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认为“寿夭、穷达、贵贱、贫富”都是人可以做到的。而“命”却以彭祖之寿与颜渊之夭并不是因为彭祖比颜渊聪明等为例，说明“寿夭、穷达、贵贱、贫富”这样看似是人为的结果，其实是天然如此，并没有人力作为于其间，就是“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因此，天（命）是不可“制”的，甚至是不可“识”的。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偏颇的。人不是无所作为于“寿夭、穷达、贵贱、贫富”，天（命）也不是完全主宰了人的一切作为。当然，也应看到其中的合理性，就是对事物客观自在法则的尊重。强调“力”（人为）的思想，内含有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自信，只不过，“力”并不是无所不为，无所不能为的，要考虑到自然等客观因素（命）。强调“命”者，对自然怀有神秘感和畏惧心理，透露着人类认识的局限，承认人确实无法改变人的生老病死。所谓寿夭、穷达、贵贱、富贫者都有其客观原因，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因此“命”强调了客观性，而“力”强调了“主观能动性”。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道家在自然面前常常保持“敬畏”的态度。在以往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消极”、“悲观”的心理写照。然而，这种看待自然的方式，在今天看来，却有着“呵护”自然的意义。
因为“人为”的确不可以没有限度，自然及其规律就是“人为”的前提和限度。
《列子》“力不胜命”的思想与《庄子·德充符》的看法很有关系。该篇有言：“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当然，要了解这种思想的根源，我们还得从《老子》说起。《老子》第四章以道“象帝之先”立论，破除了人对天帝的盲目崇拜之后，确立了“人法道”的新范式。
如果说上帝是以“强作用”规范着人的行动；那么“道”则是以“弱作用”引导着人的行动。因为道以其“独立不改，周行不殆”的特性，来启示世人行事都应该明白事物背后的法则，这样才能成功并保全自己。因此，我们可以说，“人法道”的思想正是“力不胜命”或人不胜天的思想的根源。但应该看到，《老子》以“法”说明了人履践“道”的主动性，而《庄子》却是从被动方面指出人的行为受着诸多制约。《庄子·秋水》明确提出“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的思想。对此，《荀子·解蔽》批评它是“蔽于天而不知人”，可谓切中要害，但是有点过，因为《庄子》的目的还在于保持人的自由与健康，目的还是落在人自己身上。此外，天与命都标志着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性。《庄子·大宗师》指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总之，道家认为，人力之为并不能改变天命之常，因此，人应当要学会乐天知命。
２．无以人灭天
在道家理论体系中，“天”有时不是指自然界的天，而是万物内在的“自然”，称为“天性”。道家学者指出，人的行为往往因为各种欲望干扰了“天性”。
有鉴于此，道家告诫不要因为个人行为的原因，使自己处于不利的位置。“无以人灭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庄子·秋水》篇说：“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这里的“天”即是指天性，而“人”就是指人为。《庄子》认为能够保护人的天性的社会应该是“至德之世”，在那里，“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庄子·马蹄》）。庄子学派希望世人能够复归并保持人的本真与纯朴，不要因为仁义、欲望破坏天性，这样就能“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庄子·达生》）。
只不过，庄子学派所设想的“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庄子·德充符》）、“人貌而天虚”（《庄子·田子方》）的“天人”实际上是难以达到的。然而，他们对真人的期盼，希望人能够摆脱物欲与名利，做个有觉悟的真正的、纯粹的人的思想却是可贵的。再说人与天的矛盾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庄子·马蹄》就认为“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躄为仁，踶蚑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
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人本来是与万物为友而无所伤的，心境是纯朴的。只是因为有了圣人，他利用仁义劝导人们，从而人们开始怀疑现实生活，亲疏美丑贵贱也随之区分了，这样便有礼乐乱性情、文采乱五色、六律乱五声，从而人的天性被打破。具体说来是：“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枭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庄子·缮性》）道家认为人类的德（实为天性）从三代以来是每况愈下，善不以道，行不以德，以心乱性，以文灭质，百姓迷惑，性情犹如朴散为器难以复归本初。所谓杨朱之哭歧路和染布都是因为可能或已经迷失了本来面目之故。
因而，庄子学派倡导复归人之本性的方案：以“绝圣弃知”来实现“大盗乃止”；以“掷玉毁珠”来达到“小盗不起”；以“焚符破玺”使民朴鄙；以“掊斗折衡”使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这样人民才可以参与论议时政；以“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从而天下之人才保有耳聪；以“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来实现天下之人保有目明；以“毁绝钩绳而弃规矩，工倕之指”的方式，使天下人真正拥有灵巧。总而言之，“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如此，并不是让人们愚钝，相反是让人保持永久的聪明和自由。《庄子·胠箧》接着就说：“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则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者，皆外立其德而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由此可见，道家关注对人天性的呵护，通过这种呵护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的身心都能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
３．人效法天
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认为人为或人力常常是与自然本性相违背，导致事与愿违。因此，他们往往认为改造自然，并因此改变人的本性是不明智的。
《庄子·大宗师》说：“夫物不胜天久矣。”物本来就包括人在内。人也不能胜天，这是人类长久的经验。《庄子·山木》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人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天的出现也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人却不能自然而然地保持天性，这是人性决定的，因为人有欲望等干扰了天性。只有存天性、制人欲的圣人才能做到顺着自然变化。
《庄子·达生》就说：“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圣人所以能做到与天无伤，乃是因为他善于知天。《庄子·大宗师》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
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这里之所以强调“知天”与“知人”，就是告诫人们既要了解天地自然的规律，又要认识人的能力的限度，防止超过限度的乱为。
道家对天人关系最经典的阐述是《老子》第二十五章所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天地的关系是效法和被效法的关系，人居于天地的下位。天地对人是起决定作用的。《老子》第二十三章又指出：“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天地是物之大者，人与天地相比是微小的。人效法天地，天地不能久，人当然也不能长久。
与天地一样，人也会有得与失，应该懂得取舍。范蠡指出：“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国语·越语》）天地有常，明白此理者以天地为法，“与之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