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权”乃最高境界
广义上说，能满足人们需求的物质都属于资源，而经济学只有当某种物质稀缺时才将其作为资源来研究。例如，阳光、空气、水在几百年前对人类来说是取之不尽的，而今清洁的空气和水源已经不是“免费的午餐”了。当某种资源变得稀缺时，在此处多占用一分，在其他地方可被利用的该种资源必然减少一分，不同配置方式可以产生巨大的差别，这就值得我们研究了。
资源满足人的需要称为效用。效用与满足该效用消耗的资源的比值称为效率。既然资源是稀缺的，那么就应当用这有限的、稀缺的资源尽可能多地满足人的需要。也就是说要追求高的效率。因而效率就应该是资源配置的评判标准。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而效率被普遍作为评判资源配置的首选指标。
如果仅涉及一个人，资源配置的效率是比较容易评判的。西方经济学家常用鲁滨孙的例子。荒岛上的鲁滨孙对可利用的资源及自己的体力和技能一目了然，对自己的需要也心知肚明，他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安排生产，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要，使效率达到最大化。而当岛上有了星期五，鲁滨孙面对的资源配置问题就复杂了些许。首先他不可能像了解自己一样完全了解星期五的需要和能力；其次他需权衡两个人各自需求得到满足的次序。让星期五吃得多一点可能产出更多的食物；而鲁滨孙体弱时得到更多食物也很重要，因为他的智慧、判断力和技术对两个人的荒岛生活尤为重要。涉及数十亿人的，日趋一体化的现代经济社会，比鲁滨孙的荒岛复杂亿万倍。比如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涉及的利益集团有地方政府、开发商、被拆迁户、购房者、建材商、装修公司……哪种资源配置方式更有效率？
《论语（子罕）》中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大意是说，可共同学习的同学却不一定可与之共同追求（理想）；可以共同追求的同道却不一定可与之共同坚守（原则）；可以共同坚守的战友却不一定可与之权衡利益得失。此言在今天依然精辟。同学之间绝少利益冲突，互相帮助、共同探讨极大地有利于学业；同事之间就复杂多了，归纳起来不外谁干得多些、谁拿得多些、谁听谁的；当事业遇到困难或面临诱惑时，是否坚守当初的目标？能否坚持做人做事的原则？有多少表面上意气相投的同事能经得起大浪淘沙？除此之外，最最难的还在后头！
有一个小故事：管仲穷困时和鲍叔牙合伙经商。赚了钱管仲分得多，鲍叔牙认为管仲家贫更需要钱；亏了钱，鲍叔牙也不埋怨，而是说管仲时运不佳。“管鲍分金”就是一个“权”的例子。多少共同创业成就大业的人最终不欢而散就是过不了“权”这一关。
再看一个近代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从破译的德军绝密电文中得知曼彻思特将遭大规模轰炸，好在还来得及疏散。但立刻疏散肯定会引起德方怀疑，如果他们因此更换新密码，英国将很难再次获得他们的密码。邱吉尔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放弃疏散计划，这是他漫长政治生涯中一次艰难的抉择。
经济学可以用一个“权”字来概括。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达、计算的东西都由会计师们负责，经济学家要解决的问题都需要权衡各方利益。比如中国经济率先复苏，想分一杯羹的国家于是制造舆论迫使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有利有弊，好处是需要巨量进口的石油、铁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便宜了，“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减缓；坏处是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下降，做不下去的外向型企业数量肯定增多，进而引发失业潮。结果是进口货便宜了，工作却丢了。鲍叔牙与邱吉尔的大智慧古今罕有，与他们相比经济学家不过是才智平平的普通人。让他们去权衡汇率、房地产、股市的方方面面实在勉为其难。但是话又说回来，普通人掌握经济学基本思维方法所进行的“权”说不定比“吃皇粮”的更高明。
二、折现一切
首先要理解机会成本。常言道，有所得必有所失。我们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比如，我们需付出一定的代价购买商品、为了工作和学习我们得远离家乡和亲人。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在“为获得而放弃”，当你抬起左脚向前迈步的同时就暂时放弃了右脚向前的机会（人不是青蛙，不能两条脚同时跳着前行）。人们往往只注意到我们付出后已经拥有的事物，而没有意识到所付出的事物在未来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收益，也就是说，没有意识到我们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就是我们为了取得某些事物而放弃得到另一些事物的可能性。上文讲到经济学就是一个“权”字，就是权衡怎样使用稀缺的资源以求获得最大回报。既然是稀缺的东西，今天用掉了明天就不可能仍然拥有，在此处消耗了彼处就没的可用。
1888年，庞巴维克提出“未来物品的价值低于现在物品”这个观念。康芒斯认为门格尔的边际效用递减和庞巴维克的折现观念是早期经济学的两大支柱。经济学中另一个重要概念——稀缺性则充满宗教色彩：人类由于罪孽而被逐出丰裕的乐园，稀缺是来自上帝的惩罚，“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分析机会成本时应该注意两点。
首先，只有具备实现的可能性的机会才可计为机会成本。比如迈克尔·乔丹用半天时间修整自家花园里的草地，看似没有成本。其实，他原本可用这半天时间接拍一个广告获得100万美元的收入。那么他修整草地的机会成本就是100万美元！用半天时间拍广告赚100万美元对常人是不可能的，小白领请半天假陪女朋友逛街的机会成本至多是四小时的工资。
1949年国民党战败后，运往台湾的资金大约折合700万两黄金。“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大陆的，用会计学的说法是耽误了大陆发展的机会成本。”这是台湾著名作家李敖的话。这笔资金当然救了蒋介石政权的急，但却不是台湾经济腾飞的根本原因。至于说“耽误了大陆发展的机会”更是可笑。在当时意识极端对垒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难道可以用黄金从美国买来先进的武器、技术、装备？前苏联也是出于意识形态对中国施援手，有没有钱付账不在话下。四万万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绝不是700万两黄金可以“耽误”的。而且，黄金在中国流通了几千年，民间藏金极丰。为巩固政权，新中国大力从民间收兑金银。以广东省为例，1950年年就收兑黄金745.5万两。另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温州地区有人不愿意拿黄金去换人民币，用各种办法把金子藏起来，但最后还是被查出来。1950年底，仅温州地区就处理四百多件私藏金银案。长期的严格的管制加强制兑换，使新中国的年轻人根本不晓得黄金长什么模样。只是近十几年，黄金才慢慢回到百姓家里。
其次，假如某资源有100种用途可以产生收益，当其被投入使用后失去的99种获得收益的机会不可重复计算。也就是说，只能选择一种机会来计算成本。选择的原则是：实际收益与“放弃的收益”在性质上是相似的，两者间具备合理的互换替代性。比如，大学毕业生选择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他付出的三年时间如果不是用于深造可以用来打工也可能创业。那么，他读研的机会成本究竟是打工的经济收入还是创业的可能成就？这里应分析读研与打工之间可比性大，还是读研与创业之间可比性大。
如果脑子里没有机会成本的概念，就难以发现手里的钱与一年后同样一笔钱之间的区别。今天手里的钱可以存银行或买国债得利息、可以炒股、投资房产，当然可以投可以不投，投了也不一定能赚钱，这里说的仅仅是机会，是可能性。所以，同样一笔钱在不同的时间，内在价值是不一样的。以今天的价值为坐标原点，离今天越远内在价值越低。举个例子，朋友借一万元钱，总要说一声什么时候还。如果说三天后还，你不会在意，如果说一年后还可能有点在意，如果说十年后还恐怕你就不会借了。
狭义地说，资本就是能够生钱的钱，而且资本是有性格的，那就是主人的性格。将未来的收益折算到今天叫做折现。假如以今天一万元内在价值为标准，明年的一万元内在价值也许最多只有9500元。两者之间相差的5%叫折现率。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折现方法。一位厌恶风险的老年人，倾向于把钱存入银行，如果亲友向他借钱计算折现率时可以用利率；而以30%的年息向一位炒股大户借钱，人家还不一定借；要是向一位炒期货的借钱，恐怕要付30%的月息！根源就在于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折现率，而折现的力度大不一样。
即然今天的一元钱比明年的一元钱有更高的价值，那明年的一元钱折现到今天在数值上就应比一元钱低。假设折现率为10%，则明年的一元钱在今天的价值就是1/（1+10%）=0.91元；同样，后年的一元钱在今天的价值就是1/（1+10%）2；大后年的一元钱在今天的价值就是1/（1+10%）3……
三、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
在判断资源配置效率中被广泛推崇的是帕累托准则。帕累托最优的定义是：如果资源配置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任何调整都不可能在不损害其他人利益的情况下使一部分人受益，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是最有效率的、是最佳的。这个定义有点绕，可以分成几步来理解。首先，不损害他人利益是个潜在前提。用中国古话讲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任何人都不会愿意自己的利益受损，那么他也不应当损害别人的利益；其次，双赢的情况比比皆是并不神秘，所有自愿的交易都是双赢的；再次，在各方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双赢越来越难。穷尽“利己而不损人”的一切办法后，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观判断就达到的最佳的“极点”。“帕累托最优”用《大学》里的话说就是：止于至善。
可以用一个分橘子的例子说明帕累托最优。甲乙两人均分一个橘子，甲吃到橘肉扔掉橘皮，乙用橘皮泡茶扔掉橘肉。如果甲把橘皮送给乙，在个人利益没有受损的前提下惠及了乙。由甲乙二人组织的系统向帕累托最优进了一步。并且属于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中的“交换最优”。如果乙将自己不吃的橘肉送给甲，则这个系统就达至帕累托最优。这种最优化方式，正是孔子所提倡的“君子惠而不费”。
如果一个经济体不是帕累托最优，则存在一些人可以在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境况变好的情形。政策制定者应当极力促进任何形式的帕累托改进。
显然，“帕累托最优”是只可无限逼近却无法达到的理想状态，但它的理念却可帮助人们的判断。比如，地广人稀地区应鼓励农民多开荒。因为任何一户农民多开垦一些土地就可多产出农产品。他们家的生活就会得到改善，同时又没有损害任何其他人的利益。而当所有的土地都已被耕种了，则应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培育优良品种，来提高自己土地产出的质量和数量。因为扩大一部分农民的耕面积会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帕累托原则的理念也体现在企业的经营战略上。企业在试图通过某种行为取得收益时，应当分析是否有任何其他人或机构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如果是建立在损害他们利益上的，那么这种收益对社会是有害的，而且只能是一时的收益。损人者和被损者进行的一系列努力都是社会的成本，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损人者停止损害。例如，被厂商损害的消费者会努力收集该种商品质量、价格和服务方面的信息，以减少可能的损失；而厂商则会千方百计诱使消费者上当。双方的博弈白白浪费了社会资源，最终的结果不是法者严惩厂商就是消费者停止消费该种商品。比如，前几年市面上的某些保健品的下场。
帕累托最优原则也十分符合中国儒家思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应该说，内心尊崇帕累托最优原则的企业家是具备较高道德水准的人。
但是帕累托最优原则绝不是完美的。它的局限性在于当“得者所得多于失者所失”时，一部分人伤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而获益时，社会的总收益是有可能上升的。
洛克认为耕种、改良一块土地并不对任何其他人不利，因为仍然有足够同样好的地剩下……从当年英国稀少的人口来看洛克是对的。在重力作用下，水流总是沿梯度最大的方向下行，逐渐地、自然地形成相对固定的河道。人类进步的路径也是如此，水流遵从的是万有引力，人类则无意识地按帕累托最优选择相互作用的模式。首先，个人努力的程度与其欲求得到满足的程度正相关。其次，个人努力及获得满足不伤害其他人的利益，也就是说按帕累托最优的规则，市场会自发地实现到帕累托最优，从而完成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
欧洲剩余的空间日益狭窄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征服，就已经偏离帕累托最优并引起了无尽的战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的进步又为人类提供了帕累托改进的余地。比如，中国改革开放时发达国家投建三资企业，各方的利益都得到改善而没有任何第三方受到损失。但是当十几亿人口迅速富裕起来并追求更富裕的生活时，资源瓶颈开始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