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可以推断出日本人的祖先是从东北亚迁移过来的游牧民族，和蒙古族和满族是同一祖先，时间应该是在新石器时代。所谓徐福东渡和箕子北迁，只不过是一种传说。
中国的史书上随处可见有各式各样的龙，而日本史书上只有飞鸟，由此可见日本是很务实的一个民族。因为清楚自身的局限，日本始终有着探索外面世界的想法。
公元57年，倭奴国就和中国有了接触。曹魏时邪马台国也来到中国。之后在畿内地区兴起了控制日本大部分地域的大和国。大和国与隋的交往中，开始称国名为“日本”，称国王为“天皇”。在645年实行“大化改新”之后，日本更是频繁地派遣“遣唐使”到中国，全面地学习唐朝的各项制度，实行经济、政治社会改革，并仿照唐的“律令”而稍加修改，制定了日本的“律令”，将各项改革和制度法典化，使日本成为比较成熟的文明国家。
日本并没有进入专制社会，日本天皇受制于幕府将军，幕府的大将军才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到了近代，德川幕府统治期间，基于外国人产生恐惧，所以其对外政策上采取了锁国政策，直至十九世纪未，美国海将培里来日，日本才重开门户。
1852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岸的浦贺，要求与德川幕府谈判，史称“黑船事件”。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
日本是幕藩制，各藩相对具有较大的自主权。与中国长期以来绝对的皇权专制相比，日本与西方国家制度类似。这些藩国在历史上与幕府矛盾较深，接受海外影响较早，输入近代科学技术和提拔中下级武士都比较积极。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势力，号召尊王攘夷。它联合了资产阶级、封建藩主、农民等阶级，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去迅猛的速度推翻幕府的统治，把大权收归天皇，进行改革。
16世纪起，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主要是荷兰人传到日本。因主要是通过荷兰语进行研究的。日本人就把这种学问称为“兰学”。从1633到1639年，幕府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限制日本与外国的一切往来，只剩下长崎这一个地方与中国及荷兰维持着微弱的联系。但是兰学的传播，已经使日本人开始意识到汉学的不足之处，也开始认识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进之处。到了1720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终于解除了“不准许输入荷兰书籍”的禁令。于是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中，又重新出现了“兰学热”。兰学主要在医学、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中发展起来，日本人通过荷兰语，也了解到了西方近代的地理、博物、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经济上就已经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了，比如日本很多产业已经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模式，当然这种生产模式脱胎于所谓的匠人町，但确实是已经接近西方的工场了，而商人则垄断了商品的运输销售买卖，这样商人的财富越聚越多，所以商人得地位也随着财富的积累而发生变化，从不受武士阶层待见而变成武士家里的座上宾，很多富有的商人甚至向大名放贷，由此形成了类似西方宫廷银行家的这样一个群体，这些商人就是武士阶级进行变革的社会基础。
鸦片战争结束后22年的1862年，日本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后来的倒幕派领袖年仅23岁的高杉晋作随船前往以开眼界。在上海，他发现，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畅销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居然杳无踪迹，甚至乏人知晓，这令他深感震撼。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清日两国对于了解和接受世界的态度实有天渊之别。
日本民族始终有探索世界的精神，所以才会不远万里来中国学习文化。但受到自身地理位置的限制，日本只能接触到东亚范围里的文明程度并不高的中国文明。到了近代中国人视为洪水猛兽的西方高等文明，正是日本梦寐以求的济世良方。这种观念上的巨大差距其实就是有信仰的民族和没信仰的民族之间的差距，这也终于造成了近代中日关系的逆转。
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正式开战，按照中国干支纪年，时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之前，中日军备的态度截然不同。大清方面由于海军经费不足和滥加挪用，严重影响了海军建设，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后，北洋海军未添置过一破新舰船，致使海军作战能力日趋下降。与清朝皇室挪用海军经费兴修御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皇室时建设本国海军所持的积极态度。据外山三郎着《日本海军史》记载，日本明治15年1882年，依照天皇旨意，“将酿造业、烟草业等的税收用作海陆军军费。经费总额为2400万日元，作为从1883年起，连续8年的事业，供海军省建造军舰。”1887年明治20年3月14日，日皇谕令：“朕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的事情。然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以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30万日元，聊以资助，更诸大臣深明联意。”日皇此举，使全国有爵位的家族和富豪无不为之感动，竞相中请为海防捐款。半年间捐款总额达103。8万日元，连同日皇的赐金全部用于扩充海军军备。甲午海战爆发前的1893年初，日皇又决定尔后6年间，每年从内库中拨出30万日元，相当于皇室经费的1／10以上，并要求政府要员在此期间每月拿出薪俸的1／10作为造舰经费。
李鸿章长期被历史所误解。近代海军是19世纪一个革新事业。海军的发展要求有复杂精致的装备和高度专业化的科学技术知识。考虑到所有这些方面——工业、科学和技术、人才、财政，中国当时完全不具备条件以支承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海军的诞生，几乎全靠李鸿章一人的独自努力。他以10年持续不懈的努力，造就了一支拥有30艘战舰，120门大炮和4000名官兵的舰队，它至少在数量上超过了日本的海军力量。
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象到的要艰巨得多，因为他面临向北京政府寻求资金、说服各省官员给予合作、同时又要抵挡来自各方的不断的批评这多重的任务。北京中央政府的弱点众所周知。清政府从整体上给李鸿章增加了许多障碍。它充满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北洋海军本身也因组织不健全，装备陈旧过时而深受其患。
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装备在总体上是占优势的，但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清军的腐败和缺乏训练，缺少合格的、懂得近代战争的指挥官等不利因素，这种优势在战争初期即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以后随着战争的进行，日军缴获了清军大量武器，使双方的装备发生了逆转，清军不断削弱，日军逐渐加强，终于导致了甲午战争的最后失败。
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则转变为顽固派，成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究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了。
洋务派失败了，与之对应的是维新派的崛起。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改革力量。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除了在“民权”、“议院”问题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双方未尝不可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互为奥援。但是双方只有过短暂的沟通便分道扬镳了。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以康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导致他们的心态产生了巨大的波动，变得越来越激进。也正是这种激进的求变心态导致变革者的政治行为与政治选择上的激进性。他们是在这种激进心态的支配下，来设计和制定变法的基本战略和策略的，结果使得康有为等威信派在变法的具体战略措施上没有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做法，而是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改革总是伴随着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特别会触动顽固派守旧派的切身利益，因而，改革必然引起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尖锐斗争，要想使改革成功，改革者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打击反对派。
19世纪末的中国政坛，帝党和后党严重对立，这种对立表现为权力之争，又具体表现在双方治国方针的差异。在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不顾顽固派的反对，决意进行改革，同时，光绪帝希望借助于变法的实施，削弱顽固派的势力，巩固自身的权力地位。因而，戊戌变法既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又是朝廷内部尖锐的权力斗争。
但是，当时的光绪皇帝虽然已经亲政，但国家大权依然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满朝文武没有多少人支持光绪，光绪的权力基础并不牢固。尽管最初慈禧太后没有完全阻止光绪的变法活动，但在变法的关键时刻，慈禧太后控制军政大权，削弱帝党势力，新政法令无法推行，光绪皇帝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戊戌新政昙花一现，最终失败。
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其次，近代化始终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洋务派缺乏团结和决心，维新派则缺乏谋略和才干。最后，中国近代化的领导者们缺乏务实精神和冷静态度。他们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企盼通过短期努力就使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了顽固派。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困落后不是由于生产落后经济贫穷，更不是社会制度的没落腐朽，而是“圣道”的沦丧和“政教”的失修。因此，他们固守祖宗成法，反对学习西方，仇视社会变革。1898年戊戌变法被镇压，近代化受到更大的挫折。顽固派势力进一步扩展，基本取得了支配中央的权力。
甲午战争，中国失去的是国土、财富，乃至尊严，而日本失去的却是理智。一场受益颇丰的赌博，让日本毫不犹豫地走上了一次次国运的军事豪赌，最终，这个疯狂国家的赌运在二次大战后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