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他的朋友是这样说的，中国人到美国后首先是为自己的身份而奋斗，有了身份后就拼命挣钱，当然挣钱不是为了享受生活，而是为了后代：儿子、女儿，甚至孙辈。中国人挣的钱自己舍不得花，都一点点地积攒起来准备将来为下一代办点事或养老用。尽管在美国已获得身份的中国人无须再为自己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险担忧，但他们仍过得很累，他们一直希望自己的银行存款每年有新的增长，今年有几万，明年希望挣几十万，后年则企盼上百万。
安·德逊说，中国人的兴趣似乎是喜欢看着存折上的数字增大，因而他们花出去的钱很少。许多在美国已经扎根的中国人应该属于创业奋斗的一代，他们已经在美国获得了立足之本，但他们仍保留着中国人节俭的习惯，舍不得花钱。不过也有例外，他们在孩子身上花钱却很大方。不少中国人有这样的心态，自己这一代创业时吃尽了苦，因此，应该让孩子生活得更好些。所以，在美国小学里，人们可以看到那些穿得最好的、口袋里零花钱最多的往往是中国人的小孩，而美国孩子穿着是很普通的，口袋里也没有多少零花钱。
曾有个传说，美国著名童装品牌“TOMMY”的老板对中国人比较歧视，请模特儿都不用黄皮肤的。但是他看到在美国小学生穿“TOMMY”牌子最多的竟是中国人的孩子，这让他很是不解，美国人孩子境况竟不如中国人的孩子。尽管如此，孩子的父母仍过得很辛苦，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很少有时间自己享受生活。
与中国人“再苦不能苦孩子”的观念不同，美国人信奉的是为自己而活，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因此，美国人挣钱的动力是享受生活，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至于自己的父母或孩子，则不是自己关心的问题。父母有自己的养老金和社会福利，而孩子18岁就可以独立生活了。所以他们挣的钱可以放心大胆地花在自己身上。
那么，美国人有钱是怎么花的呢？安·德逊介绍说，实际上，吃、穿花不了多少钱，穷人、富人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大差别，他们花钱最多处当属购置住宅、购买游艇和汽车这些奢侈生活用品以及海外旅行。在这些方面的花销是没有底线的。住宅有公寓，有别墅，甚至有带私家游泳池的顶级别墅；而汽车有一般的也有林肯、凯迪拉克、凌志、宝马等好的。旅游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这方面花销同样也无止境，再多的钱也可能不够用。因此，美国人挣钱通常都是花销在上述享受项目上，而银行存款少得可怜，许多人几乎没有。在大街上行走，中国人口袋里掏出三四百美元并不稀奇，但美国人就难说了。
在夏威夷海边，有一对来自加州的老夫妇，他们有六个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有一位是在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的计算机部任主管，年薪有百万美元，买了自己的别墅。他们老两口有养老金、医疗保险，还有存款，不用管孩子，而孩子也无须资助他们。他们老两口口袋里的钱就每年用于外出旅行，他们说，他们一年大约外出三次，可是令他们遗憾的是还没有到过中国。听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打算找个时间亲眼看一看。
由于东西方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不同，造成了东西方人的消费观念大不相同，最后引发婚姻和家庭破裂的事时有发生。这是因为东方人是为别人而活的，至少是为了家庭，而西方人是为自己而活的，这让东方人接受不了。
例如，一个中国女孩嫁给美国人之后，一般都希望结婚几年后能生个孩子，稳定婚姻和家庭关系，同时，也希望结婚几年后，家庭的存款能有一个可喜的数字。而美国有些男人对生孩子、存款根本没有兴趣，他们认为只要两人过得自在，何必为婚姻那张纸去烦恼呢，孩子只是一个羁绊，他会捆住自己的手脚，令人受不了；至于存款，对美国人来说，这种镜中花水中月一般的钱，若没有花掉，那不算你本人的钱，还不如买条游艇乐一乐。就是这种文化观念导致的消费观念上的差异，最终使得中国女人无法忍受美国丈夫的无家庭责任心而离婚的事例不胜枚举。美国人通常不会想那么多，我自己幸福就行了，为何要自寻烦恼活得那么累呢？这两种文化差异的冲突，导致了一些中国人与美国人婚姻破裂的悲剧。
在讲整体的思维模式下，东方人往往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他们认为相互之间的存在都是唇齿相依的，先有整体后有个体，活着不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那是自私自利，那样没有意义；西方人从个体出发，他们的思维习惯是生活的全部都要围绕自己展开。
东方人对他人的关注往往还表现为他们愿意帮助别人甚至干涉别人，而西方人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他会遵从自己的意愿并同时尊重别人的选择。
有一位在国外的华人教师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她和一位美籍教师在校园里的车站等校车时，天下起了小雨。那位美籍教师没有雨伞，于是她便主动和美籍教师合打一把伞。但是那位美籍教师却不领情，顶雨快步走了。又如，在中央电视台的《对话（海外版）》栏目中有一期节目是与美国某公司集团的一位女首席官的对话，对话主题围绕惠普与康柏的合并。在节目结束时，主持人请三位观众分别对合并前景说一句话，然后请这位女首席官与其中她认为说得最好的一位观众握手。女首席官犹豫了一下，问主持人她能否和三人都握手，主持人说：“不能，你只能和其中一位握手。”于是这位女首席官说：“我总是做我想做的事情。”说完，便走过去与三位观众一一握手。
上述事例反映了两种不同取向的交际方式的碰撞与冲突。在第一个事例中，中国教师采取的是他人取向的交际方式，有强加于人之感；在第二个事例中，那位女首席官不受对方的意愿驱使，选择了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有不顾及他人之嫌。
较之西方人，东方人为他人活着往往还表现为他们的“愚忠”。
刘先生在一个学校工作，学校的同事维基是个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说起中文来挺流利的，但词汇量很有限，读和写更不行了。他们的关系很不错，有时就一起在外吃个工作午餐，聊些学校的事情。
有一次，他们两个一起去了家中餐馆，一个华人女服务员来帮他们点菜，刘先生就与她用中文交谈了起来。
女服务员热心地推荐，说：“我们这里的糖醋鱼很不错！”
“谢谢！”刘先生头也没抬，继续研究着菜单。
“这儿的糖醋鱼真的很有特色，要不要试一下？”女服务员还想说服刘先生。
“下一次吧。”刘先生仍不为所动。
当服务员第三次再提出时，刘先生实在忍不住了：“对不起，我不喜欢吃糖醋鱼，你是否可以不推荐？”
直到这时，那女服务员才知趣地停止了对糖醋鱼的积极推销。刘先生抬头时看了桌子对面的维基一眼，注意到了维基那诧异的眼神。等那服务员离开后，刘先生才与她谈起中西餐馆的差别。
如果上西餐馆，客人在点菜时会与服务员有更多的交流，服务员热情礼貌——那本是服务的一部分，别人也乐意听取他们的建议。他们推荐的多半是店里的特色菜，他们有些还更热心地帮你算经济账，要让你吃得既舒服又合算。
那些服务员之所以可信，是因为他们通过顾客对服务的满意度来获得小费，那通常为账单金额的10％～15％。服务员的基本工资通常很低，主要收入靠小费。既然如此，他们就要为那些顾客考虑，顾客满意了，他们的收入也就多了。
可是，如果去中餐馆，那里还是中国的世界，打交道的多半是华人服务员。刘先生有过多次的经历，就是在听了服务员的建议后，就有“悔不当初”的感觉，上来的菜往往是意外，有时更是明显地感觉到食物已不新鲜，有时上来的账单金额让人出乎意料。在吸取多次的教训后，刘先生为自己定了一个规则：若是去中餐馆，除非了解那里的菜色，否则只要是服务员的推荐，就一概不考虑。
那么，为什么中西餐馆会有如此的差别呢？这应该归因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观念。在西方世界，顾客付了小费，服务员就要对顾客负责，以顾客为中心——这体现的是市场交换的原则，顾客花了钱就“买”来了服务员的忠诚。在中餐馆就餐，同样要付小费——我早年是穷学生，依靠打工为生，经历过那种辛苦，所以小费都是给足的，但中餐馆的服务员，仍是以老板为忠诚对象，仍从老板利益出发，去推荐那些华而不实，专“骗”顾客的菜，或是设法把那些滞销货推销出去——也就是说，忠诚不是交换的商品。
这种服务意识上的差异也可以称为东方人和西方人在思维上的差别。正因为有了这些思想上的碰撞，才使得今天的东方和西方有了更多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必要。
11.东方人崇尚牺牲精神西方人推崇生命至上
东方人崇尚牺牲精神，这种牺牲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就得到提倡，东方人提倡“见义勇为”、提倡“为国捐躯”，这都是牺牲精神的表现；西方人推崇生命至上，没有什么能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遇到危险首先想到保住自己的生命。
有这样一部反映一战的空战片，美国士兵志愿加入法国著名的拉法叶飞行中队参战。由于当时的战斗机很简陋，根本就没有配备降落伞，飞机一旦被击中起火，只有死路一条。因此临上天前，队长给每人发了一把手枪，说如果你们不想被火活活烧死的话，那就用它帮你吧。就是这把手枪，让那名美国飞行员击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超级飞行员。美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机枪失灵失去战斗力后，在德国超级飞行员的嘲笑声中，他急中生智，掏出手枪射中了那名不可一世的德国飞行员，终于大难不死，得以生还。战争结束后，他再也没有选择飞行，而是经营农场，成为一名富有的农场主。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
同样是战争，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他们认为在弹尽粮绝时主动放弃抵抗，成为敌方的战俘无可非议，只要最后能够生还仍然是英雄。
但我们国家对此看法完全不同，并不主张主动放弃抵抗，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面对战争，中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时竟会全然不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呢？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人从文艺复兴以来强调个人本位，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而中国人讲究以道理为本。“道理”之称始于宋明时期，当时儒家思想先被称为“道学”后又改称为“理学”，故此后民间有了“讲道理”的说法。儒家学说认为，一个以道理为本的人，必须通过政治手段为实现崇高理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才能使生命意义达到重于泰山而不是轻于鸿毛的境界。
而在西方国家，情况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最生动的例子就是那里的商店员工在上班之前都要接受一个内容丰富的培训，这个培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关于遇上紧急情况的处理，比如遭遇抢劫。培训官通常要求员工遇到抢劫时要像对待顾客一样对待劫匪，要什么给什么。他们通常会举出一个售货员的实例。
某位售货员在店里遇上了抢劫，他把收银机里的钱快速地拿了出来，在交给歹徒之前还问了一句：“用袋子给您装上好吗？”歹徒点点头，于是售货员麻利地把钱装进塑料袋中，交给歹徒。等确定歹徒走得没影儿了，他才打电话报警。
尽管在接受培训时很多人都会哈哈大笑，但是他们会牢牢记在心里。培训官会义正词严地告诫他们那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西方社会就是这样，如果你和歹徒发生了争执，甚至反抗，你得到的将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批评和辞退，因为你将自己的生命和在场顾客的生命置于一个危险的环境中。
在员工接受的培训中，培训官还会给他们讲犯罪心理学，说抢劫的罪犯往往神经高度紧张，作为收银员要配合，拿钱、递钱一定要爽快麻利，不要有多余的动作。如果抢劫进行中正好有顾客从外面进门，还应该提醒顾客注意，不要造成歹徒的惊慌，帮助歹徒顺利地完成抢劫任务。培训官也会给他们举一些收银员配合不当的例子，当做反面教材来提醒。
当然，东方人的牺牲精神不光表现在遇到抢劫这样的事情上，如果有别人落水了，不会水的东方人为了救人往往也往下跳，这在西方人看来很不可思议。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更应该讲求一种度的约束，避免悲剧的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