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七年（1047年），一个年轻的县官采到鄞县，他看到这块滨海的地方，虽然环境很好，但是，百姓同样穷困，一种父母官的责任心驱使他不暇休息，立即考察农田水利生产受到破坏的情况，并且马上向上级官员条陈东南百姓饥馑的状况，指出其原因是官员豪绅但知鱼肉乡民，而从不问民疾苦和关心生产的问题，他要从改变这种县官脱离民生实际的弊病做起，因此，组织和带领县吏参加生产和水利情况的考察队，历时十三日，查访万灵乡，育王山、东海滨，芦江、洪水湾、桃源、青道等十四乡，行程数百里，摸清了基本情况后立即着手兴惠除弊，动员百姓不分老少投入水利工程的修治，川渠河港的疏导，堤坝坡堰的兴筑，蓄水泄洪的兼顾，以谋求旱涝两利，有利农业生产的收益，考虑到当地渔农春汛出海捕鱼而青黄不接的困难，王安石决定以常平储粮，低惠贷与农民，秋收还粮付息，这就为渔农解决了春荒的困难，与劝课农桑的同时，还兴办学校，劝民入学，三年治鄞取得了缓解灾情：修复农田水利，生产与生活的面貌有所改观的业绩，这是王安石跨出社会改革第一步的尝试。直到明代，还有鄞县籍的史家记述鄞县人民祟念王安石的德玫，这个初期的改革尝试，虽对熙宁变法是有影响的，不过业绩效果是不同的，这是因为鄞县时的王安石的这些措施，确实是惠民为国，并没有后来的为理财开源；屈从于为国家聚敛的意图。王安石亲抓一个县的整顿也不允许奸吏从中渔利的情形公开发生。所以说，对于知鄞三年的政纪及由此而获得的政治声望，应予充分的肯定评价。
皇祜元年（1049年），任满的王安石怀着“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皇沙万里行”的惜别和迎接新任务的情怀离开鄞县，再度作京师之行的。等到次年夏天，一度解官回籍，不知出于何故，在题诗陈祁兄弟屋壁之际，突然兴起“千里归来倦宦舟，欲求田宅预求邻。能将孝友传家业，乡邑如君有几人”的归耕退隐的情思。这当然是以法家人物视王安石所难以解释的，这可能是由于在三年知县的任期内，感受到某些宦海之险恶和改革之不易，它与王安石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所以屡屡萌露退志和二次罢相前早萌急流勇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皇祜三年（1051年）王安石被任命为舒州（今安徽中部）通判。31岁就媲美其父的职位，这是鄞县政绩和朝中欧阳修、曾巩为之称道其贤的缘故。北宋官场的风气之一是京官、外任相互吹嘘，王安石虽自诩清高也未能免俗，曾写下了“江之南，有贤人焉，宇子固”这类的文字，二是朝中大员主动举荐有前途的外任年轻官员，结成某种密切的关系，正是在这种风气下，是年四月，两朝元老文彦博向朝廷举荐王安石，诏命进京面试，以便进入馆阁任职，这是一次跃进的有利机会，但是，王安石以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重难住京师等四方面的理由而拒绝应试，这样做是王安石故意借尽孝以自重声誉呢？还是真正因为看到了社会的病根，贫穷是由于兼并，贡粮给朝廷的居然可以位列公卿，我实在不忍看到这种情形，而希望能实现井田旧制，作为父母官，我是负有责任的啊，而需要进一步在地方上谋求济世良方呢？这个问题，看来两者的成分均是存在的，在王安石看来，时机尚未成熟而宁愿在下面继续摸索改革之道，诗中反映他为了抑止兼并、稍宽民力以固国本而设想过当年王莽设想的恢复井田制，这当然是幻想，但也说明王安石执着探求改革良策，在皇祜六年（1054年）他再次拒绝任命他为集贤校理，而回到临川。
至和三年（1056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开封群牧司判官。群牧司是全国马政的管理机构，由包公孝肃为制置使，与司马光同领判官。但王安石对社会弊病的改革兴趣浓厚，而当时对马政改革至少兴趣还不大，因此，闷闷不乐，有次，包公借官署牡丹盛开而置酒赏花，司马光、邵伯温均在座，而王安石终席不饮，《邵氏闻见录》记述了这件事，它反映王安石志不在此而要签调外任。第二年改任常州知州，到任以后，他又锐意改革，他亲自说服富绅出钱集资，为子孙万年计而开挖运河，兴修水利，富绅迫于太守督促而勉强出了些钱，但在背后向上级告讦而调走王安石。王安石临被调走尚不知内情，犹在督导水利，结果，他刚离开，水利工程就停了。
嘉祜三年（1058年）三月，王安石自常州移提典江东刑狱，这是个刑审、监察兼事劝农的职使，王安石却主要关心民生经济。第二年上书皇帝“为民请命”，极言茶叶专卖制度与先王之法相违，与民不便。指出那些以搜刮为能事的官员，会从一切细小环节上来剥掠民财，而茶叶又是开门七件事的民生必需晶，而现在公家专卖之茶不堪饮用，老百姓不得不从私贩手中买高价茶叶。这份奏章起了一定的作用，茶叶专卖在东南取消了，然而，就是这位王安石在几年以后的熙宁变法中，在制订均输、市易法的同时，却加强了对茶、盐的专卖制度，完全转到替国家聚敛民财的立场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