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萌芽期
世界第一兵书《孙子兵法》中有句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可见被称为“东方兵学鼻祖”的孙武很早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了“知”与“战”的内在联系和实施次序。即“知”与“战”二者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只有先“知彼知己”，然后方能“百战不殆”。正如春秋军事家管仲所说：“不明于敌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之士，不先陈也。”所谓“知”和“明”，实际上就是间谍情报活动，而其显然又是为战争服务的，所以说战争是间谍的温床，而间谍则是战争的产儿。因此，要探间谍活动的起源年代和产生原因，就必须先追溯战争的源头。
战争，在甲骨文中称为“争”或“伐”，也称为“战”、“兵”、“戎”、“征”等，“战争”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吴子兵法》一书。据文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战争为“原始社会末期战争”（距今约五千年）。如“神农伐斧燧之战”；“黄帝、蚩尤涿鹿之战”；“尧攻穨兜丹水之战”和“舜、禹对三苗之战”等。在“舜、禹对三苗之战”中，禹就是根据“三苗蠢蠢欲动，图谋不轨”的情报而兴兵讨伐的。据《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时，“执玉帛者万国”，荀子也说：“古有万国。”又因为当时存在“邦无定交，土无定主”、“朝约婚姻，夕结冤家”、“明为盟友，暗为仇敌”这种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多变局面，使得“以石为兵”的参战或观战各方，都极力想探察敌方的虚实和窥视邻族的意图，从而避免盲目行动。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战争的特定需求下，“知彼知己”的这一永恒真理，便在战争实践中自然而然地萌芽产生了。而“知彼”的这一任务又势必要由专人承担执行，这样的人，就是间谍。
因此，古代中国的间谍活动应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战争的出现应运而生的。
纵观世界历史，中国的间谍活动的产生年代当居其之首，并且有文字记载的间谍人物也是世界间谍之始祖。目前国内史学界有人认为：“人类最早的间谍活动见于古希腊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特洛伊木马传说”；又认为《圣经》中所提到的娣莱拉是“地球上第一个女间谍---情报鼻祖”，孰是孰非？还是以史实来回答吧。
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特洛伊木马”传说是这样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了斯巴达王后海伦，斯巴达王兄阿伽门农率领大军远征围攻特洛伊九年不下，后采用“智囊”奥德修斯之计，将一批精兵埋伏在一匹大木马腹内，放在城外后佯装退兵。特伊洛人把木马当作战利品搬进城内。夜间，伏兵从木马中出来打开了城门，希腊军乘机涌人，摧毁了特洛伊城。
根据这一传说和后世学者对特洛伊城遗址的发掘考证，“特洛伊木马”之事发生在约公元前12世纪，而中国春秋古书《左传》明文记载了“少康使女艾谍浇”一事，却在约公元前20世纪，早于“特洛伊木马”之事达800年之久。
《圣经》中记载约于公元前10世纪时，在地中海东岸的菲利斯部落里有一名少女叫娣莱拉，她在希伯莱人与菲利斯人的一场血战中，被希伯莱土兵俘虏，惨遭蹂躏，后被一牧羊老妪救出。菲利斯酋长为了谋杀希伯莱勇士参孙，便派娣莱拉对参孙进行色情间谍活动。参孙果然中计，并于酣睡中被剪去聊以维持体力的七绺头发，只得束手就擒。菲利斯酋长下令用参孙的头去祭祀夏收节。参孙在被押进神殿时，怒视了娣莱拉一眼，便一头撞塌了神殿，与娣莱拉同归于尽。事后，希伯莱人厚葬了参孙，也出人意料地厚葬了娣莱拉，并在她的墓碑上刻道：“她毁了一个英雄，同时却也造就了一个英雄……毕竟她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能这样做的女人。”
在中国战略《吕氏春秋》一书中则记载了早于娣莱拉600年前，约在公元前16世纪夏末的一件女间谍案例。商汤派伊尹为间谍，多次打入夏朝内部，并收买了夏桀的宠妃妹喜，妹喜向伊尹提供了夏桀军事部署的绝密战略情报，从而使商汤制定了正确的作战计划，终于推翻了夏桀，建立了商朝。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不仅在诸多领域中创造了许多世界之最，而且也首开世界间谍史之先河，成为世界间谍史的源头。
由于年代久远，夏、商两代的间谍活动文献记载稀少，仅见“女艾谍浇”；“伊尹间夏”；“妹喜泄密”；“吕牙间商”；“崇侯虎侦监姬昌”；“姬发使间探朝歌”；“祖伊暗察国人”等几例，其中“伊尹间夏”和“吕牙间商”二例，被《孙子兵法·用间篇》引用。
纵观这一萌芽时期的各类间谍活动，具有两大特点：一是间谍活动的范围仅限于军事领域。从被称为“间谍始祖”的女艾所从事的间谍活动来看，其全部活动都是围绕军事斗争而展开的。这时期的间谍理论尚未形成。虽然相传论及用间的古兵书《六韬》是吕牙所著，但经历代学者从内容及文字结构上考证，断定为战国时人伪托，非殷商时之作。此外还值得指出：夏商二代的间谍活动不仅具有战术性，而且更具有战略性。“伊尹间夏”的案例便能说明这一点。
二是这一系列间谍活动都是由最高统帅直接派遣、指挥。少康与女艾；商汤与伊尹；周文王与吕牙；商纣与祟侯虎等，都是君与臣的关系，也都是在最高层进行的。这些间谍活动为后世春秋的孙武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用间史料，成为《孙子兵法·用间篇》的理论基础。正如《孙子兵法》所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当时的用间，实际上成了君遣臣行的状况，其层次规格之高，令人惊叹。由于少康首开以臣子女艾为间之端，后世历代君主均步其后尘，视间谍活动为制胜之法宝，而且还不断扩大其范围，并愈演愈烈，以至于几乎在所有对抗性领域中都广泛地展开间谍情报活动。
间谍发展期
周武王姬发在牧野之战中，一举击败商军，纣王自焚而亡。周武王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巩固新建立的王朝。为了控制商朝统治的中心地区，他表面上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地，暗地里却派自己的兄弟三人，留在殷地监视武庚的一举一动，史称“三监”。这一政治性的内部监控事件，打破了以往间谍活动仅用于军事和针对敌方的局限，扩大了间谍活动的领域，对后代的影响极为深远。从金文史料看：周武王在分封诸侯时，也照例设置像“三监”一样的“诸监”。如《仲纪簋》记载道：“仲父使使于诸侯诸监”。表明“诸侯”与“诸监”并存。“诸监”是中国最古设置的间谍专职官员。
至周王朝第十代国君周厉王时，政治性监控活动达到了高潮。由于周厉王“暴虐侈傲”，因此招致“国人滂王”。周厉王盛怒之下，便派遣了卫国的巫士，“以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监，察也，以巫人神灵，有谤毁必察也。”当然，周厉王并非凭借一个巫士或所谓有“神灵”就能“弭滂”，他主要采用的就是派遣间谍对国内臣民进行政治性间谍侦察和控制。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又记载道：“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说明周厉王后期对臣民进行了大规模的严厉监控，竟然使得人们在对面相遇时，也不敢以言论王，惟恐被周厉王的间谍听见，只得互相使个眼色，以表示内心愤懑罢了，可见其监控程度之深和范围之大。究其后世历朝历代的特务恐怖统治之由，莫不出于周厉王的这一“创举”。
反映周朝职官制的《周礼》一书，在《秋官》一章中记载道：“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三曰邦谍。”历代注家都认为“邦汋”和“邦谍”说的就是间谍和反间谍活动。《秋官》中所说的官职，是掌管“邦禁”的“刑官”，可见周代时已出现归属于“刑官”的严密而系统的间谍职官。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后，历史进入了东周时代，也就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据统计，在春秋战国的五百五十年间，共发生了614次战争，其中春秋为384次，战国为230次。又据唐代杜佑《通典·州郡序》记载：“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格局下，其战争的特点也是多方位的。即当时的战争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而是与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经济斗争和宣传斗争等紧密交织在一起，间谍活动的领域因此也大为拓展，并逐渐具有全局战略性，间谍的任务也由单一性扩大到集多任于一身。
各政治、军事统治者在这争霸称雄、兼并土地、以强凌弱的复杂激烈战争中，难以准确及时地驾驭风云多变、气象无常的战争进程，于是就特别借重和依赖于间谍，因为不“知彼”，就无法去“乱彼”，更谈不上去“破彼”。只有先“知彼”，才能因势制宜、随机应变和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说：战争产生了间谍，战争的发展也随之发展了间谍活动。间谍犹如战争的一个“身影”，随着战争的种种变化而相应变化。
春秋战国间谍活动的全方位展开和飞跃进展，说明了当时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了两个深奥的道理，即：一是军事斗争必须和政治、外交、经济、宣传诸领域的斗争有机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二是直接的军事对抗并非是打赢战争的惟一手段和最好办法，如果先掌握和了解敌方或他方的虚实，实际上就等于大大增强了己方的实力和削弱了敌方或他方的实力，甚至可以“兵不血刃”而战胜对方。这两点认识在春秋末期产生的《孙子兵法》中已经非常明确地将其理论化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实际上已经是进入了一个如宋代欧阳修所说的“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力”的高层次战争阶段。因此间谍的地位也日显其重要性。如《孙子兵法》所说：“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所以可以称春秋战国为“间谍黄金时代”。
春秋间谍史的头等大事，当属《孙子兵法》的问世。它的问世是古代中国间谍活动趋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孙子兵法》是世界第一部兵书，而其中的“用间篇”也是世界最早的用间专论，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孙武在“用间篇”中科学、缜密、系统、具体地论述了用间之利害意义、类别、作用、原则、纪律、任务、谋略、招募和范例，形成了完整的间谍系统理论，在当时及对后代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其中许多用间思想，在当代世界仍然是谍报界的基本指导思想，堪称为不朽的间谍理论。
《孙子兵法》实际上是对春秋前的各类战争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一部兵书，其中的“用间篇”也是在对以往间谍案例的归纳概括基础上，升华为理论精粹。反过来，也可以从“用间篇”中找到夏、商、周间谍案例及用间思想的明显痕迹。譬如：“用间篇”中所说的“五间”，都能在三代间谍史中得到印证：
因间---城濮之战中，晋将先轸利用楚人掌握了解了楚军的情报，从而大获全胜；楚宋之战中，宋将华元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由乡间引路，竟乘夜进入楚营摸到了楚将子反的床上，胁迫楚军议和。内间---越王勾践以吴国太宰伯喜否为内间，窃情报、乱吴国、杀忠臣，最终灭吴称霸；田氏家族派田豹打入权臣阚止家族充当家臣，探知阚止准备袭击田氏家族的机密，从而使得田氏家族先发制人，除掉了阚止。
反间---鄢陵之战中，晋将苗贲皇巧用楚军俘虏为反间，不战而胜楚军；平阴之战中，晋将范宣子以齐大夫析文子为友间，透露假情报，又制造了假部队，一举吓跑了强大的齐军。
死间---郑武公在袭击胡国前，以其女为死间，迷惑了胡君，乘其不备灭了胡国；吴王闽庐先后派专诸、要离为死间，成功地暗杀了政敌吴王僚及其子庆忌。
生间---史书称“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多次往返于双方；韩原之战中，晋惠公派出大夫韩简为间，韩简侦探到秦军军事秘密后，又独自返回报告。
春秋的间谍活动，除了在军事领域有了长足的进展外，也扩展到了政治、外交等领域。
公元前686年，齐国的公孙无知、连称、管至父和齐襄公的后妃，暗中联合监控齐襄公。当齐襄公后妃密告其在野外狩猎的行踪时，公孙无知等人便袭杀了齐襄公，发动了一场宫廷夺权的政变。
像专诸刺吴王僚，要离刺庆忌等行动性暗杀间谍活动，都属于政治间谍事件。
公元前629年，晋秦联军围攻郑国，郑文公于危难之际，采纳大夫佚之狐之计，派烛之武为间，夜缒城下，去秦营秘密游说秦穆公。烛之武用晓之以利害的娴熟外交辞令，终于说动了秦穆公弃城而去，从而离间破坏了晋秦联军，保全了郑国。
公元前515年，吴王僚乘楚平王去世之际，兴兵伐楚。他又派季札出使晋国，以窥视中原各国对吴攻楚的反映，季札成功地刺探到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只因吴王僚被暗杀而束之高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