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比任何流派都更强调意识形态的依附性特征，也就是指出一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通常都是依附于统治阶级，服务于其特殊利益的。但是人们通常都忽视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具有抗争性一面的重视。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
１.“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２.“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
“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建立自己统治的基础，总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
这两句貌似有些自相矛盾的话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两条基本原理。一方面，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将居于支配地位；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革命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比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更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它在理论上更优越。唯一的解释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虽然不那么有优势，但他们可以借助思想之外的其他物质资源来巩固自己在精神上的支配地位。
这样，借助上述第二项观点，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建立了一个工人抗争的策略框架。如果我们认为工人革命获得成功的主要条件是可以罗列的，不妨罗列出这些：金钱、土地、武力、制度、组织、情报、思想、（被动员起来的）人数，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比较优势表。在这个表中，值得一提的是人数。毫无疑问，工人的人数要远超过资产阶级，传统上这也被认为是工人的绝对优势。
但是这个人数必须是被动员起来的人数，其前提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已经实现从“自发”到“自觉”，成为一个行动的阶级，而工人的这种转变归根结底还是思想灌输的结果。
这样，工人除了意识形态，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比统治阶级要处于劣势。工人在斗争中唯一的胜算就是意识形态，也就是工人所代表的社会基础比统治阶级要“更宽广一些”。这就是前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第二项观点中隐含的斗争策略。
按照这个原理，哪怕革命的所有物质条件都齐备，但是统治阶级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统治，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必然陷入拉锯战，最后克敌制胜的还是“异端意识形态”的体系化(Ｇｏｌｄｓｔｏｎｅ，１９９１：４１９-４２１）。或许这正是汉娜·阿伦特以下观点的来由：那些职业革命者的主要作用与其说是亲自组织、发动革命，倒不如说是去制造异端意识形态来强化革命本身的感召力（阿伦特，２００７：２４２-２４５）。
一般认为，正是马克思的传人、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第一个不遗余力地渲染了意识形态在权力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他第一个洞悉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斗争策略。
葛兰西年轻时候参加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在狱中反思革命，写成不朽的《狱中札记》。市民社会霸权说正是他这一深刻反思最重要的理论成果。
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不仅通过强制性的生产体系来支配工人阶级，更重要的是通过上层建筑也就是各种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观念形态来支配工人，使工人“束手就擒”。葛兰西深刻体认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酷性，因为统治阶级知道这是他们的唯一软肋，必然会有意识地强化意识形态的支配能力；但是工人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斗争的优势所在，相反，他们总是在自己最不擅长甚至必败无疑的地方下手来展开斗争，包括捣毁机器、占领工厂甚至发动暴动，其实这些斗争都很难获得成功，也无法争取到普遍的同情。比如工人破坏生产、罢工，给其他市民造成不便，反而将自己置于不仁不义之地。停留在这层面斗争的工人都可以被称为是“自为”的。
“自觉”的工人应是懂得运用意识形态工具的。当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资产者争夺霸权，就有可能从原来的游击战转到阵地战，并最终占领制高点。无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发展到什么程度，最终一定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解决问题（葛兰西，２０００）。
在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葛兰西是真正领会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思想真谛的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根本问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并未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走向枯竭；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的工人生活条件不是恶化，相反在“好转”（当然是相对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而言）。他们必须建立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阵地。这个阵地就是葛兰西提供给他们的：意识形态。通过意识形态理论，他们找到了在资本支配逻辑最大化条件下批判资本主义的新支点，也使工人政治的理论重点发生了根本转移，即从强制劳动转向了隐性的意识形态霸权，了解资本家是如何“制造同意”的。
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父式人物，他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卢卡奇最重要的着作是《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着作的过人之处在于，卢卡奇通过对马克思“物化”概念的阐释，天才地提出了１８４４年手稿披露之后才被发现的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卢卡奇，１９９９）。卢卡奇十分强调阶级意识生成对于解放的重要性。但是这部着作隐秘的悲观一面却鲜为人知。卢卡奇透过他的意识形态权力演绎，实际上告诉人们，工人在生产体系之内很难获得解放，整个资本主义的外在制度体系都是压迫性的；工人只有摆脱了这一生产体系乃至于摆脱了生产过程，才能在“审美活动”
中透一口气，获得暂时的解放。
卢卡奇内心深处的这种悲观感染了一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奥多·阿多诺(ＴｈｅｏｄｏｒＡｄｏｒｎｏ）基本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在他眼中看不到任何进步的可能。面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制度体系，阿多诺只能通过拒绝来抗拒。相比那位呼吁“大拒绝”的赫伯特·马尔库塞(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ａｒｃｕｓｅ），阿多诺的拒绝是真实的、彻底的和决绝的。他虽流亡美国，但是却拒绝学习英语，不愿在这个现代市场社会生活，最后终老于德国故乡。
马尔库塞却在美国如鱼得水，但也正是他将批判火力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另一方面，马尔库塞却悲观地指出了工人解放的绝望性。如果说卢卡奇还为工人保留了工作之外喘息机会的话，马尔库塞则指出在工业化时代，休闲是为了更好地工作，留给工人的自由空间根本就没有（马尔库塞，２００６）。
在马尔库塞的学说中，解放是一件令人绝望的事情，因为资本主义的压迫体系已经无处不在了，即便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都难有胜算。马尔库塞走得很远，他甚至不再寄望于工人来寻求解放的可能，因为工人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当“意识形态终结”、“历史终结”这样的思潮甚嚣尘上，我们不由得想起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结尾所引用的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的一句话：
只为了给毫无希望的人以希望。
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影响，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形成了两条基本主线。
第一条主线，从卡尔·曼海姆(Ｋａｒｌ Ｍａｎｎｈｅｉｍ）到安德鲁·文森特(Ａｎｄｒｅｗ Ｖｉｎｃｅｎｔ），注重的是如何“科学”地破解意识形态的虚妄性。这本身就十分困难，因为研究者本人也难以称得上是完全客观中立的。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为这一努力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我们可以通过对知识生产机制的研究，揭示意识形态的来龙去脉。在曼海姆看来，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存在着现实指向与乌托邦之间的理论紧张，这种理论紧张使意识形态既充当了统治工具，也内在地蕴含了解放的因子（曼海姆，２０００）。澳大利亚学者文森特则进一步发展了曼海姆的学说，他自诩为“打破偶像者”，并标榜此乃意识形态研究者最基本的使命。文森特指出，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应区分“内容构成”与“实际运作”两个层面（文森特，２００５：２４-２５），很多意识形态大行其道，并不是因为自身论证无懈可击，而只是由于其易于操作。在文森特看来，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论证是牢不可破的，它必有其软肋，从而为意识形态研究者乃至于竞争对手提供“破除”机会。
第二条主线侧重于研究意识形态本身的“功能性目标”。
迈克尔·曼把意识形态权力作为与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相提并论的一种社会权力类型，指出意识形态权力之功能在于垄断了意义、规范和礼仪习俗，也就是垄断了政治共同体成员对生命意义和政治价值的理解。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巩固被统治者对于政治共同体的信念，以及对当局统治的服从。曼将意识形态划分为“自主意识形态”与“依附性意识形态”，认为宗教是前者的代表，超越时间、地域的局限，也不受制于任何特殊的利益群体。后者则以增强斗争团体内部的凝聚力为旨归，因此也往往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曼，２００７：３０）。
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和运作已经弥散在日常生活各个角落，而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国家体制化的权力形式（汤普森，２００５）。对于工人而言，意识形态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就直接发生在工作场所、劳动过程和日常生活之中，这与资本权力的“泛化”是同一个过程。如前所述，布洛维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充分运用到他对工人政治的人类学考察中。在《制造同意》一书中，布洛维指出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存在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以人身控制为主的专制方式，第二种是以建立认同为主的霸权方式，让工人心甘情愿接受资本的剥削。布洛维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劳动控制也逐渐从专制向霸权转移，通过设计“赶工游戏”和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工人丧失了抗争意识而自觉接受了资本的安排。布洛维一方面充分注意到了意识形态斗争在劳资冲突中的突出作用，另一方面，他对工人抗争的前景基本上持悲观主义，按照他的考察，工人在意识形态这个唯一握有胜算的斗争领域都缴械了（布若威，即布洛维，商务印书馆译本为布若威，２００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