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就论述过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资本主义将工人置于相同的社会结构位置上，在客观上使工人成为阶级；同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也在分化工人阶级，使他们相互竞争乃至为敌（《资本论》第１卷）。如何消除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从而使之团结起来向资产阶级的统治发起挑战呢？对于这个问题最基本的回答就是使工人阶级从客观上的自在自发的阶级转变成为主观上的自觉自为的阶级。于是问题便转化为怎样才能使得工人阶级从自在自发状态变成自觉自为状态？至今，尚无人能够比列宁为这个问题给出更佳的答案。列宁认为高度契合的组织与意识形态是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武器（《列宁选集》第１卷）。
为什么组织和意识形态被摆在极端重要的位置呢？工人阶级生存在十分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之中，就工人阶级而言其自身往往耽于具体的物质利益，最多只能形成工联主义而不能产生社会主义，而且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也在不断向工人阶级灌输服务于资本的意识形态，这就意味着要想使工人阶级认识到根本利益和主要敌人，除了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之外别无他法。如果对工人阶级进行的意识形态灌输是成功的，那么工人阶级就会形成集体认同感或曰阶级意识，然而这里又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从事意识形态灌输的主体是谁？二是有了集体认同感并不等于有了阶级行动，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尚需组织者和领导者，那么这个从事组织和领导的主体又是谁？对工人阶级进行意识形态灌输不能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工作，因为意识形态灌输的目的是与强大的统治阶级争夺工人阶级的精神世界，此项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因此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的主体必须是一个强大的组织实体，而且这个组织实体也就是动员、组织、领导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组织实体。这个组织实体本身就是由信仰社会主义、从事社会主义革命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它以高度集中、纪律严格的组织来巩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这样的组织实体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就是无产阶级政党。
列宁的理论带有很强的实践特性，他能够有效地解决工人阶级从事革命斗争的组织动员问题，在解释革命年代中的大规模的工人阶级革命方面其意义是明显的。但是随着新时代的来临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调整，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种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之内的力量存在的时候，列宁的理论在解释制度化了的、常规性的工人抗争时就表现出了局限性。尽管如此，列宁所强调的集体认同感和组织因素依然是理解工人抗争的重要变量，也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持续重要的影响。
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对自身的政治统治结构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调整，国家寻求与工人阶级妥协、合作。首先普选权得以确立、工人阶级获得了进入国家机器的权利；其次福利主义政策得以推广，工人阶级的基本生存权利获得了保障；再次劳工结社、集体谈判等政治权利得到了认可，工会作为工人阶级最基本的组织力量开始活跃在公共政治领域和生产领域。一般来说，工会组织越是发达，就越是容易动员工人进行抗争，但是工会在工人抗争中的作用往往很复杂，因为西方国家的工会并不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组织体系，一个国家之中往往存在着很多各不相属的工会组织，这就意味着工会在把工人组织起来的同时也在将工人有组织地分裂了，所以即使发生工人抗争也多是局限于地区性或者行业性的小规模的行动，很少出现跨越地区和行业的大规模的集体抗争。耐人寻味的是，在工人抗争中工会与工人的集体认同感也会发生冲突，工会并不是意识形态化的组织，这就是说工会并不承担塑造工人集体团结的任务，如果工会在领导工人抗争的过程中其行动策略和目标不能与工人自身所具备的认同感相契合，那么这种组织与认同感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工人抗争的一大障碍（Ｄｉｘｏｎ， Ｒｏｓｃｉｇｎｏ＆ Ｈｏｄｓｏｎ，２００４）。
工人的认同感有着广泛的来源，正如同工人有着复杂多样的身份一样，共同的地域、种族、宗教信仰、学习背景、工作性质都能够塑造工人的认同感，阶级意识和组织意识只是工人认同世界中的两个亚种，在一定的工人群体中阶级、组织甚至不是重要的认同对象。究竟何种认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取决于工人自身的生活实践，在生活实践中工人能够区分同伴、朋友、敌人。如果工人的认同感与一定的工人组织是契合的，那么工人的认同感就以组织化的形态存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政党就是如此；但是更多的时候工人的认同感是以非组织化的、私人性质的人际关系网络形态存在的，其基本类型包括邻里关系、朋友关系、地域（老乡）关系、同学关系、血缘关系。这些不同类型的人际关系网络如果能够叠加在一起，那么其力量将是十分可观的，而且如果工人的组织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人际关系网络，那么工人的抗争也将更有力量，例如巴黎公社革命就与巴黎工人的邻里关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赵鼎新，２００６）。
在工人的抗争动员中，空间环境与组织、人际关系网络一样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人的分布和居住形式以及他们对某一空间赋予的意义将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赵鼎新，２００６：２４８）。空间在工人抗争中的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首先，空间是社会行动者聚集的场所，代表着一定的地点、时间、距离，并且被社会行动者赋予一定意义，因此特定的空间往往成为抗争发生的场所，而且一旦在这个特定的场所发生了抗争就具有重大的意义。其次，空间是培养和发育组织、人际关系网络的重要场所，工人社区、职工集体宿舍都是复杂的社会网络的温床。最后，空间是信息传播、确认的重要场所，社会行动者通过特定的地点来获取信息，并且借助于空间中的社会网络来确认和强化信息。空间对于工人抗争的影响在威权国家中比较显着，因为威权国家缺少比较发达的社会中层组织，社会网络多以人际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生活、工作、学习的特定空间之中，因此空间就成为工人抗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资源。如果空间是工人抗争的重要资源，那么工人抗争的组织化程度将会很低，在形式上工人抗争多表现为骚乱，这样的抗争很难与政府之间形成有效的谈判从而争取到积极的成果，因为组织化程度的不足意味着工人抗争缺乏有效的领导，难以对抗争的行动策略和目标进行确定和调整，以适应形势的需要。
虽然组织、人际关系网络、空间环境等多重因素在动员工人进行抗争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并不是说只有当上述几种要素齐备的条件下工人抗争才是可能的，事实上工人抗争的动员机制是多样化的。根据动员要素的不同搭配可以区分工人抗争有三种动员类型：第一种是社会组织和网络充当动员机制，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发达民主国家；第二种是空间网络机制，这是指一定的网络本身就孕育和存在于特定的空间环境之中，空间环境与社会网络交融在一起，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威权国家；第三种是组织与空间结合的动员机制，这是指从事动员的组织不是内生于特定空间的，而是外来的介入性力量，这种组织通过自己的工作从而在一定空间之中发展自己的积极分子和利用这个空间中的社会网络，使之为这个组织的目标服务，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当然，此处的讨论并没有穷尽工人抗争的动员因素，所以此处所列举的动员机制也只是对工人抗争实践的简单归纳。
其实，即使工人抗争的动员因素或者说主要的动员因素是组织、人际关系网络、空间环境，实践中的抗争动员机制可能不会局限于三种，这是因为组织、人际关系网络、空间环境本身就存在性质和数量上的差异，所以实践中的动员机制类型要远远比理论概括所描述的状况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