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自隋唐代以来，就是帝王和士大夫文人们竞相收藏的对象。唐太宗曾派卧底骗走辩才（书圣王羲之的第七代孙智永书法家的弟子）收藏的《兰亭序》一事，被后世传为美谈。可见唐太宗李世民对古代字画，尤其是名家字画的收藏的痴迷是难以想象的。这也直接导致唐代书画和诗文一片繁荣景象。唐之后，北宋、南宋、元代、明朝、清朝、民国等各个时期的书画收藏现象一代胜过一代。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经委派专业人员到香港和内地各地搜集流散的文物，其中书画为主要目标。一些爱国人士在这期间也捐赠大量书画和其他文物艺术品，可以说新中国政府在初期对文物保护作出一定的贡献。但66年开始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的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疯狂举措，中国传统古玩字画遭受灭顶之灾，有收藏的家庭和个人统统被检举和抄家，很多珍贵古玩字画都被当成封建余孽而统统烧掉。这不得不说是自秦国以来文物遭受最毁灭性的一个时期。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书画收藏已经成为人们首选收藏和投资的项目，尤其一些名家书画在艺术品市场频频创出天价之后，涌入这一领域的人越来越多。书画领域由于传统收藏的习惯和雄厚的群众基础，相对其它艺术品门类显得顾受人们亲昵。但是，书画权威鉴定的严重缺失，伪专家的泛滥，高仿伪作不断涌现，都给书画收藏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追求高雅和追求暴利的双重刺激，是当今众多收藏人士参与的动力，除了极其少数的实力书画收藏家“大隐于世”而外，是个文化人都想玩玩书画收藏。于是，大江南北书画店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看看最近10年以来的京城字画店，可谓多如牛毛，有的整栋大楼都是经营书画生意的。用行内人的话讲：“卖真货的没有几家，卖假货的比比皆是。”
书画仿造罗生门
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黑”“白”两道。在利益的驱使下，赝品字画制售者成为很多经营者的座上宾，甚至一些老字画店早已与之“同床共枕”了。近些年，北京书画市场的这种状况尤为突出。北京自金、元、明、清以来，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数百年都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加上这个城市固有的文化气息，古玩字画市场一直是最活跃的地方，并一直高居全国其他城市，成为最大的交易市场。
据不完全统计，京城之内仅私营或集体性质的古玩字画店铺就有千余家之多。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国营，也不包括地摊和走街串巷私下收售的游击商贩。最大的字画交易市场基本集中在潘家园市场、琉璃厂、北京古玩城、天涯古玩城、十里河书画城、什刹海、阜成门等市场。摊商除少数京城本地人经营之外，多数来自北京房山，河北易县、涞水、三河，河南、天津、山东、安徽、陕西西安、山西、湖南、湖北等地的人经营。这里分为做正经正品古字画、高仿字画、现代字画和油画生意四大类。正经正品古字画主要以国营为主，比如荣宝斋等这些国营老字号，其他类就很复杂了。
京城字画摊群市场与私营店铺内外，游荡着一群神秘的“安徽帮”、“温州帮”、“河南帮”、易县帮、“天津帮”和“山西帮”等赝品制售帮派，仅一个以描摹古今名人字画为生的高仿群体，被业界传的神乎其神。一些高手基本都潜伏在地下，很少被外界知道。早年间，圈子里盛传一位外号叫“温州仔”的年轻人，就就是比较出名的一个高仿高手。短短几年就在京城买房购车，据说赚钱不少。“温州仔”很年轻，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凭着一股“灵性”和仿古“天赋”，撂倒了好多书画鉴定专家和无数贪婪的收藏家。
据说还有一位天津人，早年一直苦苦专研历代古画临摹，老婆受不了贫穷，离婚后带着孩子另谋出路去了。即便这样，都毫不动摇他仿造古画的决心。确实有点相声名家葛德刚住破平房一天吃一餐苦钻相声技艺的劲头。后来他临摹的古画被一朋友拿到琉璃厂摆地摊，一书画店老板看见后花费不少钱卖下挂到店里，后被上海一收藏家老板花费80多万高价购买。再后来这位天津人经过朋友的指点，便一猛子扎到历代辈出宰相状元的安徽潜伏下来。短短几年，除了时不时的扔一两幅明清大家的“作品”而外，很多古玩店大价出售的明清二三流画家的“字画”均出自他之手，有些精仿甚至被一些拍卖公司拍成天价。
其实，人们没有想到景德镇也是仿古画的重要销售场所。景德镇主要是仿造元、明、清、民国、建国后厂货瓷器为主要的生产基地，怎么还会仿造字画呢？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景德镇来自世界各地“抓货”和“定货”的商贩比较多，很多商贩不光经营仿古瓷器，只要能忽悠赚钱的仿古文物艺术品基本都经营，为了满足这些商贩同一地区完成采购的需求，仿古玉、仿古金包玉、仿古青铜器、仿古金银器、仿古高古青瓷、仿古宋代瓷器（高基本五大官窑除外）、仿古历代字画的店铺便应用而生。这在景德镇仿品圈子里叫多种经营。景德镇销售书画最搞笑的是臆造国民党败退遗失的故宫馆藏书画和民国大员富商们来不及带走丢弃的名家字画，甚至还臆造红军早年在江西打土豪劣绅没收的古玩字画等，这些字画从档案手续、馆藏标签、包装锦盒都经过精心策划和做旧。贩子拿到这些“地雷书画”，对于那些涉古不深的文化人和一些官员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记得我去内蒙鉴定元代瓷器时，就发现内蒙一个高官竟然收藏许多出自景德镇臆造的“流传有序、来自故宫流出书画国宝”，封印上赫然有八国联军总司令和蒋介石的签名和印章。据知情人讲，一部分是下级向上级的“敬贡”，一部分是花费大价自己购买。本想善意的提醒他到景德镇某家去“吐药”，看着官员那样的信誓旦旦，也就没好意思破坏人家的“雅藏”兴致。
北京城、安徽、景德镇像这样的事情如同幻灯片一样，一幕幕的上演着高仿财富神话。很多人都以为京城民间古玩字画摊市场的大量货源来自全国，其实这些各个层次的仿品，基本都由聚集京城的各路仿造高手和中间贩子所为。我国书画市场的大混乱，最突出的问题是鉴定混乱所致，书画鉴定相比其他门类的鉴定要难上许多。
没有权威的书画鉴定
现在古代和近代书画的鉴定早已成为行内巨大的难题。启功先生的去世让中国书画鉴定几乎跌入无权威人物时代。由于市场的火爆，作伪之风也空前猖獗，手段和技术更是日新月异。再加上近现代名家的绘画作品鉴定研究尚未形成体系，不像古代名家的书画多都经过前辈大师多年研究总结，鉴定起来基本有章可循。因此，就目前近现代书画而言，一位专家能对某个画派及数个名家有较透彻地研究是非常不容易的。但一个个书画鉴定专家，谁的书画都能鉴定，肯定会闹出笑话。人不专爱，必然花心。术不专功，必有其害。古玩鉴定各个门类繁杂，搞通搞透某一两个类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全盘通吃的文物鉴定专家，除非是神仙，否则都是“江湖大师”翻版。
启功、谢稚柳和徐邦达先生等这样的大师，他们在鉴定书画方面，其方式和方法都是不一样的。他们每个人在古代书画研究上，专攻的重点也各有不同，尤其对近现代书画家的作品，大部分时候也是不轻易下结论的，并不像现在有的专家什么画都敢评，什么画都敢鉴定。
作为一个合格的书画鉴赏家，首先要对我国历朝历代的书画要有所掌握。自东西晋到唐、宋、元、明、清以来的书法名家，不但要门儿清。同时，对历朝以来的重要画家以及流派风格更是要了如指掌。就山水画流派与传承来讲，比如：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开山水画之先河；唐代大小李将军（李思训、李昭道）的青绿山水，富丽堂皇。王维的水墨风格，纯净自然；五代“荆（荆浩）、关（关仝）、董（董源）、巨（巨然）”四家之盛名；宋代三家范宽、李成、董源为一时旷世名家；元代“元四家”的文人山水画达到鼎盛而名噪南北；明朝“四王”，堪称坚守传统之典范，风格高古；清代“四僧”，亦为水墨高手；近代，黄宾虹“浑厚华滋”开一代之先河等。这些画家和其流派，不仅每个时期有所不同，传世收藏经历和质地品相都各不相同。没有对这些流派画家深入的系统研究，很难把握鉴定的本质。
作为鉴定现代书画的专家，同样不但对该画家及画派一定要有深入透彻的研究，对所鉴定近现代画作的画家要有过接触和熟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亲身参与艺术市场中书画交易实践过程，对市场上真伪行情也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最后还要具备正直和真诚的职业道德素养。只有这样才能胜任鉴定与鉴赏这项复杂的工作。
一般情况下，北京鉴定派专家自然对京津画派的认知具有一定权威；西安鉴定派专家自然对长安画派的认知具有一定权威；上海鉴定派专家对新海派的认知具有一定权威；南京鉴定派专家对新金陵画派的画作认知具有一定权威等；广东鉴定派自然对岭南派的画作具有一定的权威。当然，这不是绝对的，跨地域研究和画家的家属与门徒也是特例。比如：李可染之子李小可、李苦禅之子李燕、黄胄夫人郑闻慧、谢稚柳夫人陈佩秋等，也能对自己亲人的画作进行鉴定。随着这些家属和子女参与鉴定，整个书画拍卖界不时的刮起一阵阵与鉴定专家对簿公堂的真假大战。
赝品书画的江湖
2001年11月，河南一家媒体刊发《石鲁一批遗作惊现河南》的消息，在国内画坛引发一场轩然大波。2002年3月16日，北京召开了石鲁遗作研讨会，展示了此前尚未公开面世的60幅“石鲁遗作”，国内多位文博界、书画艺术界权威人士参加了这个研讨会。3月26日，石鲁夫人闵力生邀请石鲁生前朋友、同学、学生及长期研究石鲁艺术的专家和西安各大媒体，召开了石鲁遗作真伪鉴别西安研讨会，对河南出现的这批“石鲁遗作”进行鉴别，推翻原先诸多鉴定专家的真品鉴定，基本认定这批画“均系假作”。石鲁家人遂通过媒体发表《打假声明》。后来双方强大的阵营口水战打的不可开交。直到河南商丘警方侦查，所谓“石鲁一批遗作惊现河南”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大骗局。
郭圣生，男，43岁，河南省宁陵县柳河镇乔大庄村农民；郭伦信，男，64岁，郭圣生之父；郭圣海，男，60岁，商人，住西安市莲湖区环城路74号；邹占兔，男，56岁，住西安市长安区新华路3号。这几个犯罪嫌疑人看中了“石鲁遗作”可以赚大钱这个“商机”，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郭伦信在西安为生产队卖白蜡杆时，偶遇落难的石鲁。石鲁嗜酒如命，郭伦信就将家乡酿制的张弓酒送给他喝，石鲁每次都喝得醉醺醺的，然后挥毫作画，画一张自觉不满意揉揉扔掉，再画一张仍觉不美，再揉揉扔掉。郭伦信从地上捡了不少石鲁的醉中画。石鲁对郭伦信在非常时期的关心很是感激，将自己的多幅作品慷慨馈赠给郭伦信。这样，郭伦信所保存的“石鲁遗作”多达上千幅。骗局设定后，郭圣生、郭伦信、郭圣海找到了西安画界的邹占兔，请他临摹、造假石鲁画作，并付给一定报酬。见利忘义的邹占兔对石鲁的作品大肆剽窃、复制、拼凑。接着，他们又勾结郑州长城铝业公司退休干部刘东旭，让他向媒体透露“石鲁遗作”惊现河南的消息。最后曾轰动全国的石鲁假画案郭家父子及同伙从卖假画中暴富，初步计算牟利4000多万元，商丘警方还是从其家中搜出现金和存折190.588万元及石鲁伪作146幅，骗局终于水落石出。但这次事件和上个世纪80年代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重金收藏潘家园市场上的“北魏陶俑”案一样，成为国人笑谈。
2005年12月，收藏者苏女士从北京翰海拍卖公司拍卖会上以253万元拍得吴冠中先生的一幅《池塘》油画，后被作者亲自证实为赝品，由此引起了诉讼。即便有画家“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2008年7月1日”的自鉴证明，法院一审居然驳回苏女士的诉讼请求，原因是拍卖行事先有免责条约，一切由买主自己判断。吴冠中先生只能长叹：国法竟然管不了行规？有证据又能怎样！
2010年6月，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春拍中以728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成功拍出一幅名为《人体 蒋碧薇女士》的油画，注明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大师徐悲鸿的真作。同时配发的还有“徐悲鸿长子徐伯阳”所出示的“背书”和“徐伯阳与这幅画的合影”，以证明该画为“真迹”。
后来，河北省美协副主席陈承齐、美籍油画家李斌、油画家林加冰、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油画副教授刘晨煌、油画家区础坚、加拿大籍油画家秦明、澳大利亚籍油画家沈嘉蔚、新疆油画学会副主席孙黎明、内蒙古美协名誉副主席王延青和山东省油画学会主席杨松林10位曾经在中央美院油画系首届研修班的学员，针对所拍《人体 蒋碧薇女士》的油画，联合在广州某媒体刊发了一封关于“徐悲鸿油画造假”的质疑公开信。联名公开信中指出：这是他们1983年5月，研修班第二学期的一堂人体油画课习作之一。习作模特是一个江苏农村来北京工作的年轻女孩。“画室是当时美院U形楼西北角楼上的大天光教室。我们班分两个教室，这一位模特吸引了大半个班同学过来挤在一起画。参加写生的同学近20位。习作历时三周，每天画一上午。这幅习作是两年进修生涯中比较有特色的，因为用了一块深酱红色的衬布，女孩的发式与身材都很有特色，为同学们所牢记。”经历当事人杨松林说：最早发现这幅画的是沈嘉蔚。杨松林介绍，沈嘉蔚发现这幅画的问题后，联系到了几位老同学，大家最后决定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动机很简单，就是出于对徐悲鸿老前辈的爱护，不希望大家因此对他的作品产生越来越多的误会，以讹传讹，祸害更多不知情的无辜藏家。这太荒谬了，我们画这幅习作时，徐先生早就不在人世了，人体也分明不是蒋碧薇的。”
至于拍卖掉的那幅画又是出自谁手？杨松林说，据李斌估计，可能是同学郝家贤画的，“他早年去了美国，后来在美国病故了。这一点我们不能完全确定。”
著名画家陈丹青发表评论，称《人体蒋碧薇女士》连“伪作”都算不上：“这幅画你甚至不能说他是一张伪作，所谓伪作就是我很用心的画出来的像徐悲鸿的画，然后冒充是徐悲鸿，这还好一点，这还很认真的在骗人，这个完全是拿了一张不相干的画说这个是徐悲鸿画的，指鹿为马。”
消息一出，顿时引起社会轩然大波，各路媒体纷纷报道和转载。央视《东方时空》也跟进了此事，并邀请了相关学者，业界人士对此进行探讨。遗憾的是，央视方面昨天也未能联系上对这幅画进行认可的徐悲鸿长子徐伯阳，更没有联系到当初拍卖这幅画的拍卖公司的负责人。
花7280万要是真是买了假画，看来只能自认倒霉。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也在央视露面表示：“如果真的买到假画，在拍卖前，委托人和拍卖公司对这幅画的真伪和品质没有去保证，即便买了，他也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这是多么无奈的事？关于7280万元人民币天价拍出“徐悲鸿《人体 蒋碧薇女士》油画”事件，2012年3.15期间，被亚洲最大艺术品门户网站评选为“中国近年来艺术品10大造假事件”，排名第八。雅昌艺术网评选的“中国近年来艺术品10大造假事件”分别为：1、假国宝献汶川上演最荒诞的公益闹剧；2、“汉代玉凳”玩穿越，原是邳州作坊制造；3、一件“金缕玉衣”引发的诈骗案；4、古今通宝成为最坑爹拍卖公司；5、1.4亿宋徽宗书法堪比地摊货的天价拍品；6、“达芬奇”卖家具：既像玩笑又像嘲笑；7、800元鉴定费牵出最山寨文博机构；8、徐悲鸿《人体蒋碧薇女士》遭联名打假；9、署名美院教授画册被指伪书，涉事画家强烈谴责；10、保真工程发起人被骗千万，李成举状告宝翠堂画廊。
假拍的圈钱游戏
同样，2010年4.5亿元天价拍卖成交的北宋黄庭坚书法《砥柱铭》一度被外界质疑内幕操作。非常不幸的是，这种质疑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执行董事、副行长杨琨被双规变成现实。2013年5月20日，根据有关规定，中纪委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执行董事、副行长、党委委员杨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经查，杨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杨琨开除党籍处分；经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决定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12年6月11日中国农行副行长杨琨因涉嫌北京一家房产商事件正被有关部门调查，该房地产商便是近年以“书画收藏家”频现公众视野的王耀辉。王耀辉所控制的公司曾发行8.7亿元的艺术品信托，其中仅以黄庭坚《砥柱铭》为抵押品的一款信托就豪圈了4.5亿元信托资金——两年前就轰动一时的围绕《砥柱铭》被疑为赝品及被指伪造成交、借“艺术品信托”之名圈钱挪作他用的艺术品信托之乱象因之也再次浮出水面。我们来回顾《砥柱铭》当初在保利拍卖公司天价成交后社会的一片质疑之声。
北宋黄庭坚《砥柱铭》从南宋到清代，一直在民间流传，历经众多著名藏家之手，却未曾进入宫廷内府，故一直没有官方著录。上世纪初，《砥柱铭》从广东经由上海流往日本，被日本著名的私人博物馆藤井有邻馆收藏，2000年，在台湾寒舍艺术中心王定乾的帮助下，《砥柱铭》流到台湾藏家手中。2010年，3月左右，台湾藏家将《砥柱铭》送拍至北京保利上拍。2010年6月3日晚10点40分，保利春拍现场，《砥柱铭》以8000万起拍，一路狂飙，最终以总价4.368亿元，打破了2005年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创下的2.3亿元的中国艺术品拍卖世界纪录。
《砥柱铭》的天价，让它在这个圈子里颤动一时，但很快，保藏圈内又传出别的一种声音，有人认为国内的拍卖尚不通明，不论是黄庭脆的《砥柱铭》，照旧客岁吴彬、曾巩、缓扬的几件亿元作品，能否真正成交都值得思疑。由于卖家、买家还有拍卖公司，出于各自的好处，都能够会操纵假拍来炒作做文章，天价中包括了良多水份。关于这种量疑声，在拍卖现场介入了《砥柱铭》竞拍的东莞藏家张先生以为，很有多是北京保利的合作敌手放出来的风声。不外，出于猎奇，他仍是经由过程本身在圈子里的人脉干系领会实在的环境，获知购买《砥柱铭》的奥秘买家并非一人，而是几个十分有实力的大财团协力购买。针对《砥柱铭》为赝品的质疑也不决与耳。为保利此次上拍的《砥柱铭》辨伪的重要人物有两位，一位是黄庭坚后人、书法专业研究者黄君；一位是台湾大学艺研所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指导委员傅申。两位研究黄庭坚书法的专家都曾对这幅《砥柱铭》卷产生过怀疑，而这一次，他们一致认定是真迹。同时，很多圈内行家和媒体也开始质疑《砥柱铭》天价为人为操纵。之后，《收藏投资导刊》记者尧小锋专门采访了北京保利拍卖执行董事赵旭先生。
记者问：您对《砥柱铭》最后的成交价有什么感想？赵旭先生回答：“我们当初的预计成交价是1.5亿元——2亿元，后来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期，最后的成交价令所有人为之振奋。根据保利财务部统计，一共有27人办理了《砥柱铭》的特殊竞买号牌，有现场竞买和场外委托竞买，在3亿时竟拍买家有5人。最后买家为中国内地藏家，为了保护买家利益，现在无法透露他的具体身份。”
至于当初保利拍卖公司是否参与这场内幕交易，我们不得而知。但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虽然保利对公众极力撇清自己，但面对排山倒海的质疑，已经是非常困难的。《拍卖法》的不健全，各方在其漏洞上大做文章，上演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闹剧。
是谁的行业规则
那么，中国文物拍卖法是怎样的一个规定呢？《拍卖法》第61条第2款：“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显然这则规定是沿袭中国传统古玩行规：“打眼自认倒霉”来制定的。拍卖业者协会一直强调其合法性，也是有历史渊源的。但是，关于拍卖法的这则规定和由此引发的诸多案件，让我国艺术品拍卖市场遭遇由赝品泛滥而引发的诚信危机。业界大多数人认为：由于我国《拍卖法》中第61条瑕疵担保免责条款的规定，致使拍卖行敢于公然拍假甚至参与造假，对瑕疵担保免责条款的历史沿革、与民法的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之间的关系、与《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关系以及国外拍卖业发达国家的做法相比，得出我国的瑕疵担保免责条款是违反国际惯例的。但有一点非常明确，这样长此以往的发展下去，对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非常不利，用有些人的话来说：“等于是慢性自杀”。
在国际上，法律规定拍卖公司必须对拍品真伪做出保证。英国《拍卖法》明确规定，拍卖物品必须进行精确的鉴定、分类并加以说明，供潜在的竞买人查看。德国《拍卖法》关于评价及鉴定的规定中，第一条就是拍卖者要求委托者对拍卖标的要通过公开的订购，及通过宣誓不作伪证的专家，或通过一个由工业协会及商会命名的专家来评价及鉴定。
中国纷纷乱乱的书画造假派系、鉴定派系和一个个鉴定笑话，已经让中国书画界够闹腾了。然而，中国当代书画行业更是乱上加乱。在《华夏书画报》发表的《官管协会转制势在必行》一文和在《人民文摘》发表《文化体制改革首先要给协会转制》的文章的广东华人书法院院长、有“岭南奇人”之称的著名书法家刘佑局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当今中国书画行业现状进行了揭露：“内地的诸多协会不同，其会制弊病很多，容易形成独裁和帮派。现在不学无术的人也拼命往协会里钻，有的甚至当上协会的头头。正道走不下去，就会去搞歪风，‘流行书风’就是这样形成的。从第六届全国书法展开始就出现了这种歪风，至第九届全国书法展，这种歪头歪脑的东西已经登峰造极，这叫孽种流传。”“协会官方化，恰恰被一些投机钻营的人所利用。很多在艺术创作上十分平庸的人，通过各种关系，不择手段拼命去争当协会的正副主席，只要戴上了主席、副主席的光环就会身价百倍，因为这些人掌控了协会，又可通过媒体操作，搞得风生水起。我们有些购买字画的人，不问艺术只问官衔，也难怪现在搞关系送字画，大多人都喜欢这些所谓‘热门’人物的作品。你的字画再好，要是没有这些光环也不会有太多人去问津。不过，你要是真的搞收藏，这些‘热门’人物的作品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一堆废纸”。刘佑局先生说的很有代表性。其实，中国整个收藏市场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中国书画鉴定和书画市场的规范，任重道远，这必然需要一大批学有专攻、踏踏实实研究的人来改善这一领域的状况，否则只会越来越乱，笑话越来越多。
这里所反映的中国书画市场的乱象，仅仅只是整个书画领域里的冰山一角。因为很多交易都发生在地下。官场上赝品书画行贿更是多如牛毛，受害者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真可谓：书画，书画，乱了官商，乱了藏家。你说真品，我说有诈。鉴定无人，法不管它。这方运作，那方天价。真藏假藏，运气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