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甘温除热，灿耀古今
东垣所创甘温除热理论一出，便引起古今贤达的高度重视与潜心探究，它不仅被作为一项专门理论充实到中医理论体系之中，而且不断得到无数临床案例的检验与修正，充分显示出它的学术生命力。上文提及的欧阳锜先生曾与艺勇、刘渡舟共同撰文，对甘温除热法所治之"阴火"的相关概念进行了深入讨论与透彻辨析，理应认为他们所论在中医理论演进、发展、修正与完善的过程中留下了不容忽视的一笔。其文提出了三个问题。
1．“阴火”不同于“阴虚火亢”
东垣说的"阴火上冲"和丹溪的"阴虚火亢"，两者发病性质不同，治疗有其差别。丹溪所说的阴虚火亢，是肾本身水火不相协调的问题，在治疗上，可以采用滋阴壮水之法。东垣的阴火上冲，是由于脾气下流，由脾及肾，病之本在脾，病之标在肾，所以在治疗上，必先治脾，因此用补中益气汤是合理的。如果忽视脾在发病中的主要地位，这是以标为本，本末倒置，当然不符合东垣学说的精神。所以脾湿郁遏下焦，虽能激发阴火上冲，但同燥热伤阴，房劳耗精，肾水亏损所发生的"阴火"证，是有所不同的。
如前所述，东垣所指的是脾病导致的"阴火上冲"，所以必先治脾，若兼见肾水不滋时，东垣于补中方内亦少加生地黄、黄柏以泻阴中伏火而滋其水。可见这位前辈懂得滋阴降火的方法，并且对湿热伤阴亦有充分的认识。曾说："脾胃虚，则湿之气流于脐下，肾与膀胱受邪……二者俱弱，润泽之气不行……津液不濡……口燥、咽干而皮毛不泽也。"在治疗当中，东垣为了解肾水之困，必须补脾升阳，使湿不下陷，以复其位，则"阴火"自降，大热可去。此证若专事滋补，不从脾胃入手，必更腻脾助湿，激发"阴火上冲"。
2．湿流于下是否宜用补中益气
古人虽有“中满忌甘、呕家忌甘、酒客忌甘”的说法，但此系指中焦湿热的实证而言。今脾虚下陷，湿流于下，则补中益气汤恰恰不在禁例，正利用它的补土以运湿，升阳以胜湿，使脾气上升，湿邪自解。湿有虚实之分，治有补泻之别，岂能一概而论。昔东垣先生病体重肢节疼痛，大便泄泻，小便闭塞，考虑到淡渗之品虽能利小便，但必致阳气愈削而精神愈短。如是改用升阳风药以胜湿，羌活、独活、柴胡、升麻各一钱，防风、炙甘草各五钱，服之而愈。我们从这一病例，不但更好地体会东垣升阳去湿的学说，对于补中益气汤治疗脾虚下陷之湿亦有了充分的认识。
3．阴火与阳越于外的鉴别
东垣所指的"阴火"之热，同"阳越于外"之热，有本质的区别。东垣对"阴火"之热的描写说："是热也，非表伤寒邪，皮毛间发热也。乃肾间受脾胃下流之湿气，闭塞其下，致阴火上冲，作蒸蒸而燥热，上彻头顶，旁彻皮毛，浑身燥热作，须待袒衣露居，近寒凉处即已，或热极而汗出亦解。"从东垣描写热的症状来看，显然不是"阳越于外"之热。如是"阳越"之热，岂能蒸蒸乎？袒衣露居乎？能近寒凉乎？能汗出则解乎？正恐一身汗出，阳气外亡，命亦随灭矣。我认为"脾阳外越"诚有其症，但不能同东垣阴火学说混为一谈。
另外，补中益气汤在临床能治好许多疾病，无疑这是继东垣之后有了更多的发展，但不能因为有了发展，就否定它不能治疗"阴火上冲"，产生对东垣学说的若干怀疑。这对继承中医学遗产来讲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如果认为"虚中夹实析病机，扶正达邪论治法"是郭老对"甘温除热"证治的独特见解，那么"专题三论"则应视为欧阳、艺、刘三老对东垣学说的深刻阐发，而其同辈、中医大家李聪甫所创"肾中&apos相火&apos安的叫&apos少火&apos，不安而上乘的叫&apos阴火&apos，即为&apos壮火&apos"；"（东垣）&apos火与元气不两立&apos的论点，与《内经》所指&apos壮火食气&apos同一意义"；"阴虚火旺治在肾，火伤元气治在脾"之论，可谓见地真切，大可启人心智。经方大师岳美中老指出："甘温除大热，其热乃阳虚发热，属虚热范畴，与实热、外感发热不同"；"阳虚乃黄芪证"；"须注意与戴阳证之区别。……治斯疾若误用寒凉，犹如电线走火，与水更旺，愈凉愈热，治宜引火归源，使&apos龙安其宅&apos"。岳老在这里首创"以药名证"的诊断方法，新人耳目，并告诫勿将阳虚发热与戴阳证二者混淆，一语中的。
笔者以甘温、濡润之法治疗一42岁系统性红斑狼疮之女患，病程长达20余年，前期证属气虚发热，服余拟芪、参、术、芍、地、杞、仙茅、淫羊藿等剂达10年之久，病情始终稳定（小量泼尼松服用已逾20年），去冬严寒地冻，不幸跌跤，致一侧股骨颈骨折，西医主张采取股骨头置换，因考虑到其长期服用激素，骨折不易愈合。病者征询于我，嘱先按常规予钢钉内固定，暂不应盲目行"抽筋换骨"术。3个月后复查，骨痂生长与常人无异，病家喜不自胜，西医亦因此对中医刮目相看，叹为惊奇。
（江厚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