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组织秩序所遵循的外部规则构成对照，哈耶克概括地指出，支配内部秩序或自生自发秩序的内部规则必须是目的独立的和必须是同样适用的：即使未必对所有成员都同样适用，至少也要对某一个成员阶层是同样适用的；当然，这些内部规则还必须适用于未知的和不确定的人和事，而且它们也必须由个人根据其各自的知识和目的加以运用；颇为重要的是，个人对它们的适用亦将独立于任何共同的目的，而且个人甚至不需要知道这种目的。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哈耶克对自生自发秩序所遵循的内部规则与组织秩序所服从的外部规则所做的区分，并不是一种逻辑上的区分，因为这两种规则在某一维度上都处于同一个逻辑范畴之中而与事实相对，一如他所明确指出的，“这些被我们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的抽象规则，其性质可以通过将其与具体而特定的命令进行比较而得到最充分的揭示。如果我们将‘命令’一词作最宽泛的解释，那么调整人的行动的一般性规则也确实可以被视作是命令。法律及命令都同样区别于对事实的陈述，从而属于同样的逻辑范畴”；哈耶克进而指出，“由正当行为规则构成的法律具有一个极为独特的品格，它不仅使它被称之为‘内部规则’一事极为可欲，而且还使下述问题变得特别重要，即把它与其他被称之为法律的命令加以明确的区分，所以在发展这类法律时，人们能够明确地认识到它所特有的属性”。因此，本文也将依循哈耶克的这一分析理路，亦即通过对自生自发秩序所遵循的内部规则的特性的探讨来揭示它们与外部规则之间的区别。
一如前述，作为有助益于自生自发秩序的内部规则，它们必定具有某些使它们区别于外部规则的特征，而它们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涉他性活动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否定性、目的独立性和抽象性，便是“那些构成自生自发秩序之基础的正当行为规则所必须的特征”。
第一，哈耶克认为，自生自发秩序所遵循的内部规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指向不确定的任何人的‘一劳永逸’的命令，它乃是对所有时空下的特定境况的抽象，并仅指涉那些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及任何时候的情况”。我个人以为，就内部规则所具有的这种一般且抽象的特性的具体内涵来看，主要涉及三个主要的方面：在本质上，它们乃是长期性的措施；从指向上来讲，它们所指涉的乃是未知的情形而非任何特定的人、地点和物；再就它们的效力言，它们必须是前涉性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而绝不能是溯及既往的。
这里更需要强调的乃是我们对贯穿于上述具体内涵之中的“抽象”性质本身的理解，它关系到我们对内部规则此一特性的关键内核的把握，也关涉到我们对社会秩序之型构的认识，因为“正是对纯粹抽象的行为规则的遵循，导致了一个社会秩序的型构”。哈耶克指出：“我们在此前业已说明，在正当行为规则逐渐扩展至那些既不具有也不意识到同样的特定目的的人群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通常被称之为‘抽象’的规则”，因此，所谓“抽象”特性的关键内核，就在于那种被视为是一种古远的法律程式，即“规则必须适用于在数量上未知的未来情势”。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内部规则抽象特性的这一关键内核具有下述两个极为重要的相关意义：一是它揭示了内部规则并不预设一发布者的存在而且也不具体指向一种特定的或具体的行动，或者用哈耶克本人的话来说，“一般性法律与具体命令间的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指导一项特定行动的目标和知识，究竟是由权威者来把握，还是由该行动的实施者和权威者共同来把握”；二是内部规则并不预设一发布者的存在而且也不具体指向一种特定的或具体的行动的特性表明，自生自发秩序依赖于其上的这种规则所指向的必定是一种抽象秩序，而这种抽象秩序所具有的特定的或具体的内容也是不为任何人所知或所能预知的；再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规则所指向的社会秩序越复杂，分立行动的范围亦就愈大，而这又必须由那些并不为指导整体的人所知的情势来决定，相应的协调和调整亦就愈加依赖于抽象性规则而非具体命令。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通过这种抽象性的内部规则，人们不仅能够使那些为他们所使用的知识在数量上得以最大化，而且也可以使其所追求的目的在数量上得以最大化。正如哈耶克所言：“一个具有一定抽象特征的秩序之所以能够对目标不同的个人都有助益，乃是因为追求不同目标的人们能够接受一个多目标的工具，而这一工具则有助益于每一个人实现其自己的目标”，而人们之所以能够接受这种抽象特性的内部规则，或者说人们之所以“能够假定这种规则能够平等地增进每一个人实现其自己目的的机会”，“实是因为我们无力预测采用某一特定规则所会导致的具体结果”。
第二，哈耶克经由对内部规则所具有的抽象性质的阐发而认为，这一特性导致了自生自发秩序所遵循的内部规则的第二个特性，即它们是目的独立的（ｅｎ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而非目的依附的（ｅｎｄ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因而这种“目的独立”的内部规则也可以被称之为作为“一般性目的的工具”的“正当行为规则”，例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我们选择‘正当行为规则’这一术语来描述那些有助于型构自生自发秩序的目的独立的规则，而与目的依附的组织规则构成对照。前者是指作为‘私法社会’（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ａｗｓｏｃｉｅｔｙ）之基础的并使开放社会成为可能的内部规则”。内部规则之所以具有这种不依附于特定目的的特性，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规则是在从目的关联群体向共同目的不存在的复杂社会的扩展过程中实现的，一如他所指出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只有‘目的独立’的‘形式’规则才能通过这个（康德式）标准的审核，因为，由于最早在较小的目的关联群体（‘组织’）中发展起来的规则乃是以渐进的方式扩展至越来越大的群体的，而最终普遍化至适用于一个开放社会的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些成员不具有具体的共同目的而且只服从共同的抽象规则，所以它们在不断演化和扩展的过程中必定会摆脱它对所有特定目的的指涉”。显而易见，构成自生自发秩序型构之基础的内部规则所具有的这一“目的独立”的特性，其关键要点乃在于对这种性质的规则的遵循，本身并不能够推进或旨在实现某个特定目的，而只服务于或有助益于人们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追求不尽相同的个人目的。
第三，哈耶克在阐释内部规则的上述特性的含义以后指出，“它们必须变得如此，乃是规则扩展至超过那个能拥有甚或意识到同样的目的的社群的过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已然看到，这导致人们把这些规则局限在对那些有可能伤害他们的涉他性行动的禁止方面，而且这也只能由那些界定其他人不得干涉的个人领域（或有组织的群体的领域）的规则来实现”。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内部规则的抽象性和目的独立性“乃是与那些经历了一般化过程的规则所具有的某些其他特性紧密相关的，例如，这些规则几乎都是否定性的（即它们禁止而非命令一些特定的行动），它们之所以做否定性的规定，乃是为了保护每个个人能按其自己的选择而自由行事的明确的领域，而且人们也可以通过把一般化或普遍化的标准适用于一项特定的规则而确知它是否具有这一特性。我们将努力表明，这些都是那些构成自生自发秩序之基础的正当行为规则的必要的特征。……实际上所有正当行为规则都是否定性的，即它们一般都不会把肯定性的义务强加给任何人，除非他经由其自己的行动而引发了这样的义务；这个特征……已为人们再三指出了，但是却不曾为人们做过系统的考察”。
立基于哈耶克对内部规则否定性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内部规则的主要功能乃在于明确个人行动的确获保障的领域：告诉每个人何种规定是他所能信赖的，何种物质性东西或服务是他可以用来实现他的目的的以及他所具有的行动范围是什么。但是，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内部规则的否定性决定了它本身并不会对个人的确获保障的领域进行明确的肯定性规定，而只是有助于使这些规则支配下的个人在行动中根据他与其他人的互动和他所“默会”遵循的外部情势去划定他们自己的确获保障领域的边界。因此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这种否定性的内部规则在界分个人确获保障的领域时所采取的方式，并不是从肯定的角度出发直接决定什么是个人必须或应当做的，而只是从否定性的角度出发决定什么是个人绝不能做的，亦即只是对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个人确获保障领域的诸原则进行规定，一如哈耶克所明确指出的，这些内部规则“永远不能完全决定一项特定的行动，而只能限定所允许的行动种类的范围，并且只能将采取特定行动的决定权交由行动者本人根据他的目的而做出”。当然，由于内部规则的功能在于经由消灭某些产生不确定性的渊源而有助于防阻冲突和增进合作并有助于个人都能够根据他自己的计划和决定行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们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不确定性。立基于此，哈耶克反复强调内部规则只能创设某种程度的确定性，即通过对个人所具有的确获保障的私域进行保护并使它们免受其他人的干涉，从而使个人能够视这种确获保障的领域为他自己所控制。
（二）内部规则：未阐明的规则与阐明的规则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除了上文所述的抽象性、否定性和目的独立性以外，内部规则在哈耶克那里还是一个完整的“规则系统”，它“不仅包括明确阐明的规则（ａｒｔｉｃｕｌａ ｔｅｄｒｕｌｅｓ），而且也包括尚未阐明的规则（ｕｎａｒｔｉｃｕｌａ ｔｅｄｒｕｌｅｓ），它们或者隐含于规则体系之中或者还必须去发现以使分立的规则前后一致”；这里所凸显的乃是哈耶克在内部规则讨论时所强调的又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即关于“阐明的规则与未阐明的规则”的论说。所谓“未阐明的规则”，在哈耶克那里，乃是指一种描述性质的规则，亦即并未用语言或文字予以表达的惯常行为的模式，而“阐明的规则”则是形式化了的规范性质的规则，它们不仅描述行为，而且还经由确立适当标准的方式支配行为。毋庸置疑，哈耶克这一重要论说的提出，不仅为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认识他所主张的“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提供了一个极具意义的路径，而且也为他本人更为妥切地进入“规则系统”
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知识上的解释进路，并使他能够在《建构主义之谬误》一文中极为明确地指出，这种规则系统包括：“（１）只在事实上为人们所遵循但却从未用语词加以表达的规则；如果我们说‘正义感’或‘语感’，那么我们就是指这种我们有能力适用但却并不明确知道的规则；（２）尽管已为语词所表达但却仍只是表示长久以来在行动中为人们所普遍遵守的东西的规则；以及（３）刻意引进的从而必定以成文形式存在的规则。”在这个“阐明的规则与未阐明的规则”的论说中，哈耶克揭示出了作为立法结果的“阐明的规则”与那种日益进化且并不为人所完全知道的“未阐明的规则”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言，哈耶克明确指出，人的行动从来就不是只以其对已知的某种手段和相应的结果间的因果关系的明确认识作为行动指导的，相反，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受其知之甚少的那些社会行为规则指导的，而这些规则乃是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历史实践活动中经由文化进化而积淀下来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规则，换言之，“阐明的规则”并不完全是人之意图的产物，而是在一决非任何人之发明且迄今尚未完全为人所认识的并且还在人能够用文字表达“阐明的规则”之前就指导其思维和行动的规则系统中进行判断和确定的，因此，在哈耶克的论述脉络中，“未阐明的规则”优位于“阐明的规则”，而且“阐明的规则”的存在亦不能替代“未阐明的规则”及其所具有的意义。哈耶克的这个重要洞见，不仅意味着作为“未阐明的规则”的法律比作为“阐明的规则”那种为建构论唯理主义者唯一承认的立法和组织化的国家更古老，而且也更意味着立法者和国家的全部权威实际上都源出于此前已然存在的标示着正义观念的未阐明的规则，而且除非得到了那种为人们普遍接受或承认但却常常是未阐明的规则的支援——即在阐明的规则发生无力解决疑难问题的情形时人们所诉诸的那些未阐明的规则，否则即使是阐明的规则也不可能得到完全的适用；而且除非我们正视阐明的规则得以获取其意义所赖以为基的这种未阐明的规则，否则这种阐明的规则得以发展、变更和阐释的整个过程也无从为我们所认识。但是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哈耶克在主张未阐明的规则优位于阐明的规则的前提下还认为，一旦有关某一行为规则的特定阐释为人们所接受，那么这种阐释就会成为变更或修正这些规则的主要手段；因此，阐明的规则与未阐明的规则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将保持持续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