人整合到生产过程中，使分散的力量凝聚成统一的产业大军。
将生产过程分解成为若干工序不仅是一个技术过程，同样也是一个将劳动者分配到不同的工序环节从事不同的工作岗位的社会过程，这就是劳动分工。劳动分工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基本特征，身处激烈市场竞争中的企业，只有通过精细的分工来提升生产的效率，否则就难以在市场中立足，于是精细的劳动分工也就成为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趋势。分工是控制生产流程的关键环节，这不仅是指工人必须使自己的劳动遵从特定工作岗位的要求，同时须跟随整个生产流程的运转而行动，而且是指工人在劳动分工中被局部化和分散化（《资本论》第１卷）。局部工人是相对于总体工人而言的，制造一件商品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之前往往是由一个工人单独完成的，此时的工人了解制造一种商品的整个工序和所有的技术，但是伴随着生产进入工场手工业时期，商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很多个工序，就整个生产过程来说工厂生产体现为总体工人的生产，但是就被分配到具体的工作岗位上的工人来说自己只是完成某种工序、通晓某种技能的局部工人。局部工人是个体化的，尽管同处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但是不同的生产位置滋生不同的利益和工作关系，因此生产流程借助于技术分工分化了工人阶级队伍，分裂的工人阶级其力量不足以推倒资本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
生产线是技术基础上的劳动者组合，尽管生产流程中的工序和分工将工人阶级局部化和分散化了，但是源自阶级地位之外的社会网络和纽带同样可以超越技术力量所造成的障碍从而制造工人的团结，例如血缘、地缘、宗教、种族、朋友等因素是凝结工人阶级的重要因素，为此必须妥当地处理这些来自生产过程之外的因素才能实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这就意味着除了通过技术来控制生产流程之外还需要对劳动者的人员组合进行有目的的设计。组合同一条生产线上工人的基本原则就是交叉使用，就是说不能使具有相同社会网络和纽带的工人配置到同一条生产线上，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使这种社会网络与纽带成为激活阶级意识的媒介，并且两种要素相互配合最终导致工人形成一个团结有力的挑战资本权威的集体；一般而言，资本在生产流程中都力图巧妙地对工人进行组合，以便达到限制和利用社会网络和纽带的双重目的，具体的安排就是将具有不同社会网络和纽带的工人组合在同一条生产线上，而且每一种社会网络和纽带都涵盖若干名工人，其中某一种社会网络和纽带在生产线上占据优势，于是同一条生产线上的工人就形成了若干个小圈子。其实，工人中的社会网络与纽带绝非是一种对资本来说彻底有害的力量，如果能够巧妙地利用这些社会网络与纽带，那么它们就能够成为资本控制生产流程的辅助力量，例如在生产的旺季，同一条生产线上的工人在一定的社会网络和纽带支持下就可以完成赶工的任务（潘毅，２０１１）。
技术控制是一种非人性的力量，它完全不顾及工人的主观意志和身体的生理机能，它只服从于生产流程的预先设计，其中时间是设计生产流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时间首先影响生产节奏，生产线按照怎样的速度来运转是保证生产效率的前提条件，生产节奏涉及生产线上的每一个人，但是生产节奏绝不照顾生产线上的每一个人，就其实质而论，生产节奏要求每一个工人都能够适应自己，而且一旦一种节奏得到了适应之后，资本将会再次调整生产节奏并且迫使工人更加辛苦地工作以适应新的生产节奏。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尽管资本视劳动者为活的机器，但是人毕竟是活生生的生命，工人现实的工作能力和潜力都是有限的，所以跟不上生产节奏就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资本并不会轻易地就相信工人的能力已经触及了底线，为了使工人充分地调用自己的能力与潜能，资本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手段来实现对生产节奏的控制。首先就是要控制工人的作息时间，这是使工人的生理机能适应生产节奏的基础性步骤；其次是在生产线上进行监督与测量，工人的能力与潜能总是在忙碌的劳动中无意识地显露出来，从而被监督人员记录下来，这就成为资本调整生产节奏的依据；再次就是对工人的新陈代谢功能和生理病变进行压制，工人上卫生间的时间和次数被明确地规定，请病假的条件则被限定得十分严苛(Ｃｈａｎ，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时间控制对于工人来说是一种灾难，但是对于资本来说则是一种生命源泉。资本借助时间控制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只是生产更多的商品，在生产的旺季能够保证订单的完成，时间控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潜在目的，这就是加快资本周转的速度，缩短资本周转的周期，从而加快不变资本的折旧率（《资本论》第２卷）。以机器形态存在的技术是不变资本，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它只是通过自身在生产过程中的消耗折算到了商品的价值中去，但是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机器设备的价值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断地贬值，因此为了减少损失，资本家必须加快机器设备的折旧速度，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时间控制来提高劳动强度。工人的生理机能是有其限度的，高强度的劳动对工人生理和精神两方面的强制势必造成工人各种形式的反抗，因此为了控制生产流程，资本除了借助技术控制、人员组合控制、时间控制之外，还利用生产流程中形成的非正式关系来达到控制生产流程的目的。
布洛维的民族志研究向我们详细地描述了生产流程中的非正式关系对工人的控制，他把这种生产流程中的非正式关系叫做“赶工游戏”（布若威，２００８）。“赶工游戏”的基本内容指涉三个方面：计件工资、分工协作和转移矛盾。计件工资是“赶工游戏”得以成立的基础，在生产中每一个工人都有一个生产的基本配额，如果生产量超出了这个配额，那么超额的部分则会得到奖励，这种激励促使工人都试图完成配额之外的工作量，这种行为不只是简单地增加了收入，而且也是为了调节工作的无聊和疲劳。工人的赶工行为存在一定的限度，如果工人毫无节制地赶工就会造成对整个工人群体的不利后果，这就是资本将会提高每个工人所必须完成的工作配额，提高工作的强度，所以在“赶工游戏”中工人之间形成了一个产量限制的默契，只要赶工行为达到这个产量就停止下来。
加入赶工的队伍同样受到了分工协作的制约，每一个工人只是处在整个生产流程的某个环节上，因此工人的工作必须得到其他工人的配合，才能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于是生产线中的辅助工人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这就是说一个工人要想完成超额的工作量，就必须与辅助工人搞好关系，否则就难以及时地得到生产资料、小型工具和技术支持。尤其是当赶工成为车间中的一种文化，工人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加入到“赶工游戏”中来的时候，车间里的辅助工人往往是难以应付如此之多的赶工需求的，于是流水线上作业的工人与辅助工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既然如此，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增加辅助工人的数量来缓解矛盾呢？资本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将生产中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矛盾，通过“赶工游戏”
转化成工人之间的横向矛盾恰是资本所欲的，布洛维就指出，工人之间因为赶工游戏而滋生的矛盾极少是辅助工人蓄意阻扰所致，“更经常的是对资源的管理性分配的结果”（布若威，２００８：７９）。
生产流程中的非正式关系是资本控制工人的有力手段，它不是借助技术控制和时间控制等强制的方法来达到控制的目的的，而是借助自愿的方法来控制工人。非正式关系是在生产流程中的工人之中形成的人际关系，但是其背后同样存在着技术的力量，因此非正式关系绝非是完全受工人自主调控的人际关系，它受到资本的影响并被资本利用，所以它至多只是一种相对自主的人际关系。
第二节工厂组织控制
资本与劳动是利益对立的两极，尽管劳资矛盾总是被各种形式在生产流程中加以控制，但是一旦潜伏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激烈的冲突就会破坏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甚至震撼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因此在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劳资双方的互动逐渐催生出一套建立在企业层面的组织制度，以实现对劳资冲突更加有效的控制和协调。利用工厂组织而不是单纯依靠监工来控制劳动者，是资本主义生产秩序走向成熟的体现，组织形式的控制不仅凝聚了控制的力量，而且将易于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转化成为非人性化的冲突。在工厂组织控制研究方面，布洛维和安德鲁·华尔德(ＡｎｄｒｅｗＷａｌｄｅｒ）都从事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本节将主要依据他们的研究成果来介绍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国家社会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组织控制。
布洛维关于工厂组织控制的研究最初是以“内部国家”理论闻名的，他把上层建筑的理论运用到生产领域，进而认为与“总体国家”类似，生产领域中也存在自己的政治上层建筑即“内部国家”。所谓内部国家指涉的是“一套在企业层面上，组织、改造或压制生产中的关系与生产关系所引起的斗争的制度。虽然它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呈现了一种根本不同的形式，绝不是一种新现象。在竞争资本主义之下，除了同业公会组织存在的地方外，调控生产中的关系主要是由专制的工头来执行的。资方与工人的关系依照主仆关系法则。随着大企业和工团主义的兴起，内部国家的制度开始与资方对劳动过程的指令相脱离，并具体体现在申诉程序和集体讨价还价中。
新型内部国家通过限制资方的任意决断，以及赋予工人权利与义务，保护了资方塑造和引导劳动过程的特权”（布若威，２００８：１１２）。
从布洛维自己的概念陈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内部国家”
包含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内容：首先，“内部国家”与“总体国家”是在不同的关系领域中存在的政治上层建筑，两者分享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具有一种相对独立自主性，“内部国家”
是与资本的指令相脱离的，它是一种协调裁决劳资冲突的制度。其次，“内部国家”具有两种基本功能，这就是“强制”和“说服”，强制就是资本的专制命令，而说服就是资本力图通过妥协和合作从劳动那里得到的认可、同意，强制与说服共同组成了“内部国家”，但是根据地位轻重和位序排列不同，“内部国家”表现出不同的形态，这就是说“内部国家”并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特殊产物，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也是存在“内部国家”的，只是彼时的“内部国家”是另外一番景象罢了。再次，“内部国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内部国家”有其不同的形态，但是“内部国家”的变迁是与“总体国家”对生产领域的干预密不可分的。最后，布洛维坚持认为“内部国家”才是塑造工人阶级意识的基础领域，生产领域之外的观念只有通过“内部国家”才能影响工人阶级的思想世界，除非“在危机时刻——当生活经验不断地受到质疑，当存在的一切似乎不再那么自然与不可避免——各种各样的理论可以成为有效的力量，即可以成为意识形态”（布若威，２００８：１４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