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疆大吏——寸土必守保家国封疆大吏
左宗棠想通过科举考试博取功名的路没走通，转而攻读经世致用之学，虽经友人推荐为湘抚幕僚，但终究没有大的成就。他虽然在洋务运动之中取得了很大的功绩，甚至可以说，他为洋务运动作出的贡献，不比曾国藩、李鸿章小，是当之无愧的洋务运动的先锋。可真正让他功成名就，青史留名的，是他保家卫国的行动——平复叛乱，收复新疆。在保卫边疆国土的问题上，左宗棠充分显示了他保卫国土完整的决心与能力。他不但收复了失地，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完整，而且从长远考虑，还做好了当地战后生产的安抚工作，这对当地经济的恢复，有着重要的意义……
左宗棠想建功立业，光耀门楣，可无奈却屡试不第只得隐居山林，直到40岁才得以出山入步入仕途，可他刚想大展拳脚却又险些丧命。仕途上的不得志，让左宗棠郁郁不已。正当他放弃文职之路，投身军营之时，机缘也来到了他的身边。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正进行到高潮，清军的节节失利，让带兵的大帅们感到力不从心，此时，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帮手，而左宗棠，正是能帮他们的人……
三试不第的“左师爷”
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出生于湖南湘阴（今湖南湘阴县界头铺镇）。左宗棠生于科举取士的年代，为了步入仕途，光宗耀祖，必然会攻读诗书。他自幼聪颖，心志高远，曾写下“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以铭心志。道光六年（1826年），左宗棠14岁时，第一次参加湘阴县试便考中第一。第二年五月去长沙应府试，其成绩仍居首位，知府本来打算将他拔为冠军，只因被录取者中有一位年事已高，为照顾老者，发榜时将左宗棠抑为第二。
可此后命运便好像故意跟他过不去，他竟然三试而不第。
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六年丁忧期满服阕，捐了一个监生资历，参加了在长沙举行的乡试，也就是举人考试。这次乡试，左宗棠的二哥左宗植荣获第一名，领“解首”，左宗棠亦中第18名举人。这是左宗棠在科举考试中所得到的最高功名。
道光十三年（1833年）春，左宗棠来到北京参加癸巳科会试，在三场考试中的三篇四书文、一首五言八韵诗、五篇五经文、五道策问文虽被考官评为：“首警透，次、三妥畅，诗谐备”，“气机清适，诗稳”，但最后还是名落孙山了。三年之后左宗棠北上京师参加会试，本已金榜题名，可到最后时刻，主考官们却发现湖南录取的举人多了一人，为了考虑各省平衡，就取消了他的进士资格，仅给他一个“誊录”的官职。左宗棠不甘心做一名为史馆注籍的誊录，毅然南返湘潭，三年后他又考了一次，仍然是不中。经历了三次失败，左宗棠心灰意冷，绝了进士及第的念头，开始了在湖南渌江书院的教书生涯。举人的功名成为左宗棠一生在科举上的最好成绩，非进士出身也就此成为他耿耿于怀的心病。严酷的现实使他意识到，科举这条道路不是为他这样志高才大的寒士所设置的，因此他“绝意科场进取”，从此把全部精力与心思都投入于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学”。他开始更加勤奋地探讨农书，还在京城时，他就买了不少农书，打算回家后闭门苦读，实地考察，著成一书。左宗棠如此“执迷不悟”，对于当时正统的知识分子来说，不算是“离经叛道”，起码也算是“不务正业”了。他的举动也遭到了一些士子的冷嘲热讽，可是，左宗棠并不为所动。他从小就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性情刚烈而自信。他崇拜诸葛亮，敬仰他才华横溢，但左宗棠并不迷信，他更相信自己。当他给朋友写信时，经常会毫不犹豫地署名“亮白”。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以几年节余款项购得湘阴南乡柳家冲的田地七十亩，化身“湘上农人”，过上了隐居生活。但是金子终究会发光，人才终究会被发现，左宗棠出山的机会来了，在他四十岁那年，他受江忠源的推荐，被入张亮基礼聘为幕宾，从此以后，他渐渐进入仕途。
左宗棠为张亮基幕僚，只是个“以备咨询”的参谋闲职，仍然是个白丁身份。张亮基署湖广总督赶赴湖北，洪秀全的花县老乡骆秉章官复原职，重任湖南巡抚。骆秉章之前代守长沙时破绽百出，若非萧朝贵被流弹炸死太平军群龙无首，在骆主持下的长沙几乎失陷，被名将江忠源怒骂为糊涂蛋不知兵。左宗棠也看不起骆，告辞回家种田去了。骆秉章屡请不至，干脆捏造罪名抓了左宗棠的女婿，即陶澍的儿子，逼其岳父出来打官司。左宗棠无可奈何，只得半推半就地从了骆秉章，做了编制外的师爷。骆秉章虽然才干平平，但知人善任，具容人雅量，史称其“休休有容，取人为善”。他自知远不及左宗棠，索性让其放手大干，自己拱手听成而已。
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工作期间，以幕友身份实际掌理湖南全省军政近六年时间，将湖南的各种事务不分巨细，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使本来比较贫弱的湖南一变而为“东南保障，天下倚属”，在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左宗棠本人也获得了巨大声誉，时人不仅有“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之语，而且连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见到两湖人士或在两湖做官的人，也总要打听左宗棠的情况。对一个左宗棠如此评价和关注，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可众所周知，仕途艰险，尔虞我诈，没有足够的智谋与策略，根本无法生存。而直到中年才出山的左宗棠，更是与常人不同，他的经历更为坎坷。左宗棠性格耿直，脾气火爆，容不得别人阿谀奉承，看不惯他人的溜须拍马，但在官场，这样的人是不好混的。正因为左宗棠这样的行事风格，差点断送了他的官场生涯。这位在湖南巡抚衙门获得了巨大成功并称得上是“良幕”的左师爷，到头来不仅被湖广总督官文劾为“劣幕”，还差点被“就地正法”。
湖北人樊燮担任湖南永州镇总兵，因为大肆贪污军饷被匿名信告发。左宗棠看信后大怒，立马差人下乡调查，得知情况属实之后，便怂恿巡抚骆秉章参劾樊燮，骆秉章自然是照办。可这樊夑却是骆秉章的顶头上司、时任湖广总督官文的心腹。他为了逃避逮捕归案，变被动为主动，遂在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布政使文格的唆使下，对左宗棠发动了反攻。他弹劾左氏两大罪状：一是湖南著名“劣幕”；二是湖南巡抚衙门是“一印两官”。这两大罪状实为一个，而一个也够杀头了。意思是湖南巡抚里出个左宗棠，他越权干政，飞扬跋扈，巡抚的一颗大印，有两个巡抚在用。
官文的弹劾更加阴狠，他虽明指左宗棠，实则暗指湖南地方已为汉人把持，一个师爷可以用巡抚大印，一个师爷可以不把总兵放在眼里。大权如此旁落，满洲的江山可要变颜色了，即使太平军被他们汉人灭掉，江山却还是落到他们手中啊！
对曾国藩等极不放心的咸丰帝一见官文上的奏折，立即起了疑心。咸丰帝阅奏后即颁下密旨，密旨中说：“如果左宗棠确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官文要把左宗棠押往武昌对簿公堂，定为大辟（杀头），从而酿成了一桩“波浪掀天”的大案。这就是有名的“樊燮事件”。
情况万分紧急，得知消息的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等人一面纷纷上奏，密保左宗棠；一面飞马京师，让京中的郭嵩焘等人火速设法救援。郭嵩焘闻讯后即刻去找肃顺的“西席”（即家庭教师）、湖南名士王运求救。王运与郭嵩焘商量，请侍读学士潘祖荫出面写折营救。而潘祖荫拯救左宗棠的奏折，成了当时的名折，不仅救了左宗棠，也使潘祖荫出了名。他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宗棠为人“赋性刚直，疾恶如仇……湖南地方上的恶官劣吏，因为满足不了私利，就图谋陷害”。咸丰皇帝看了潘祖荫的奏折后，主意拿不定，便让肃顺奏陈己见。肃顺奏道：“听说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筹划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人才难得，自然应当爱惜。请皇上将中外保荐各疏密寄官文，着他重新考虑。”咸丰皇帝采纳了肃顺的意见，并开始打算重用左宗棠了。左宗棠也因此因祸得福。
事后人们称颂这个奏折可传颂千古，尤其“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被称为千古佳句，有此两句话，千万称赞左宗棠的话，都显得多余了。
招兵买马训练楚军
当左宗棠被樊燮事件困扰的时候，在江南镇压太平军的清军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1860年初，洪仁玕与李秀成商定，决计用围魏救赵的策略，先攻打湖州、杭州，迫敌援救，然后乘隙蹈虚，回攻江南大营，以解天京之围。1860年3月，李秀成出奇兵一举攻占杭州。钦差大臣和春果然遣师驰援。1860年4月，李秀成督太平军主力回京，与陈玉成等人齐集天京城外，五路兵马合攻江南大营。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下，围困天京两年多的江南大营被彻底击溃，统率该大营的钦差大臣和春、张国梁先后毙命。为此，清廷不得不把消灭太平天国的重任及军政大权交给曾国藩等人。
驻军安徽祁门的曾国藩，打算以两湖和江西兵力与太平军争斗，他则指挥湘军全力进攻安徽，而后沿江东下，包抄南京，一举剿灭太平军。为此，他才上奏清廷，让左宗棠募集兵员，到江西作战。
1860年夏，清廷根据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推荐，起用左宗棠，授予四品卿衔，着他襄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左宗棠到任后，曾国藩立即交给他一个任务：速回湖南募勇6000名。
左宗棠根据曾国藩的部署，回长沙募兵。他先行请出领兵的将官，再由将官募集军队，由他们自己率带，这和曾国藩当年募集湘军的方法基本一致。不过，曾国藩的将领多是文人，即书生带兵。而左宗棠、李鸿章则注重能战，因此不再是书生为将、乡农为勇了。
左宗棠此时是败兴而去，全胜而归，天子诏命的四品卿衔，使他的长沙募兵比当年的曾国藩堂皇多了，经樊燮事件一闹腾，长沙上下无不知“左都御史”已成了“钦命”大将了。
左宗棠在长沙招兵买马，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其第一步，是网罗一批人才，作为可资依靠的骨干。因为他在湘幕期间，掌理湖南军政，湘军许多将弁都由他识拔和擢任，所以“勇将健卒多归心”，这些人早就把左宗棠视为自己事实上的统帅，所以召之即应。左宗棠除礼聘王錱（zhēn）之弟、道员王开化（字梅村，当时正在湖南养病）外，又延揽了湘楚旧将弁崔大光、李世颜、罗近秋、黄有功、戴国泰、黄少春、张志超、朱明亮、张声恒九人。然后四处招募，应募者有所谓湘勇、郴勇、桂勇。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募足5000人，号称“楚军”。楚军由两部分人马组成：一部分是由左宗棠委任的崔大光等九人募集的，共3500多人；另一部分则是收集王錱的“老湘军”旧部而成，由王錱的弟弟王开琳统带，计1400多人。王錱原来秉承张亮基、左宗棠之命与罗泽南一道最早募练湘勇，后因不愿服从曾国藩规定的湘军编制和统指挥而被曾摒弃，独自留在湖南省内。
咸丰四年（1854年），王錱率部与太平军战于岳州败归，左宗棠和巡抚骆秉章不仅未加惩处，反而曲意抚慰。因此，王錱对左宗棠感恩戴德，愿效死力。王錱笃信程朱理学，是一个狂热的封建卫道士，所部老湘营专以《四书》《孝经》和《小学集注》等封建典籍为课程，所到之处经常邀请地方大儒来营宣讲儒学，极力向士卒们灌输三纲五常。据说该军每到夜间，“营门扃（jiōng）闭，刁斗之声与读书声相闻”，成了一支颇有特色的地主武装。王錱本人遵循程朱教条，严于律己，对所部将弁“恩谊最重”，但不准他们得钱发家。因此，在各支湘军中以“纪律严肃”而有名，全军虽不过3000余人，但却非常凶悍。王錱本人外号“王老虎”，其部将如王开化，“其冲锋陷阵，飙举电发，虽贲育不足以喻其勇”。
可见，这是一支用封建纲常、程朱理学武装起来的，历经数百战的顽军。咸丰七年（1857年）王錱战死，余部由其亲属、部将统率。左宗棠一到长沙招兵，“诸王皆从之”，这就使楚军有了主心骨。由崔大光等另募的3000多人虽是临时招募而成，但其中也有不少久经战阵的老兵。所以楚军成军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却并非乌合之众；加上将弁们与左宗棠的特殊关系，所以就成为左宗棠手中一笔可靠的资本。这支楚军从派系上说，是湘军的一个支系。
诸将皆募得楚勇，全军募足预计人数6000人，定名为“楚军”。“楚军”的名号传出，曾国藩听后便不同意，“湘军”的称呼是后人叫的，当时称为“湘勇”。“勇”与“军”的不同之处，在于军是清朝的“制兵”，即正规军；而湘勇不是正规制军，而是团练募得的民兵，表示因战争发生，地方召集民兵守护地方，是临时性的，待战争结束即行解散。而金陵被攻破后，湘军也的确被解散了。
但左宗棠开始便自称“楚军”。曾国藩仍让左宗棠称“楚勇”，可左就是不听。他说：“既然是皇帝让召募，就该是大清朝的军队，就该称军！”
“楚军”的名号响亮，召募起来更顺利。无知者认为左宗棠真是皇帝钦命的大将。有知者明知左氏违背体制，但也没有办法说服他的牛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