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皮肤敏感，干燥，易生皮屑。这本来是“生理并发症”，影响到文化上，特别是人的服饰和行为举止上，就是魏晋名士喜欢穿宽大舒适的衣服，所谓“宽衣博带”。为什么呢？鲁迅先生分析说：“因为（吃药之后）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下同。）
鲁迅还认为，魏晋名士爱穿高高的木屐，也和服药有关。他说：“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象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但是，我以为这个说法未免简单化和绝对化了，不能因为吃药之后必须穿宽大的衣服，不鞋而屐，就武断地认为，爱穿宽大的衣服，或者穿木屐，一定和吃药有关。这个推理在逻辑上不能够自洽。要说穿宽大的衣服，汉代人就已经开始了。甚至相比我们今天而言，古人一直都是宽衣博带的。同样，穿木屐也未必全由皮肤干燥，否则就很难解释日本人和中国闽南地区的人一直都喜欢穿木屐。其实，追求自由，舒适，潇洒，从来都是人的本性。比如，现代人喜欢休闲装，穿拖鞋，穿沙滩裤，甚至每到盛夏，大街小巷都有一些坦胸赤膊的人，总不能说，这些人都是从魏晋“空降”过来的，都吃过“五石散”！
《世说新语·贤媛》篇有个故事说：
桓车骑不好着新衣，浴后，妇故送新衣与。车骑大怒，摧使持去。妇更持还，传语云：“衣不经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着之。
桓车骑就是桓温的弟弟桓冲，他不喜欢穿新衣服，有一次，洗完澡后，妻子特意让人给他送来了新衣服。桓冲大怒，让来人把衣服拿走。片刻，妻子又让人把新衣服送回来了，并且传话说：“衣服不经过新的，怎么会旧呢？”这话说的很幽默，也很有水平，桓冲听罢大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地穿上了。有人以为桓冲“不好着新衣”，也是因为吃药的缘故，我以为这个说法未免牵强附会，旧衣比新衣穿着舒服乃生活常识，何必要喝“五石散”而后才明白呢？
换句话说，不能认为魏晋名士如果不喝药，魏晋风度就会荡然无存，因为说到底，魏晋名士的风度更多的还是与精神上追求自由和超越有关。鲁迅的说法虽然很好玩，却把“魏晋风度”的精神品性给降低了。
此外，因为皮肤干燥易破，衣服不能常洗，还会有另外一个“后遗症”，就是容易生虱子。虱子这东西我们现在觉得挺恶心，可在魏晋时代，却是一个显示身份的雅物，有的名士一边清谈，一边在身上捉虱子，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晋书·王猛传》记载：“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王猛的做派真叫做名士风流，他愣是把虱子这种俗物彻底“雅化”了，成语“扪虱而谈”即由此而来。其实，世间再尴尬、再不上台面的事，只要你在做的时候能够“旁若无人”，立马就能改变人们的观感，原因无他，就因为你能够不在乎别人的观感！
第三，服药之后，人会暴躁易怒，晋人的痴狂之气应该就与喝药有关。这是由生理作用到心理乃至精神气质的一个症状。这个观点也是鲁迅先生的“发明”。他说：“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前面讲过的“王蓝田食鸡子”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吃过五石散之后，人的内脏发热，常常会导致心烦意乱，焦虑失眠，食不下咽，脾气当然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晋人的狂气，痴气，虽说并不全是吃药惹的祸，至少也与吃药有关。“八王之乱”中，“竹林七贤”的王戎向齐王司马冏进谏，话说得不中听，被司马冏身边的谋臣怒斥可杀，王戎急中生智，就借口上厕所，然后假装服药散发，跌倒在茅厕中，这才免于一死。为什么？因为服药之后人会神志不清，甚至胡言乱语，王戎搞这么一出“苦肉计”是为了“否定”甚至“取消”自己所说的话。可见，假托服药后装疯卖傻，甚至还可以虎口脱险，保全性命！
还有一种“文化后遗症”也很值得注意，就是魏晋名士有一种“居丧无礼”的风气，也是和服药有关的。按照儒家丧礼，父母去世，办丧事的时候，是不许饮酒食肉的，但是因为服药的缘故，必须要喝温酒才行，所以，一些名士便在居丧期间不遵礼节，照旧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这种行为其实是从东汉的戴良就开始了，但是尚未形成风气，到了魏晋，人们就利用服药之后必须喝酒这个借口，在丧礼上狂饮大嚼而不受礼法限制，如“竹林七贤”的阮籍、王戎就是。后来，“居丧无礼”就渐渐成为魏晋名士展示放达个性的一种风气了。
无药可解
作为一种剧毒之药，“五石散”有没有解药呢？
事实上，古代的确有不少《解寒食散方》之类的文献，如皇甫谧就列举了许多解毒方法，如喝三黄汤、栀子汤、针灸等，效果还是有的，只是一般人不懂。我们这里不再展开。值得一说的，倒是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发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解毒之道。这事跟东晋大名士王羲之有关。众所周知，王羲之有个爱好，就是喜欢鹅。通常的观点认为，大书法家王羲之喜欢鹅，跟鹅这种动物脖颈颀长，转动伸展之时姿态多变，深合书法之道有关。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是，陈寅恪先生经过审慎考证，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他认为王羲之喜欢鹅，和服食养生有关，因为鹅肉可解五脏丹毒！要知道，王羲之一家都是信奉天师道的，而天师道讲究服食炼丹，史书上说，王羲之经常“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甚至说：“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可见，王羲之是把服食养生与游山玩水当做人生一大乐事的。
那么，活了58岁的王羲之到底是不是“乐死”的呢？恰恰相反，王羲之差不多是被“气死”的，把他“气死”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位被他看不起的王蓝田。《世说新语·仇隙》篇记载，王羲之特别瞧不起王蓝田，但是王蓝田晚年时声名越来越好，这让王羲之十分不平。有一次，他趁王蓝田办丧事的时候前去闹事——按照当时丧礼，丧事的主人哭过几声之后，前来吊孝的客人也要哭几声还礼，并且还要握一握孝子的手，没想到王蓝田及家人哭过之后，王羲之竟然拂袖而去，存心羞辱人家，从此两人就反目成仇。后来王蓝田做了他的顶头上司，王羲之听到这个消息，忍无可忍，竟然派人上报朝廷，希望把自己所属的会稽郡单独划出来，成立越州！这事不仅没能成功，反而引起当时贤达名士的耻笑。王蓝田也以牙还牙，趁机派人察看王羲之郡中的不法行为，整他的“黑材料”，并且告诉他：你自己看着办吧。王羲之于是称病辞去郡守一职，发誓再也不做官了，朝廷因为他发的誓太重，也就不再起用他。最后，王羲之就在愤慨中抑郁而死。由此看来，风流潇洒的王羲之也有瑕疵，由于是“五石散”的老用户，他的脾气并不比王蓝田好多少，从某种程度上说，坏脾气几乎是导致他死亡的主要原因。
总之，魏晋名士的服药之风，看似很另类，不可理喻，但的确富有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它不仅是魏晋士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服药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也的确值得今天的人们好好反思。不过话又说回来，最能展示魏晋名士风采的倒不是喝药，而是饮酒。
那么，饮酒之风又是怎样的呢？为什么饮酒竟会成为魏晋名士的一个重要标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