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大约开创于齐桓公执政之年（前３７５年），终止于襄王执政的最后一年（前２６５年），前后约有百年之久。《史记·田齐世家》等书记载，田午代齐后执行新政，“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将田骈、接予、慎到、环渊等游说之士“皆列第为上大夫”，这些人“不治而议论”。在稷下学宫，道家人物十分活跃。“不少人兼通黄老刑名，提倡道、法合一，以黄老道德为体，以刑名法术为用”。
主要代表人物有申不害、慎到、田骈、环渊，他们“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并且都得到齐王的赞赏。此外还有宋钘、尹文、彭蒙、季真、黔娄子、告子、郑长者等人，也属于稷下道家阵营。
宋钘、尹文以天下安宁为自己的使命，《庄子·天下》说，他们以“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为人生旨要，倡导宽容柔和，以达到海内同欢的目的。他们倡导对己寡浅情欲，对外制止战争，颇有墨者风范。郭沫若在《宋钘、尹文遗着考》一文中将《管子》一书中的《枢言》、《心术》、《白心》、《内业》四篇列为宋钘、尹文两人的遗着。这个说法是可信的，我们可以此为据来进一步探讨宋钘、尹文的思想主张。
至于慎到、田骈，则具有道法家的特点。慎子继承了老子“后其身而身先”之教，在自我修养上采取了《庄子·天下》所说的“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的态度；不过，他扬弃了老子对法的批判态度。《慎子·威德》说，“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强调国家安定需要法。《慎子·君臣》说：“上下无事，唯法所在。”田骈也有类似的思想。《吕氏春秋·执一》记载田骈的看法：“变化应来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彭祖以寿，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农以鸿。”在田骈看来，君王治国不过是顺应物性而已。君王使用他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促使他人在为自己的目标奋斗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实现君王的目标。这种见解与《慎子·因循》中所说的“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是相通的。
申不害是与慎到同类的道法家人物。《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曰：“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着书二篇。”《申子·大体》曰：“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祥；君操之柄，臣事其常。”作者在这里强调的是君无为臣行事的治国思想，与《慎子·民杂》的“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的见解相通。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战国中后期，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老子》的政治哲学思想不仅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而且与崇尚黄帝的思潮相汇通，学者称之为“黄老之学”或“黄老学派”。黄汉光在考察黄老之学的产生时指出，老学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的出现，加上黄帝之名的传奇色彩的流行，黄帝被想象成道家哲学的最早实行者，加在老学前面，这就有了黄老之学。这一时期的黄老学着作丰富，最有代表性的有《伊尹》、《黄帝四经》、《鹖冠子》等。
关于《伊尹》一书，《汉书·艺文志》载有五十一篇，但此书亡佚甚早，刘宋时裴骃作《史记集解》已不能引其本文，唐人对其内容更不甚了了，故长期以来，《伊尹》颇受冷落。１９７３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内含《九主》，李学勤等人认为，《九主》系《伊尹》中的一篇。自１９７４年以来，关于《伊尹·九主》的论文偶有所见。《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刊载了余明光与魏启鹏的专论。两位先生对《九主》之年代与内容分别作了考察。魏启鹏以为该篇成书年代不晚于春秋末期，不排除更早的可能；余明光认为该篇系战国中期黄老学派作品。
我们以为，余明光的考证较为合理，故归入战国时期南方黄老学派着作范围。
所谓“九主”，乃九种不同类型的君主。按文本之所叙，九主当指：法君、专授之君、劳君、半君、寄主、破邦之主二、灭社之主二。《九主》重在论治，其说以道家为本，倡导君无为而臣有为，以无职并听有职、法君明分，法臣分定，以法为符，执符以听，充分发挥臣下的智能。但其落脚点却在“君道”，主张“制命在主”，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关于《黄帝四经》之名，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之着录，但魏晋以来却不见该书。１９７３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有古佚书四篇，许多学者经过考证，认为这四篇即《汉书·艺文志》所着录的《黄帝四经》。该书之产生年代，主要有三种看法，即战国中期说、战国末期说、西汉初年或秦汉之际说。陈鼓应先生以为此书当在战国中期之初或战国初期之晚问世，而余明光先生则比较肯定地指出，该书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在思想上《黄帝四经》深受老子《道德经》影响，所引用《道德经》原文百余处，尤其是“道论”方面更是直接承袭老子而来。
关于《鹖冠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将之列入道家，陆佃所作《序》谓之“初本黄老，而末流迪于刑名”。唐代柳宗元作《辨鹖冠子》，以为伪书。此后，追随其论者多。直到马王堆汉墓出土众多帛书始，此等局面方有所扭转。李学勤诸学者经过认真考证，以为是书非伪。近年来，认定其书为先秦道家古籍者日多。日本与法国、德国、美国等东西方国家研究《鹖冠子》渐成热潮，中国亦有多人先后发表专文以阐述是书思想。该书所谓鹖冠子，系楚人。《高士传》称之“隐居幽山，衣弊履穿，以鹖为冠，莫测其名，因服成号，着书言道家事焉。冯（庞）援常师事之，援后显赵，鹖冠子惧其荐己也，乃与援绝”。庞援其人，《鹖冠子》本文有涉及。由此，有学者认为是书当属秦代焚书以前旧作。是书采撷《黄帝四经》有关术语，许多思想具有渊源关系，如关于“四面”、“五正”问题即是。
战国以来，黄老学派着述除了上面介绍的若干种之外，上海博物馆整理出版的竹简《恒先》也是有代表性的一种。日本学者浅野裕一认为，在上博简中，《恒先》的“书写年代就在公元前３７３年到公元前２７８年之间。由此，原着的成书时期当然要从写本的书写年代向上追溯，所以，《恒先》的成书时间最晚必须是战国前期”。而且，“《恒先》也有可能是写成于楚国国内的现地性文献”。
郭齐勇则认为《恒先》是“战国末年到汉初道法家的一篇论文”，“作者可能是归本黄老的形名学家”。《恒先》篇的突出贡献在于创造了不同于《老子》、《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恒先→“或”（即域）→气→有有→有始→有往者。与此同时，该篇还提出了“气是自生自作”的鲜明观点。
作为体系完整的学说，黄老之学不仅成为战国以来道家的重要理论形态，而且对于社会政治各方面具有很大影响。马王堆汉墓随葬众多的道家黄老学着作，说明这些着作在当时是很被尊崇的。
二、道家学派在秦汉至隋唐
秦汉至隋唐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的推动，道家学派经历了许多新的演变。这种演变主要表现在适应时代需要而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出现了一批颇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就时段而言，可以划分为：秦汉黄老学派、魏晋玄学、隋唐重玄学。
（一）秦汉黄老学派
承袭了战国中后期的理论风气，适应了社会文化需求的转变，秦汉之际的道家一方面注意总结以往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则开辟新的文化空间。由于战国时期黄老学已经相当流行，秦汉之际的道家在广义上可以说都是主黄老的。这时候，比较有代表性的着作有：《吕氏春秋》、《淮南子》、《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指归》、《太玄》等。
１．《吕氏春秋》
这是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传世巨着，该书由八览、六论、十二纪构成，共二十多万言。因为这是吕不韦召集士人撰写的，所以有“吕氏”之称。作者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春秋”。
在学派归属上，以往的史志或以为《吕氏春秋》为杂家。但就思想宗旨而言，该书的道家倾向是明显的。《吕氏春秋·序意》载有一段文信侯的话，可视为总纲：“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序意》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推崇清嘉庆间宝庆经纶堂翻刻黄帝，这是所有黄老学着述的共同特点；二是追溯古法以为准则，这一点基本上是承袭了老庄的学术传统；三是主张效法天地，这也是道家历来所倡导的。
可见吕不韦带领他的门客创作《吕氏春秋》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学。所以，将此书归属道家黄老学派是有根据的。
２．《淮南子》
这是西汉宗室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集体编写的。刘安（前１７９-前１２２年），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于汉文帝十六年为淮南王。《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称之“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始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杂家类着录：“《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颜师古注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颜师古所言《内篇》当是《淮南内书》，即今本《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关于书名“鸿烈”二字，高诱在序言中说，“鸿”谓广大，“烈”指光明。作者认为，此书包括了广大而光明的通理。全书将道、阴阳、墨、法、儒等各家思想糅合起来，但其基本宗旨却归之于道家。高诱在《淮南子·序》中说：“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今所存之《正统道藏》将此书收入其中，可见道门对《淮南子》的认可。
３．《老子河上公章句》
该书在《正统道藏》本中题为《道德真经注》，其作者署为“河上公章句”。
河上公亦号“河上丈人”。《史记·乐毅列传》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司马迁还在这篇传记中罗列了乐毅的学术传统，谓自河上丈人凡六传至汉初曹参。葛洪的《神仙传》载：“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
汉孝文帝时结草为庵于河之滨，常读老子《道德经》。”由此可见，河上公的生活年代是很早的。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该书作者与时代问题，存在不同看法。从唐代开始，许多学者即认为该书不是汉朝人所着。其争论一直延续到当代。王明指出该书为东汉旧作，金春峰经过诸多考证以为该书系西汉作品，其问世时代大抵在西汉武帝之后成帝之前，所持论据较实在可靠，故笔者从其说。
《老子河上公章句》在思想宗旨上坚持道家的立场，以“道”为化生万物的本根，并且吸取了“元气”思想，如《成象第六》谓“通天地之元气”，《道化第四十二》称“万物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在《老子河上公章句》看来，道是最根本的，有道然后才有天地，有天地然后才有元气。万物化生也离不开元气的作用，因为通于天地间者乃是元气。《老子河上公章句》此等“道气”说还与“玄”义存在密切关系，如在第一章里，作者释“玄”为“天”，谓“有欲之人与无欲之人同受气于天”。对于老子“玄之又玄”，《老子河上公章句》以“天中复有天”明其义。此等解释的依据乃是《周易》关于“天玄而地黄”的思想。不论作者出于什么用意，我们都不难看出他注意摄取战国以来的元气理论并且汇通易学的有关内容。这种方法对严遵的《老子指归》以及扬雄的《太玄》有一定的启发。
４．《老子指归》
《老子指归》，汉严遵撰。严遵，字君平。《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记载：蜀有严君平，卜筮于成都市，每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无不通，依老子、庄周之旨，着书十余万言。”这说明，严遵既懂《周易》占卜之法，又雅好道家老庄之学。本来，《周易》与老庄就有密切关系。道家一开始就依《易》理而推演大道，故而严遵研《易》可以说是一种推根究源的工作。尽管他对于《周易》占卜的应用乃是为了日常生活，但在客观上却有助于理解道家之学。《老子指归》书中解说《老子》多引《周易》语句，与严君平“以卜筮为业”的情况颇相符合。
严遵的《老子指归》，《汉书·艺文志》未见着录；不过，班固在《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中则肯定严遵有着作行世。考《隋书·经籍志》，见有严遵《老子指归》十一卷的着录，新旧《唐书》之着录同。今存《正统道藏》保留了《老子指归》的残本，题为《道德真经指归》。又查唐代诸多老学着述往往征引《指归》言辞，说明该书确为严遵所作，在唐代颇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