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决定因素是流动性
决定股价运行趋势的是流动性，更精确地说是流动性的变化。尽管流通市值以万亿计，但几百亿新增资金的入场就足以让大盘强势几个交易日。反之，几百亿资金离场就能让大盘阴跌不止。
场内专业人士喜欢从估值和宏观经济预期等方面来理解、预测股价。其实，流动性才是决定因素。当经济体系中流动性过剩，部分资金流入股市，当然会推动股价上升，估值水平水涨船高。于是“专家”们开始修正估值准则，市盈率高了？没关系，看净利润增长率，如果预期利润可以翻番，100倍的“市梦率”也合理。反之，流动性不足，股价“跌跌不休”，“专家”们又说市盈率不靠谱，要看“市净率”！当个股跌破净资产时，还要挖净资产的水分，预测未来蚀本的可能性。
把握股票市场的大趋势只需认清流动性丰欠。政策、业绩、心理层面的因素可以引发几百点的震荡，却不可能让股市逆流动性而动。
那么，中国经济体的流动性局面是怎么样的呢？是流动性过剩不可避免！
2010年年初，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着实引起了恐慌，人们担心这是流动性紧缩的开始，上证指数一路狂跌到3000点以下。众所周知，2009年新增信贷近10万亿元，2010年预计是7.5万亿元。中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欧美更是指望不上，投资仍然是提振经济的唯一“王牌”。而2009年和2010年放出的巨量信贷资金，多数投入了两大国企的大项目。项目越大投资周期往往越长，建设期三五年，然后再调试一两年，投产后还得有运营资金。比如高铁、核电站、智能电网这些项目一旦上马，必须一鼓作气，如果中途资金断流势必造成项目“烂尾”和银行“坏账”。在全球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中国银行体系如果出现大量坏账，对本已脆弱的国际金融体系也是沉重的一击。假如一个“富二代”挥霍掉全部家产还欠了几千万元，即使他从此一分钱不借，欠的几千万元当然还是要还的。如果他说，我要过紧日子，过去每年借5000万元，以后每年只借3000万元。那他的欠债还会越来越多。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正常年景新增信贷不到5万亿元。从2009年起，再也回不到过去的状态了。只能眼看着巨量信贷一年年地累积。
2009年原计划放贷5万亿元，结果超出一倍；2010年7.5万亿元的计划额度已经相当大了，不料元旦后11个工作日就放出1.45万亿元，相当于用3.6%的工作日完成全年放贷任务的19.3%！在这样的形势下，央行宣布从1月18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是自2008年6月19日以来首次上调。调整后为16%，与各银行约18%的实际储备率仍有2%的距离，根本起不到真正的紧缩效果。在国内、国际经济前景不明确的形势下，央行紧急上市准备金率像是一声惊呼，显出对流动性失控的极度忧虑。
既然从源头上看流动性已经过剩，那么为什么在股市里还看不到它的踪影？我们首先要相信能量守衡、物质不灭，“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信贷先是流入承接基础建设项目的大国企，巨额资金先存在被严密监管的银行账户里。然后，按计划陆续支付给设计院、钢铁厂、设备制造厂、水泥等建材厂，成为它们的营业收入。接到“大任务”，设计院立马人声鼎沸，工资、奖金、加班费像水一样流到“脑力劳动者”口袋里；钢厂首先要订购矿石、焦炭，增加生产班次；矿山、煤田的老板赚大头，工人赚小头；跑长途运输的也忙了起来……好比在三峡开闸放水，洪峰要经过崇山峻岭才能涌到武汉三镇，而到大上海仍有千里之遥。不同的是，每个环节都有价值被创造出来，价值的增量将被货币的增量标定出来，放出9.6万亿信贷不可能直接冲入股市，不能直接进入消费市场，也不能直接流入房市。但是，当它们在实体经济中循环流转一周后会以超过20万亿的量涌入消费市场、房市和股市。民以食为天，中国总体的“恩格尔系数”还是偏高。另外，中国汽车人均保有量极低，发展空间广阔。于是，庞大流动性的“先头小部队”于2009年抵达了菜市和车市。
总之，目前中国对流动性的恐慌是双向的：管理层怕流动性泛滥、市场怕流动性紧缩。其实，金融危机中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流动性泛滥，但流动性又是不可避免的，中国还是无法给流动性“刹车”，就像已经泼出去的水。冲向房市，买不起房的呼声会更响亮；冲向消费市场，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冲向股市倒是有利有弊的！首先，保增长不能全靠银行，开辟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势在必行。火暴的市道下，企业可以大规模融资，减轻对银行的资金需求。其次，股市上涨，居民富有感增强，大大有利于提振内需和刺激民间投资。简言之，除了有关“专家”鼓噪之外，谁会报怨股票上涨呢？
二、老股民的经验要修正
股市二十年，培养出一批老股民。在引入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后，他们有必要修正过去的经验。
没有做空机制的中国股市是残缺的，暴涨到一定程度只好由政府以“重拳”、“组合拳”来打压，打躺下了又得救市。因此，学界一直称股指期货是让中国股市摆脱“政策市”的必由之路。
作为中国股市制度性建设的重要举措，股指期货比创业板的意义更加深远。但是有两种风险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第一种是监管不力的风险，经济学上定义投机者是“愿承担风险以博取更高收益的人”。但是当虚拟经济越来越强大之后，投机者已经成为“为别人制造风险，为自己博取超高收益的团伙”。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交易规则尚不完善的中国，股指期货的投机者为我们制造风险的风险不可小视。第二种是监管过度的风险。国人对做空有天然的敌意。重仓指标股的大资金，同时做空股指期货。指数涨了人家赚正股票的钱；跌了，做空的收益可以弥补亏损甚至带来赢利，这是大资金的标准策略。但如果股指涨到高位，大资金判断将要回调，于是高位抛出正股获利了结，进而引发股指暴跌，岂不是通过做空股指期货又赚了一笔？监管部门也许会采取一些非市场化的做法进行干预，这边刚砸出5000手，银行桌上的电话就响了……到头来，股指期货的双向调节功能被阉割，做空、做多面临的风险严重失衡。
股指期货推出之初，机构操作的细则还没有公布，再者，它们也需要一段时间来观望。所以，市场上活跃的是游资的身影。一两年之内，形势将完全逆转，股指期货市场必然是大资金的乐园，是游资的赌场。
纵横中国的大资金对国情都有深刻的理解，它们的策略会是：在尽可能低的点位同时做多正股和股指期货。如果股指处于合理的点位，做多还是做空成功的概率相等，投资者的风险较大。如果在超低的点位，比如在2600点下方进入，方向明确、风险小得多。由于天然的技术壁垒和人为设置的高门槛儿，股指期货已将散户排除在外。机构投资者可以独享做多股指期货的收益，同时持有的正股也赚得盆满钵满。
在没有“做市商”的情况下，融资融券可能成为畸形的怪胎。做市商（Market Maker）就是合法、透明的“庄家”，它同时挂出某只股票的卖出价和买入价。国外股票的日常交易一般是在做市商与投资人之间完成的。例如纳斯达克有6000多个做市商，每只个股都有多个做市商参与交易。做市商同时报出一只股票的买入价和卖出价（如9.8元买进，10.2元卖出）。打个比方人民银行就是人民币的做市商，它总是同时报出外汇的买卖价格。国内监管部门对做市商功能的理解还停留在活跃交易的层面。比如某只股票交投清淡，投资人想买一万手，市场上却只有两千手卖单，那么最多只能成交两千手。有了做市商，买卖双方均能满意而去。由于预料到创业板上市的火暴，监管机构认为引入做市商是画蛇添足。其实做市商才是真正跟踪研究企业的人，是价值的发现者，是对价格负责的人。假设做市商通过研究认为某股票的合理价格是10元，于是挂出9.8元和10.2元的买入、卖出价格。如果他们不经研究或者故意虚报价格，比如以19.8元买入、20.2元卖出。那么持有该股的投资者会一股脑儿地将股票抛给这个“冤大头”。反之，如果报出5.8元买进，6.2元卖出，投资者会迅速将这个做市商“淘空”。可见，做市商的功能不只是活跃市场，其公开、有序、竞争性的报价驱动机制，保障了交易的规范和效率，是提高市场流动性和稳定市场运行、规范发展市场的有效手段。
做市商制度与融资融券有什么关系呢？融资就是以证券为抵押借入资金，炒市股价获利后归还资金本息，赎回证券。理论上只要握有大量资金的机构都可以从事此类业务。问题是没有对标的股的深入研究，为点利息接受股票做抵押物，当股价连续跌停时，抛售抵押物都不行。当铺要有能够把握当品真实价值的“朝奉”。股票融资天然的放款人就是做市商，因为其对股票的内在价值有深刻的把握。另外，做市商在日常做市活动中也需要持有大量标的股。至于融券更是只有向做市商融了，想想一个普通的金融机构，手里有一亿股中石油，股价10元时借给炒家，说好每年收6000万元利息。炒家拿了这一亿股，一个月内把股价砸到5元（卖出均价7元），再买回来（买入均价5.5元），还掉一亿股中石油股票、支付500万元利息后，仍能赚一个多亿。问题是谁往出借呢？图那点利息让自己持股的市场被腰斩？只有做市商可以往外借股票，你砸它就买回来，你卖光了它把股价又拉起来了，你只好高价买回股票还给做市商。
股指期货是天然的投机工具，有两大要点需要注意：一是让投资者通过套期保值来对冲风险，二是让投机者来承担风险而不是制造风险。套期保值的原理是投资者在期货与现货市场建立相反的持仓，不论市场如何波动，他都将在一个市场上获利而在另一个市场上亏损。如果两种持仓的比例设计合理，投资者可以稳获利润。通俗地说，基金等机构放心持有篮筹大盘股并卖出相匹配的空单就可锁定利润。
普通股民虽然不会去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但对它助涨、助跌的影响力要有所准备。老股民在“单边市”、“政策市”中积累的经验有必要修正。
三、高峡出平湖
国内资产价格（公司股权、房价等）暴涨暴跌的根本原因是内、外流动性的反复冲击。暴涨之时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票据等传统套路对抗流动性过剩的效果时灵时不灵。因为有的时候流动性过剩是内生性的，收紧银根是最好的治疗方法。而对于来自中国经济体之外的热钱，加息反而会增加本币升值压力，同时吸引更多的热钱进来无忧套利。最大的隐忧不是热钱的进来，而是它们获利后的大规模撤离。比如它们在A股处于3000点之下进来，在6000点上撤出，那才是真正的灾难。
在目前的对外贸易规模下，以各种合法手段进来的热钱防不胜防。比如，一个美国贸易商从中国进口价值10亿美元的衬衫但付给中方11亿美元，多付的1亿美元结汇后用于购卖A股。一年后，由于A股的上涨及人民币升值，这部分A股抛售后获得1亿美元收益，美国进口商与中方各分享50%。这次，前者进口价值11.5亿美元的衬衫，只付给中方10亿美元。“热钱”的进出只不过表现为中国出口产品单价的波动。更简单的方法，是出口价值无法判断的产品，例如软件。总之，热钱“合法”进出的手段有千千万，监管部门防不胜防。
为今之计，不如将股市维持在相对高位，蓝筹股市盈率普遍高达30～40倍，以“高峡出平湖”的雄姿立于世界资本市场。我们不用再忧心热钱进出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冲击，A股的高估值自会让它们退避三舍。
当然，长期的泡沫是有害的，但我们可以在泡沫破碎之前让它“坚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