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基于鸦片战争的历史记忆，觉得当时的西方殖民者是如何的强大，其实在十八世纪之前他们并不存在太大的优势，所遣之武力，多为武装商船，在三次英荷大战中出现的大型风帆火炮战列舰还没来得及赶赴东亚战场，中国只需通过地方性动员就能遏制他们的挑战。
不过现在一些西方学者已经不是那么认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宣称：“经过这些改变，15世纪远洋船舶适应大炮革命的任务胜利完成。从此以后，欧洲舰船在地球各大洋和设计不同的舰船发生武装冲突时总是胜券在握。”
可惜的是，他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却忘记了郑氏海商武装集团的存在。1633年10月22日，料罗湾海战打响了。郑芝龙率领大明水师利用舰载英制火炮、勇猛的接舷战术和数量众多的纵火船向料罗湾内的荷兰舰船发起了猛——
烈攻击，大获全胜。从此以后，郑氏海商武装集团开始称雄西太平洋。
1633年料罗湾海战以及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一役证明，在郑和终止伟大航行整整两百年之后、迟至17世纪中期，东亚的海上力量依然有能力战胜和驱逐西方殖民者。但是在这两百年时间里，欧洲人绕过了非洲，跨越了太平洋，把持了印度洋，侵入了南中国海，只是面对庞大的中华帝国，他们一时之间还下不了嘴。不过一场终极较量始终都会爆发，历史还要继续等待两百年。
倭寇是中国人民比较熟悉的字眼，人们通常把明朝中叶时期的倭寇跟20世纪入侵中国的日寇等同起来，但是细究起来，两者却发生了有趣的历史错位。
我们知道，倭寇现象是明朝中叶侵扰中国东部沿海的危害非常严重的海上入侵，尤以嘉靖时期最为严重，史称“嘉靖大倭寇”。根据历史学家陈懋恒统计，倭寇为祸最剧的时间阶段是在嘉靖年间的后半段，也就是1552—1566年，短短十五年时间，“倭寇”入侵高达609次，占明朝倭寇入侵总数的80%。为何倭寇扰边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急剧增加，又迅速衰减？
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倭寇”问题已经得到澄清。所谓倭寇作乱基本是中国人主导的，即使有日本人参与其中，也不过是在中国人的指挥之下，充当了打手的作用。所以“倭寇”之王汪直至死否认勾结倭寇，他明明只是指挥了比例极少的来自日本的武装人员，哪里谈得上勾结？
倭寇的产生，根本原因在于海禁过严。
1523年宁波发生了一起日本大内氏和细川氏之间的争贡事件，直接导致1529年（嘉靖八年）浙江市舶司被废止；此后除了嘉靖十八年以及嘉靖二十六年之外，不再有日本遣明船进行勘合贸易。而勘合贸易的中止，则直接导致海上走私贸易的猖獗。此间，葡萄牙人已经不远万里而来，并于1520年与明政府正式接触，但是贸易要求始终无法得到明政府的首肯，也只好加入了走私的行列。
此时在浙江宁波双屿港，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逐渐形成了东方的海上走私贸易中心，这里汇集了中国、日本、葡萄牙以及东南亚各地海商，据说曾经商船如云、白银如浪，更被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誉为“16世纪的上海”。1548年，明政府派遣朱纨将双屿港夷为平地，并用沉船、木石阻塞进出航道，彻底摧毁了双屿港。
闽浙沿海百姓，向来是靠海为生，拥有从事海上贸易的历史传统。严厉的海禁政策无异于试图断绝闽浙百姓的生计，但是人为的政治限制阻绝不了求生的欲望和寻找财富的冲动。当朱纨认为倭寇问题已经彻底解决的时候，不料一场规模前所未有的“嘉靖大倭寇”猖獗事件登上了历史舞台，又成就了一个“民族英雄”戚继光。既然倭寇是国人所为，剿灭国内“叛乱”谈何民族英雄？当然之后戚继光调到北方为国戍边，那又是另一回事。
明朝以历时几近两百年的海禁历史著称，到了1567年，突然隆庆开关了。隆庆开关是一次有限的海禁开放，但是即使如此，倭寇问题便灰飞烟灭，中国又迎来了一个走私海商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
隆庆开关所谓“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其中东西两洋之东洋，其实指的是现在的菲律宾一带，而非现在意义之日本。也就是说，日本不在隆庆开关的范畴之内，这种做法显然是所谓的“倭患”的后遗症。但是问题在于，当时的日本拥有大量的白银，这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东西。
中国在明代中叶开始已经逐步进入了白银货币时期，白银货币化是明朝宝钞危机和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中国国内的白银产量实在太低，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此时日本和美洲的白银从天而降，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一般来说，白银在产地的价值较低，但是在中国由于极度稀缺而市场的货币需求极大，导致白银的购买力非常强大，利用白银收购中国的商品进行贩卖，利润极大。此时配合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导致中国开始吸纳全世界的白银资源。
16世纪初，日本丰富的白银矿藏得到开发，“有1560至1600年，日本每年银出口额为33 750至48 750千克；及17世纪初期，为150 000～187 000千克；由1615至1625年，每年输出130 000～160 000千克，约为除日本以外世界银产额的百分之三十之四十。”事实上在美洲白银大规模进入东亚之前，东亚的国际贸易主要是依靠日本白银维系的。
由于拥有如此丰富的白银储备，使得日本能够随心所欲地购买外国商品，成为东方国际贸易的宠儿。其中日本对于中国奢侈品的需求极为旺盛，尤以丝货为大宗。中国生丝一旦运到日本，利润以十倍计。但是中日之间由于政治上的不信任，导致无法进行直接的贸易交换，所以让大量的走私贸易有机可趁。欧洲人很快发现，日本贸易的利润甚至超过将货物运到欧洲的利润。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拥有大量优质白银，购买力强大。葡萄牙人，荷兰人以及中国走私海商围绕着日本市场进行着激烈的商业竞争，有时候还不得不付诸于武力。
在当时的中国对日走私贸易中，一开始广东占据优势，后来随着隆庆开关以及郑氏家族的崛起，福建成为对日走私贸易的中心。
福建背山面海，流量颇丰的岷江、晋江、九龙溪短促入海，极利于海陆沟通；海岸曲折，水深沙少，有利于船只停泊，避风。这点从中国南北海船类型的差异就可以看出，北方的平底沙船吃水浅，而南方的尖底福船和广船吃水深。所以自古以来福建是中国的海外贸易重地，出海谋生是闽人的传统，在开放海禁的时候，他们就是海商；在厉行海禁的时候，他们就成为海盗。所谓海盗，其实本质是海商，只不过为了对付执行海禁政策的官方，以及西方的殖民者，他们不得不武装起来，于是就成为了海盗。海上是自由的，贸易和私掠向来很难分清楚，即使是海盗也无法避免被武力更强大的海盗打劫。
郑氏海上武装集团的创始人是郑芝龙，作为郑成功的父亲，他的显赫经历由于晚节的问题而长期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最近几十年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以郑芝龙为代表的海商武装集团于中国历史的独特地位，已经放射出耀眼的历史光芒。有趣的是，消灭郑氏集团、收复台湾的清政府海军力量，也是在郑氏集团的基础上组建的。清朝收台将领施琅曾先后是郑芝龙、郑成功手下一员大将。
郑芝龙于16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小名“一官”（此称谓大量出现在当时西方人的记录中），不及弱冠即以勇力、姿容惊艳乡里。十八岁之后郑芝龙辗转澳门、东南亚、日本一带学习经商，增长阅历，并结识了李旦、颜思齐等对其一生有重要影响的关键人物。值得一提的是，郑芝龙在日本认识一位当地女子田川氏，并与之结婚生子，长子郑成功于1624年出生于日本，1630年才被郑芝龙接回大陆。正是因为郑氏具有很强的日本背景，一方面有利于郑氏开展对日贸易，另一方面导致后来的日本对台湾在历史和政治合法性方面多有一厢情愿的想象。
1625年李、颜二人过世之后，郑芝龙成为他们的接班人，遂以台湾为基地，收服台海一代的海盗武装，同时派人到福建招兵买马，形成拥兵数万、战船数百的规模，成为福建沿海一带实力最强的海盗集团。
1626年，郑芝龙趁福建饥荒，率领船队袭击闽粤，明朝水陆官兵望风披靡；与此同时，郑芝龙广开粮仓，赈济灾民，深孚民望。
1624年以后，荷兰企图占领澳门的尝试遭到失败，之后更被逐出澎湖，于是据台湾而开始发展贸易，他们以台湾为基地收购大陆货物，转运日本贩卖，获利惊人。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与隔海相望的福建形成竞争关系。随着实力的增强，郑芝龙作为海商势力一份子而言，已从早年荷兰的合作者演变为竞争者，此时如果再与大陆政权为敌，即将受到两面夹击之苦，这对于一名大陆海商来说乃不可承受之重，招安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崇祯接手大明之时，虽然励精图治，奈何江山风雨飘摇，东北建州和西北李闯乃心腹大患，东南半壁已经无力掌控，地方官吏面对红毛番夷侵袭束手无策，遂有招安一官之心。郑芝龙早有此意，两者是一拍即合。1628年郑芝龙接受福建巡抚熊文灿之招安，成为大陆政权体制内的一分子。这个过程如此美丽，是因为如此成功的结合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郑芝龙免去官方的缉捕，取得了稳固的大陆基地，更有了合法的理由打击过去的竞争对手，在七年之内，郑芝龙作为官方海军力量，剿灭了其他一切海商海盗集团，平息了海患，垄断了贸易。
1633年荷兰人挑动事端，以要求中国开放贸易为名，侵扰中国沿海。所谓开放贸易，实则试图要求中国不得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展贸易，以独得对华贸易之厚利。这种无理要求自然为中国所拒，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之前随着西方人入侵中国沿海，福建海商一方面必须迎接西方殖民者的挑战，另一方在背后又遭到大陆政权的剿杀，宛如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接受本土政权的支持，对抗强悍的西方殖民者了。这就是料罗湾海战大胜的根本原因。
郑芝龙击溃荷兰之后，完全控制了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制海权，从此郑氏海商武装集团独占南海海上贸易之利；与此同时，所有往来船只必须向郑芝龙缴纳费用，否则不得通行；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欧洲海上强国，都必须经过郑芝龙的许可才能到中国开展贸易。由此郑芝龙岁入千万，富可敌国。
1644年明朝北京政权灭亡，众多遗明势力南下发展，同年南京福王弘光政权建立，郑芝龙被封为南安伯；隔年弘光政权败亡，福建唐王隆武政权建立，郑芝龙被封为平国公。这里是郑芝龙的势力范围，“内外大权，尽归芝龙”，唐王几成郑芝龙的傀儡。
郑芝龙之意，不在于拥立南明政权，而在于再次招安。对于郑芝龙为自己谋划的政治安排，现在有两种评价，一是愚不可及，二是壮志未酬。
1646年也就是顺治三年，郑芝龙通过暗中联系多年的洪承畴选择降清，利用手中的隆武军政大权，开放所辖关隘，清军一路绿灯，长驱直入统一浙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立下大功的郑芝龙，却被掳北上，遭遇坎坷，直到顺治十八年被处死。
从郑芝龙的性格和经历来看，他完全是利益驱动的。无论是早期的海上生涯，还是后来的招安和降清，对他来说都不存在道义上的负担（这一点不同于他的儿子郑成功）。从西方的文字记录来看，郑芝龙仿佛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事实上他对佛教、妈祖以及日本神道一概来者不拒。郑芝龙是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对于宗教的态度也不例外。
对于郑芝龙个人来说，如此丰富之阅历而重蹈汪直之覆辙几乎是很难理解的，而顺治手下的颟顸官员又如同胡宗宪一般的短视。郑芝龙降清无疑是希望重获以往招安之政治优势，并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涵括广东，成为闽粤总督，打造庞大的真正的海上贸易帝国。显然，郑芝龙已经认识到南明政权没有前途，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降清是最佳的解决办法。
真正的问题在于，开创初期的清朝政治明显不同于晚明。从宽泛的角度来说，为了寻求政治上的安全感，一个统一而强盛的大陆政权不会维持一支不可控的私人武装力量长期存在于南部中国（如果明朝能解决北部的边患，能否容忍郑氏之存在又成一个疑问了）。而从历史细节的角度来说，清政府对于郑芝龙的处理完全是背信弃义的，并在某种程度上使得郑氏集团在降与不降的问题上发生分裂，导致南中国战局长期化，复杂化，得不偿失。
顺治利用郑芝龙劝降郑成功不得，于是斩郑芝龙，下迁海令，尤其是后者，一向来被视作清朝闭关锁国的铁证。实际上中国的禁海令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商业报复或者惩罚行为，因为天朝如此自信以至于认为和某个国家或者地区开展贸易是一种恩典。禁海令类似于现在美国的贸易封锁政策，很难说美国当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现在的伊朗、古巴的贸易政策是一种闭关自守的行为。
空头法律并不意味着什么，迁海令虽然残酷，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伤害到郑氏集团的商业利益，反而是沿海居民大受其苦。这是因为古代社会体制缺乏现代社会意义上的管控能力，一纸法律根本无法阻止郑氏获得大陆居民的接济，开展以福建安平以及后来的厦门为基地的大陆贸易。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严厉的管控，反而使得郑氏集团的商业对手们倍感挫折，郑氏由此独享了海外贸易的厚利。所以要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必须争夺台湾海峡的控制权，切断台湾跟大陆之间的直接联系。
郑成功进攻台湾，一方面是为了寻求一块海外的栖身之地，另一方面是希望将荷兰人逐出对日贸易，实现对日贸易的垄断地位。值得指出的是，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从过程来看，荷兰困守台湾的增援基地是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所以是否能够切断来自巴达维亚的增援成为郑成功攻打台湾成败的关键因素。郑成功做到了这点，所以能够打败荷兰殖民者。未来的清政府在面对鸦片战争中的英军的时候，根本没想过如何切断他们与印度基地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也根本做不到了。
从这点来说，殖民地与宗主国（或者可以解释为舰队的陆地基地）之间的联系，是维持殖民地的关键所在。而切断这种联系，则成为争夺殖民地的关键所在（没有一块殖民地能在这种联系被切断之后而保持长期存在）。而能否做到这点，海军是否强大就是关键所在。上述基本可以理解为殖民地争夺的一般定律。
葡萄牙人在日本经商的时候，小动作比较多，热衷于传教，最后造成日本天主教徒叛乱，后被幕府血腥镇压，葡萄牙人于1639年被赶出日本市场，日本成为中国和荷兰的天下。郑氏集团在击败荷兰之后，开通了直航日本的走私贸易，并具有垄断性质，获利丰厚。但是1668年日本为了防止白银大量外流而实施禁运，对郑氏集团的生存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郑氏集团的本意其实是商业资本集团，武力只不过是为了确保航运贸易顺利开展。一旦他们不再拥有商业资本，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而西方人之所以能够继续在东亚开展贸易，是因为他们直接或者间接拥有美洲白银，美洲白银迅速替代了日本停止白银输出而形成的资本空白。
而且郑成功可以退居台湾，但是郑氏后人已经无路可退，因为西方人已经将郑氏的后路彻底切断。这就好比崛起的俄国将游牧民族在东欧的后路切断一样。
从根本上来说，海盗的存在是不利于开展贸易的，这无非是增加了贸易的成本。不过由于伊丽莎白和德雷克模式的成功，使得人们坚信海盗是专业海军出现之前争夺海权的一个重要的乃至是必须的步骤，中国历史的研究者不得不对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展开美好想象。
我们可以发现，随着西人东来，明政府和海商集团之间的矛盾，逐渐让位于中国和西方殖民者之间的矛盾。在弱势晚明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海商演变为海权力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开始了与官方合作的历程。这种政治背景在中国历史中是被视作反常的，而国家与海盗的合作则与同时期欧洲海上力量的发展过程是何其相似啊。事实上郑芝龙采取官商合作的方式的确取得了非常完美的效果，料罗湾海战的伟大胜利就是最佳证明。
顺治帝囚杀郑芝龙、康熙收复台湾则让人产生一个问题：为何顺治或者康熙不能成为伊丽莎白？而郑芝龙或者郑成功无法成为德雷克？
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郑芝龙是一支隶属于福建的海上力量，他谋求的是打击浙江、广东甚至北洋的海上贸易，他必然成为福建的海上依靠，并得到福建全力的政治支持。但问题是东亚的海岸从南到北几乎都隶属于一个统一的大陆政权，在不存在一个外来入侵者的情况下，海上力量就很难获取大陆政府的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郑氏集团类似于17世纪的荷兰。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法国等大陆强权都致力于消灭或者削弱这种势力，最后路易十四成功了。又比如拿破仑如果统一欧洲大陆，他必然选择消灭英格兰，事实上拿破仑在1806年就开始实行“大陆封锁政策”，利用禁止欧洲大陆国家跟英国开展贸易的方式打击英国，这跟顺治时期的禁海以及迁海的做法只有程度上的区别（事实上两种相似程度很高的政策的效果也非常类似，一纸禁令无法阻止有利可图的两岸贸易，导致走私行为大行其道，所以根本没有效力，反而导致被迫跟风的国家或者地区离心离德）。东西方都会这么做，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华帝国皇权压制民间海商力量的独特性，那只是西方做不到而已。两者的区别在于：
一是由于欧洲政治的分裂性，欧洲的大陆政权一直无法消灭海上力量。即使路易十四从陆地上削弱了荷兰，但是更强大的英格兰崛起了。顺治、康熙两朝将郑氏集团消灭，却将中国唯一可以对抗西方殖民者的海上力量彻底绞杀，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一只类似的力量可以代表中国出战海上。
二是因为维系郑氏集团生存的关键在于贸易，而商品源自大陆，所以郑氏集团对于大陆始终存在一种依赖性。英国却有所不同，它的生产资料来自海外尤其是殖民地，而本身又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所以英国能一直独立于欧洲大陆，反过来欧洲大陆甚至非常需要英国的廉价商品，这也是拿破仑的贸易封锁政策无法奏效的根本原因。
在陆地上几乎不可能解决海上的问题，这虽然不是历史的规律，但是很多大陆国家在这方面撞得头破血流。迁海令的做法显然是愚蠢的，为了倒脏水把孩子都给倒出去了，收复台湾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夺取台湾海峡的制海权，如此方能彻底断绝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贸易。事实上，清政府打下澎湖之后，台湾就宣布投降了。
自宋元以来，中国在长距离的海上贸易方面，退化极其严重。马汉有言：“生产，是交换产品所必需的；海运，是用来进行不断交换的；殖民地是促进和扩大海运活动，并通过不断增加安全的据点来保护海运。在这三者中我们将会找到决定濒海国家的历史和政策的关键。”以此理解（就当代而言，殖民地概念可以替换为商品市场和资源产地），明朝只注重物质生产，明显放弃了航运和殖民事业作为产业的配合。将航运委之于西方殖民者，并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放弃了殖民，这是近代中国沉沦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欧洲类型的帝国不同，中国一直是一个生产型的帝国，传统的农桑以及手工业生产举世无匹，质量好价格低，而且茶叶在19世纪晚期英国人引种到印度半岛之前，独此一家别无分店，英国人在18世纪几乎耗尽了千方百计从伊比利亚国家搞到的白银，辛辛苦苦运到中国就是为了换取中国的茶叶。
事实上郑氏集团消亡之后，中国根本没有所谓的海权存在，但是中国的海外贸易依然兴旺。伊比利亚人、荷兰人、英国人像勤奋的工蚁，将白银直接从美洲，或者间接从欧洲运到中国，和中国开展贸易。通过正常的商业手段，中国不需要通过武力就能获取大量的贸易顺差，甚至不需要发展长途贸易，这方面由西方人代劳。清朝虽然出于种种原因屡有海禁，但是那是针对本国，而对于西方商船则“听其自来”，谁也不会对送上门的银子过不去。
没有一个国家，会为了并不存在的威胁而投资建设武装力量。中国明清时期的国际贸易地位如此优越，海上的敌人相比草原上的民族，也谈不上如何强悍，以至于根本不存在这方面的需求。当然，如果中国可以逆向大航海的轨迹，直接打到欧洲，或者入侵美洲和澳洲开展殖民，固然是彻底的解决办法，但是这对中国的要求实在是过于逆天了。
不过一个更加简单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向终端市场销售产品？中国明代的纺织品甚至可以在美洲市场以质优价廉击败西班牙的产品。这是因为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放弃了远途航运业，同时无法保证航道的安全和畅通，这也导致了中国的海权发展丧失了土壤。因为风帆战舰时代的海军必须建立在造船业和航运业兴旺发达的基础上。
没有威胁，海军建设的投资也省了，长途贸易的利润很久没见过，也不晓得了。既然如此，中国自然不必耗费金钱，去发展什么坚船利炮，轻徭薄赋江山永固，自信的天朝就这么浑浑噩噩地度过了黄金的17世纪和18世纪，白银滚滚而来。美洲白银一是从伊比利亚国家流入荷兰和英国，再流入中国，二是横渡太平洋从马尼拉流入中国，三是从日本流入。当日本终止白银输出之后，以垄断日本贸易维持白银资本的郑氏海商武装集团变得无以为继，走向衰亡。
郑氏海商武装集团是17世纪中国海商发展过程中的集大成者，是中国海权的最后一丝光亮。它的出现让人兴奋，它的陨灭让人遗憾。历史没有给予它太多的时间和机会成长起来，反而给它造成了无数的障碍。如果郑氏集团能与国家结合，逆向大航海的壮举或许还能发生，当然，现在留给人们的仅仅是历史的假想而已。
我们知道，在大航海之后，欧洲国家都建立过私掠船队，一方面打击别国的海上运输和贸易，另一方面则可以低成本地维持海军力量。但是从18世纪开始，这种民间或者私人形式存在的力量单薄的以巡航作战方式存在的海上战斗力量已经不足以在各大洋发挥作用了。
此时，真正起到战略作用的海上力量必须与国家相结合，在这方面显然英国是典范。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法国由于没有财政能力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只能依靠私掠船队进行巡航破交作战。而英国海军则从监视法国舰队的任务中解放出来，轻而易举就击垮了法国的私掠巡航战体系。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郑芝龙接受招安的选择，更应该理解后来郑芝龙降清的举动。他的政治眼光，远在其子郑成功之上。而郑芝龙后来的悲剧，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郑氏集团中郑成功派系拥明的政治选择使然。
1700年左右的康熙大帝和路易十四是亚欧大陆东西两端伟大的君主，但是他们在海洋事业上都犯下了错误。虽然路易十四削弱荷兰与康熙收复台湾很难说是同一性质的战争，但是从海权的角度理解，这种自杀性的错误却拥有高度的相似性。
我完全肯定康熙统一台湾对于中华民族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如果你消灭一个海上力量，却不能取而代之并发挥类似的作用，那还不如不消灭。理想方式当然是收为己用，或者与之合作。康熙就仿佛同时期的路易十四，后者消灭荷兰之后，无形中却为他人做了嫁衣，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荷兰被削弱之后，英国自然而然成为新的海上霸主。
地中海地区发生过的一切，或许在加勒比海的确没有发生过，但是在南中国海地区却毫无疑问地发生过。但由于近代的殖民历史，使得该地区的历史和政治地位受到了严重削弱。
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拓殖是极富成效的，遗憾的是国人自发的努力一直以来得不到国家强有力的支持，这与欧洲的历史和经验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不想从民族性格或者文明弱点展开解释，因为此种说辞已经有太多人讲述，而且个人认为这并非决定性的因素。我们不能将明清时代的贸易政策简单称之为闭关锁国，因为这无法解释中国在这一时期存在大量贸易顺差的事实。但是中国的确在国家层面于航运和殖民方面存在一种战略层面的消极。中国在南洋的拓殖，长期以来只是一种民间行为。国人一直手无寸铁地在国外生存和竞争，这也是一个明显区别于西方的弱点，至今依然如此。
1741年即乾隆六年，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大肆屠杀华侨，清政府试图通过禁海进行报复，内阁学士方苞就此事咨询在籍侍郎蔡新。蔡新答曰：“若一概禁绝，东南之地每岁顿少千万之入，不独民生日蹙，而国计亦绌，此重可忧也。”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在明清之时已经全然融入了国际体系，并随着货币的白银化而彻底丧失了货币自主权乃至国家自主权，从而在外交和军事领域束手束脚，最终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