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对自由市场体制的捍卫，并不限于“经济效率”这一维度的考虑。在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甚至从道德层面来论述市场交易体制的优势。他指出，那种认为“市场秩序可以理解的目的就是它会产生‘创造财富’这一有利的结果”的观点，是宽泛而肤浅的。哈耶克认为，“只有在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决定运用他的知识时，才有可能使任何人所拥有的许多具体知识全部得到运用”，才能不断扩大参与市场分工的社会成员在天赋、技能和兴趣上的差异，才会促进生成德国思想家威廉·冯·洪堡特所说的“人类最为丰富多样性发展”的文明，最后形成他心目中的“伟大社会”。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他又终生坚持批判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的建构理性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秩序，并不是由人类理性构设或“集体设计”的产物，而是人类行动的结果。在《自由的宪章》中，哈耶克曾明确指出，人类社会的“制度既不是出于人的设计，也不是人所能控制的”，并相信，“大凡认为一切有效率的制度都产生于深思熟虑设计的人，大凡认为任何不是有意识设计的东西都无助于人的目的的人，几乎必定是自由之敌”。在辞世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又继续对那种对社会经济秩序进行整体设计和建构的做法进行激烈的抨击，认为那是一种理性的“致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韦森，2011）。
哈耶克并不主张现代社会中的政府要无为而治，而是主张政府在建立和维系市场经济运行的抽象规则和法律制度建设上要有所作为。哈耶克真正反对的，只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经济过程、直接参与经济过程乃至对一些经济活动进行国家垄断。同样，哈耶克也反对政府在建立自由市场运行的抽象规则上的不作为，主张政府在保护市场运行的产权制度和法治建设上要有所作为。
哈耶克与凯恩斯均赢得了世界性的巨大声誉，这一点今天似乎无人能予以否认。然而，凯恩斯与哈耶克，在经济理论、政策导向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可谓是一对宿敌——尽管二人是私交甚笃的诤友。在公开出版物乃至许多学术聚会的场合，二人曾进行过旷日持久的争论。即使在凯恩斯逝世后，这场争论还没有结束。哈耶克直到1992年逝世前，还悻悻地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地清算凯恩斯的思想和理论。
但是，凯恩斯和哈耶克之争只不过是方法论上的争论，谈不上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经济学家利奥尼尔·罗宾斯在谈到凯恩斯和哈耶克之争时说过：“面对当时那种陷入停滞的通货紧缩，那种认为首先必须处理错误投资……以及推动储蓄行为的理念……就变得不合时宜，就像拒绝给一个掉入冰窟的醉汉提供毛毯和保暖品，因为觉得此人最根本的问题是（身体因饮酒）过热那样。”提供毛毯和保暖品是凯恩斯的做法，而指出此人是因为身体过热，是哈耶克的做派。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包括左派与右派之争，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之争（孙骁骥，2011）。
同样，左派与右派对于平等和自由的认识分歧，也只是针对平等和自由的程度而已。布莱克默指出，保守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观点的差别实际上主要是这样的问题：我们期待什么程度的平等？社会政策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纠正不公平和非正义？以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为例，罗尔斯曾经指出，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平等，这就是说，我们应当尽可能平等地分享那些生活中的“好事情”，比如，教育、职业机会、免费服务，等等。自由是一个正义社会的基础，每一位公民都应当被公平地对待，受到尊重。同时，罗尔斯也指出，如果可以激励那些富人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样的不公平是合理的。这种激励如果程度适当，富人的工作会更有效率。这意味着每个人可以从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如果这种激励超出了适当水平，穷人的境况就会变糟。实际上，很多左派思想家同样承认应当存在一些不平等，比如以贡献为基础的不平等，相反，很多右派思想家也承认公民应享有一些基本的平等（布莱克默，2009：17）。
对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模式的批评，使自由主义的政策观念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等西方保守主义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所推行的私有化改革和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政策，可以被认为是哈耶克思想和理念的实现。应该说，新右派的论述更接近英国战后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因而也更具说服力。诚然，新右派的许多政策目标未能实现，但新右派重新限定了政治程序，其力量足以替代战后凯恩斯主义共识，甚至工党也采用新右派的许多概念。由此，英国重新借鉴了20世纪40年代以前甚至是19世纪时的社会福利做法，这一趋势非常明显，比如，政府开始实施资格管理，强调发放津贴的条件是申请者必须有良好的行为记录。同时这一切都是因为英国模式综合了自由福利国家的剩余模式思想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布莱克默，2009：45）。
在自由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北欧的政策分析家也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即有必要对现有体制进行以自由主义政策为导向的改革。这条思路逐渐成为国家政策制定的一般导向。丹麦的右翼政府在1992年发表了“选择福利”的报告（Andersen and Greve，1996），表达了其寻求福利财政新路子的意图；瑞典在以保守主义为主的政府任期内（1991—1994年），采纳了私有化和再私有化的观念（Kosonen，1987：285；Vettenranta，1986：258）；而在芬兰，埃斯科·阿霍（Esko Aho）领导的右翼和中间联盟的政府开始削弱公共开支（Kosonen，1993）。结果，个人付费制在北欧被广泛采用（Gould，1993a，1993b），而个人对社会保险的投保率也有所提高（Kangas and Palme，1993）。尽管削减国家福利的主张最初是由非社会民主党政府提出，但这一导向以后为社会民主党政府所继承。在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94年重新执政后接受了私有化的政策观念（Olsen，1999），而在丹麦，以社会民主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于1993年上台后也要求社会政策能更敏感地反映市场的需求。同样，芬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合作政府于1995年执政后，在许多方面也沿袭了此前的非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的政府所进行的政策改革。
然而，凯恩斯和哈耶克之争，或者说左与右之争仍在延续。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风暴和接踵而至的世界经济衰退，重新促使人们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深刻反思，并做出大的调整。但是人们对调整方向的建议却大相径庭，有的学者说之所以出现危机是政府干预过多且不当，因此要高扬哈耶克旗帜，“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有的则说这次危机将标志“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梦想死亡”，许多经济学家以及国家政要还是主张加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特别是对金融市场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