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谕旨：侧福金年氏封为贵妃，侧福金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懋嫔。该部知道。
此件档案载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9年整理编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中，其可信性和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理由很简单，这件档案是以其未经窜改的原始形式，作为一份用于册封妃嫔之目的的重要文件保留下来的。因此，其史料价值是经史官奉旨斟酌修订的《清世宗（雍正）实录》的有关记载无可比拟的。再来看乾隆初萧爽所编《永宪录》关于此事记载：
雍正元年十二月丁卯午刻，上御太和殿。遣使册立中宫那拉氏为皇后，诏告天下，恩赦有差。封年氏为贵妃，李氏为齐妃，钱氏为熹妃，宋氏为裕嫔，耿氏为懋嫔。
该书史料价值极高，为史家公认。上述记载亦足以证明雍正初封为熹妃的确为钱氏女子。
下面，为进行比照研究，特将《清世宗实录》关于此事的记载照录于下：
（雍正元年二月）甲子，谕礼部：奉皇太后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鲁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懋嫔，格格耿氏封为裕嫔。尔部察例具奏。
“甲子”，是为十四日，与档案所载日期无异。“奉皇太后懿旨”、“侧妃”的用词虽未失原意，但显然经过了润饰。《实录》与档案二者的出入在于，宋氏和耿氏嫔的封号正好颠倒，这还可以说无关大体吧，令人震惊的是，档案所载封为熹妃的“钱氏”到《实录》里竟改成了“钮祜鲁氏”！
《清世宗（雍正）实录》是乾隆六年（1741年）由大学士张廷玉主持修纂、乾隆皇帝最后钦定的，人们不禁要问：
这封为熹妃的钱氏到底是何许人也？
为什么这个非同寻常的女子的姓氏也可以改换？
由汉姓“钱氏”改为满族“钮祜鲁氏”的目的何在？
如果说“钱氏”与“钮祜鲁氏”根本就不是一个人，那么，这背后又意图掩盖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可是关乎乾隆皇帝生母究竟是谁的天大的问题呀！当乾隆六年《清世宗（雍正）实录》最后定稿之际，乾隆（可能还有张廷玉）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决定将原始档案记载的“钱氏”改为“钮祜鲁氏”的？
在认真检讨了“雍和宫说”和“避暑山庄说”的全部证据，特别是研读了最新公布的乾隆之母的清宫档案以及《永宪录》的相关记载之后，我们是否可以作出以下几种可能的假设呢？
第一，汉族人钱氏与满族人钮祜禄氏为毫不相干的两个女人。
钱氏曾与雍亲王胤禛在避暑山庄有过一段露水姻缘，转过年来的八月十三日在狮子园生下弘历。她随后以格格身份进入雍邸，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被册封为熹妃。这以后雍正出于种种考虑，决定以另一位王府格格满族人钮祜禄氏取代钱氏为弘历生母，胤禛倒未必从肉体上消灭钱氏，但从此钱氏这个女人不仅从人间隐去了，而且连同她的姓氏一起也从历史上消失了。而雍邸关于雍亲王第四子弘历的身世对外的说法则是：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子时诞生于京城雍亲王府，母典仪官凌柱之女格格钮祜禄氏。但机关算尽的雍亲王毕竟无法一手遮天，清宫档案里还保留着雍正元年钱氏被封为熹妃的事实，而弘历身世的真相通过种种缝隙还是外逸出去，外间流传的不同版本的“避暑山庄说”、“狮子园说”盖源于此。
第二，汉族人钱氏与所谓满族人钮祜禄氏实为同一女人。在这一假设的前提下，又存在两种可能：
一是弘历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诞生于避暑山庄，生母即汉族人钱氏，以后的情节几乎与第一种假设完全相同，只不过雍亲王没有采取上述偷梁换柱的手法，把钱氏连同她的姓氏全部隐匿起来，以另一个满族女人取而代之，而仅仅是给钱氏改换了一个满族的姓氏——钮祜禄氏，然后对外宣布钮祜禄氏诞育第四子弘历于雍亲王府。
再一种可能是，汉族人钱氏由于某种因缘没人典仪官凌柱之家，通过挑选秀女或其他途径最后成为雍邸侍女，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诞育弘历于京城雍王府，改称“格格”，雍正元年二月册封格格钱氏为熹妃——此时乾隆生母仍以钱为氏，但雍正皇帝随即将弘历秘立为皇储，考虑到弘历来日将秉持宗社之重，其生母必尊为圣母皇太后，若为汉人，在政治上有种种不便，遂将钱氏改为凌柱之姓——钮祜禄氏。如果乾隆生母的真相确实如此，那么，“雍和宫说”也是可以成立的。但乾隆生母先为钱氏并被封为熹妃一事已见诸煌煌谕旨，嗣后改姓钮祜禄氏又未作解释，当然也无法解释，这又怎能不让天下窃窃私议呢？大概那个汉族人钱氏又与承德避暑山庄有些扯不断的瓜葛，于是猎奇者捕风捉影、添油加醋，以至“狮子园说”之类流言不胫而走，“讹传久矣”。
清朝皇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屡屡篡改宫廷原文件和其他历史文献，大概也称得上列祖列宗的“家法”相承吧。乾隆生母由“钱氏”被硬改为“钮祜禄氏”，不过又增添了一个最新的证据而已。但这件事贯穿雍乾嘉道四朝，百余年间波澜迭起，余音不绝，以至于今日，仍为小说家津津乐道。我们作为治史者，虽然还不能在乾隆诞生地这一历史疑案上做出判断，但有责任采取不抱任何成见的客观态度，深入开掘，细心求证，把这篇文章继续做下去，争取有一个结实可靠、令人满意的结论。
认定热河行宫女子李氏是乾隆真正生母的高阳先生痛感很难找到足以立论的根据。在他看来，乾隆为了泯没真相，而消灭了大量有损于他作为天子形象的官私文献。高阳甚至认为，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下诏纂修《四库全书》目的就在于彻底掩盖他的身世之谜。且看高阳的根据：
文网之密，无逾清朝，但康熙年间与雍乾两朝的文字狱，在忌讳上有极大的不同。康熙年间，对鼓吹反清复明的诗文，悬为厉禁；雍乾两朝则因世宗与高宗，皆有足以损毁其作为天子形象的缺陷，因而假借防止谋反大逆的大题目，箝制士林，同时运用各种手段，湮灭不利于他们父子的证据。这个工作，到了乾隆三十八年诏修四库全书，推至了极点，高宗以为他的身世之谜，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夜半桥头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有形之书可烧，无形之文不灭，隐迹于字里行间，得与古人会心，自然通晓。
上述一段话可商榷之处甚多，特别是过分强调乾隆为掩盖家世真相而诏修《四库全书》，尤难令人接受。但高阳先生所说的雍乾时期存在文化恐怖，则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文人怵于文网的残虐，谁也不敢掉弄笔端，记录时事，乾隆家世之秘，更是一般人望而生畏的禁区。有关乾隆生母的材料今天极难觅得，主要原因是不是在这里呢？
历史学家总是想把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不过，历史上偏偏有诸多如乾隆生母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疑案，诚所谓“宫闱秘闻，莫可究诘”。
说来说去，雾一样的乾隆家世仍令人一头雾水。
也许人们心理似乎倒觉得有些事不妨让它模模糊糊一点才好。如果有人把真相点破了，朦朦胧胧的神秘韵味同时也就荡然而空了，这该是多让人扫兴的事！
猜不破的谜才具有永久的魅力。
乾隆生母为谁？严格地讲，现在还只能说是个没有被完全猜破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