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的问题日益严重，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也已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都在积极治理环境污染，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一场绿色革命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如今，地球上的绿色正在逐步恢复。但是，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积弊已深，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治理过程的。严重的污染问题至今仍在困扰着全人类。
作为社会的一员，每一个人都应该积极参与到绿色革命的行动中来。每人节约一滴水，汇起来就会成为一条大河；每人节约一度电，汇起来就相当于几座发电站的发电量；每人节约一张纸，汇起来就能保护一片森林……绿色革命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为了人类和地球美好的明天，绿色革命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发端于农业的绿色革命
1968年，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发起了一场“农业革命”。那一年，印度种植高产小麦品种的面积由70万公顷扩大为600万公顷，种植高产水稻、高粱和小米的面积为100万公顷，各种粮食作物的总产量创纪录地超过9500万吨，进而可望在3~4年内实现自给自足。巴基斯坦种植高产小麦的面积从60万公顷扩大为大约350万公顷，产量创纪录地达到750万~800万吨，可望在1年内实现自给自足。菲律宾所种植的高产水稻品种虽然仅占水田面积14%，产量却依然创下历史纪录，有望当年实现自给自足。
那年3月8日，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署长威廉·S·高德向国际开发协会发表演讲，认定农业领域的这些进展堪称“标志”，预示一场“新兴革命”，影响不亚于距1968年已有一个半世纪的那场“工业革命”。
高德解释说，他之所以把这场剧变称为“绿色革命”，原因在于它不同于俄罗斯1917年10月爆发改变社会制度的“红色革命”，也不同于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1963年6月为推行社会改革而发起的“白色革命”。
促成“绿色革命”的要素，依照高德的判断，首先是高产种子，其次是化肥和农药等农用化学品，再就是灌溉和道路等基础设施以及农业信贷和农业扶持政美国农业科学家博洛格策。而在一些农业专家看来，技术层面上，至少就亚洲国家种植的高产水稻而言，灌溉、化肥和种子构成三要素，对增加产量有着同等重要的贡献。
“绿色革命”进程中，全球人口增长大约40亿。假如没有这场革命，发展中国家极可能会面临更为严峻的饥荒和营养不良状况。
1950~1984年，“绿色革命”使然，水稻、玉米和小麦产量持续稳步提高，全球粮食总产量增加2.5倍。
1970年，小麦育种专家博洛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同一年，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和国际水稻研究所获得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科学奖。博洛格历年对小麦育种所作贡献或许以增产粮食的方式解救了数以十亿计发展中国家民众。因此，他荣获“绿色革命之父”的伟大称号。
在印度，1961年邀请博洛格访问印度的农业部长斯瓦米纳坦如今也是一位南亚国家最富有成就感的农学家，同样也荣获“绿色革命之父”的伟大称号。
印度农学家1968年报告，某一特定高产水稻品种与传统品种相比，产量可提高至原先5~10倍。那年3月，“绿色革命”一词诞生，特指农业技术开发和推广以及配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幅度促升粮食产量。从那年开始，“绿色革命”巩固效果，一段时期内既满足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所需，也避免了和平时期爆发大规模饥荒。那年至今，已40多年，积累经验和教训。再次面临粮食危机之际，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召开全球粮食安全高级会议。
对40年前得名的那场“绿色革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之为“第一次绿色革命”。之所以称之为“第一次绿色革命”，是因为潘基文冀望国际合作，开发新一代农耕技术，发起“第二次绿色革命”。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潘基文把“第二次绿色革命”界定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实现农业产量稳步提高，同时也实现农业耕作对环境影响最小化。他认定：“时下（全球）粮食危机初现之际，我们迄今凭借与‘第一次绿色革命’相关技术以及由此实现的农业生产改进，向持续增长中的人口提供食品，这方面所获成就的脆弱性已突出显现。”
所谓“脆弱性”，表现为全球粮食市场上供应与需求之间出现缺口，粮食价格急剧攀升，一些国家呈现社会动荡，更多贫困民众陷入难以果腹境地。市场专家预测，粮价可能会高位震荡，随后趋稳，但短期内无法回落。先前那场“绿色革命”所援用的技术和手段，似乎不足以化解现有危机。
对全球农业状况、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现状，潘基文的判断强化了联合国机构一些官员先前发表的言论：“继1/4世纪相对忽视之后，农业正重新成为一个国际议题。悲哀之处在于，这带有（对忽视农业的）报复性质。”
在潘基文看来，联合国粮食问题特别工作组所承接的课题，短期而言是如何满足当前全球粮食需求，中期和长期而言则是如何为应对全球人口持续增长而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
“第二次绿色革命”，是联合国机构的呼吁，也是不少农业研究人员和媒体从业人员的共识。发起“第二次绿色革命”与实现“第一次绿色革命”相比，面临的课题更多，涉及环境和资源保护、同时也承受全球气候升温的压力。
席卷全球的绿色浪潮
广义的绿色革命是指在生态学和环境科学基本理论的指导下，人类适应环境，与环境协同发展、和谐共进所创造的一切文化和活动。
人类需要“进行一场环境革命”来拯救自己的命运，需要从对人类文明史的反思中建设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今天，一个环境保护的绿色浪潮正在席卷全球，这一浪潮冲击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类将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黄色文明和黑色文明，建立一个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人类文明阶段——绿色文明。
绿色文明是人类对工业革命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反思的结果。这些新观念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是取代工业文明的新文明的核心内容。
绿色文明将是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自身高度和谐的文明。人与自然相互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是绿色文明的旗帜和灵魂。
绿色文明观把人与环境看作是由自然、社会、经济等子系统组成的动态复合系统，以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和谐为发展目标，以经济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协调为发展途径。
绿色文明道德观提倡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协同演化，也就是说人类应理解自然规律并尊重自然本身的生存发展权；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和对自然的“给予”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绿色文明既反对无谓地顺从自然，也反对统治自然。
绿色文明要求把追求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综合进步作为文明系统的整体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应该而且可以相互促进的。如一个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人体健康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则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而社会的健康发展又使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生产能力得以增强。
绿色文明认为技术是联结人类与自然的纽带。同时，技术又是一把双刃剑，一刃对着自然，一刃对着人类社会，所以必须对技术的发展方向进行评价和调整。
绿色文明要求打破传统的条块分割、信息不畅通和拍脑门决策的管理体制；建立一个能综合调控社会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信息反馈灵敏，决策水平高的管理体制。这是实现社会高效、和谐发展的关键。
绿色文明主张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互相尊重，彼此平等。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的发展，不应以牺牲另一个社会或团体的利益为代价。这种平等的关系不仅表现在当代人与人、国与国、社团与社团的关系上，同时也表现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上。
知识点工业革命与环境污染
工业革命又称产业革命，是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这一历程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开始，后来逐步传播到欧美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直到19世纪末才完成。
工业革命的开始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完善为基础，煤炭作为提供蒸汽动力的主要燃料开始被大规模地开发应用。煤炭的大量使用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此后的两百余年里，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超过了过去几千年人类对自然环境影响的总和。
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
人类之觉醒和第一次环境革命
蕾切尔·卡逊美国海洋学家、环境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描绘了关于明天的寓言。这个关于不美好明天的描画，足可以深深地吸引读者，使读者继续读下去，想弄明白这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原来，这个没有生命气息的春天是化学杀虫剂造成的恶果。化学杀虫剂对自然环境、生物、人体健康、基因等都有可怕的影响，杀虫剂的致命效用是不区分对象的，滥用杀虫剂可能导致生命的毁灭。蕾切尔·卡逊在这本书中所作的预言，虽然没有完全变成噩梦般的现实，但它所凭据的确凿事实和科学根据，说明它并非虚妄之谈。它为大自然敲响的警告之钟，确实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和行动。《寂静的春天》是一本具有深远意义的书，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作者对它的最初期望，它掀起了一场环境革命，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触发人类觉醒的第一次环境革命。
随着重大公害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寂静的春天》一书唤起了民众和政府的环境保护意识，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又使得西方工业国家陷入了严重困难，特别是资源短缺带来了各种经济和社会影响。全球范围内的能源、经济、生态问题日趋严重。世界面临人口激增、环境污染、粮食短缺、能源紧张、资源破坏等5大问题，并引起了专家、学者和关心人类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的注意。
《寂静的春天》出版后，立即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和广泛支持。人们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开始考虑经济活动和政府行动对环境的影响。《寂静的春天》播下的第一次环境革命的种子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当《寂静的春天》发行超过50万册时，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它制作了一个长达1个小时的节目，甚至当两大出资人停止赞助后电视网还继续广播宣传。由于民众的压力日增，政府也被迫介入了这场环境运动。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书中的结论。结果证明，卡逊对农药潜在危害的警告是正确的。国会立即召开听证会，美国第一个民间的环境组织应运而生，美国环境保护局也在此背景上成立起来。
时任美国副总统的阿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再版所作的前言里说：“在精神上，蕾切尔·卡逊出席了本届政府的每一次环境会议。我们也许还没有做到她所期待的一切，但我们毕竟正在她所指明的方向上前行。”
第二次环境革命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
1980年3月5日，联合国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1983年12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时任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担任委员会主席，负责制订一个“全球变革的日程”。要求提出到2000年以至以后的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环境对策；提出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广泛合作的方法；研究国际社会更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协助大家建立对长远环境问题的共同认识，并为之付出努力，确定出今后几十年的行动计划等。
当时，布伦特兰夫人作为挪威首相还要负责处理国家日常事务，而且联合国的任命并非简单的使命和责任，整个目标看起来有些雄心勃勃、超过现实。整个国际社会也对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是否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全球性重大问题持怀疑态度。但是，布伦特兰夫人决定接受这一挑战，因为她认为，严峻的现实不容忽视。既然对于这些根本性的严重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那么除了向前走、去摸索解决方法外，别无选择。为了能够综合地、全面地考察环境问题和发展问题，为了能够综合不同发展阶段各个国家的利益和观点，为了能够更科学地反映复杂社会和环境系统，具有广泛背景的22位成员组成了一个工作委员会。他们来自科学、教育、经济、社会及政治领域。其中，14名成员来自发展中国家，以反映世界的现实情况。中国的生态学家马世骏教授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由于委员会成员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不同的工作经历和见识，在如何看待和解决人口、贫困、环境与发展问题上，起初存在一些分歧意见，但经过长期的思考和超越文化、宗教和区域的对话后，他们跨越了文化和历史的障碍，于1987年4月提交了一份意见一致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了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可持续发展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