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中国生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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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保身全生养亲尽年——阮籍之生死智慧(1)

阮籍,字嗣宗(210—263),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阮籍以清谈狂放酣饮成为正始名士,以撰著《大人先生传》、《达庄论》、《通易论》、《通老论》被视为“竹林七贤”之精神领袖,又以《咏怀诗》的创作驰名古今文坛。本章不准备对阮籍的文学成就和玄学思想进行讨论,只以其人生观、人生践履、生死观念、生死态度等为核心展开论述,解读其独特生死智慧与生死态度,阐明其人生观与生命实践之价值。人生观:逍遥浮世人生观念与人生实践互为表里、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两者的不同结合便产生出不同的人生模式。对人生模式的评价,既体现了评价者的好恶,又折射出评价者的人生观。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以寓言的形式比较了“大人先生”、“君子”、“隐士”、“薪者”四种不同的人生模式。

在这四种人生模式中,阮籍独崇“大人先生”,对其他三种人生模式则有不同程度的批评。首先,阮籍高度赞赏“大人先生”的人生模式。“大人先生盖老人也,不知姓字。陈天地之始,言神、黄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平年之数。尝居苏门之山,故世或谓之。问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其视尧、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先生以应变顺和,天地为家,运去势隤,魁然独存。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世同。”阮籍:《大人先生传》,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161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以下凡引该书,不再标明版次。“大人先生”核心的人生追求是“与自然齐光”,亦即与天地齐寿,超越于生死之外,而最重要的人生活动则在“养性延寿”。在一般人看来,所谓“养性”就是人们通过修养心性来变化和改造自己的自然本性,逐渐适应社会,最终成为一个“社会人”或“道德人”。“大人先生”恰恰相反,其“养性”的目的是去除各种文明、制度、文化对自然人性的污染,使人回复到天真无暇的纯洁状态。人之生命一旦回归于自然本性,就能与“道”合一,“与自然齐光”。“与自然齐光”并非肉体上的不朽,而是精神上的自由、本体性的永恒,即所谓“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内,而浮明开达于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阮籍集校注》第165页。“逍遥”者,无待之来往自由也;“浮世”者,无执之游戏人间也。人虽生存于天地间,却在一定社会中生活,因此要随顺各种社会规则,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等等。所以,不仅无法获得清幽绝尘的“逍遥”,更难以挣脱动荡污秽的现实世界去“浮世”。“大人先生”不同,其性与天地之“道”合一,摆脱了世俗人伦道德与各种规则的羁绊,获得了“心性”的独立自由。人的心性自由了,形体也就“逍遥”了。人如何才能“逍遥浮世”呢?关键在于做到“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不以尘世的荣华富贵为念。阮籍云:“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勾勾者自以为贵夫世矣,而恶知夫世之贱乎兹哉!故与世争贵,贵不足争;与世争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沕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欲从而仿佛,浣漾而靡拘;细行不足以为毁,圣贤不足以为誉;变化移易,与神明扶;廓无外以为宅,周宇宙以为庐。强八维而处安,据制物以永居。夫如是则可谓富贵矣。”《阮籍集校注》第185—186页。

“大人先生”具有与世俗之人完全不同的人生追求:世俗之人追求的“富贵”是地位尊显、权势熏天、家财万贯,并为此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相互厮杀,哪里能做到逍遥自由、延年益寿?而“大人先生”以回归“自然之根”为务,以超世绝群为志,世俗的一切富贵毁誉皆视如粃糠,无动于心。所以他们可以独往独来,逍遥于天地之间,怡然自得,延年益寿,甚至永寿不死。在阮籍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大富大贵”。然而,芸芸众生有几人能领悟呢?所以“大人先生”只有遗世而独立。其次,阮籍又以嘲讽的笔调描写了“君子”的人生模式。其云:“天下之贵,莫贵于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若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珪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玉,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土,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家,育长妻子,卜吉而宅,虑乃亿祉,远祸近福,永坚固已。”《阮籍集校注》第163页。“君子”从外在看,其容貌行止,进退周旋,皆中规中举;从人生存在的角度而言,君子们口中诵读的是古圣贤之言,一举一动皆以礼仪为准绳;至于其人生追求则是:少以德行著称于乡里,长则闻名于邦国。在政治上发奋努力,取高位,扬声名,忠君惠民,克勤克俭,念兹在兹的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因而在“君子”眼中,“大人先生”们那种不取人间富贵,独往独来,专注于精神逍遥的人生模式,实在是“身处困苦之地,而行为世俗之所笑。”然而在“大人先生”看来,“君子”的人生模式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往者,天尝在下,地尝在上,反覆颠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动,山陷川起,云散震坏,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择地而行,趋步商羽?往者群气争存,万物死虑,支体不从,身为泥土,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修行,磬折抱鼓?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绝,进求利以丧身,营爵赏而家灭,汝又焉得挟金玉万亿,祇奉君上而全妻子乎?”《阮籍集校注》第165页。

“大人先生”认为:自然变化无穷无尽,社会演化亦十分迅捷,以不变之礼仪因应万变之社会,必然会生硬僵化,落后时代,贻笑大方。即使你建盖世之功,扬百代之名,也未必能获善终。李牧抗敌卫国,身遭惨死;伯宗忠贞直谏,后世绝灭。所以,求取名利、图谋爵禄实为取死之途。不仅亿万财富化为乌有,而且妻子儿女的性命都难以保全。“君子”人生模式的错误在于违背自然本性,过分推崇人为,破坏了自然社会的本来面目。在阮籍眼中的理想世界应该是:“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阴藏其气,阳发其精;害无所避,利无所争;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为夭,存不为寿;福无所得,祸无所咎;各从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阮籍集校注》第169—170页。可是,君子们却“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这就造成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氐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阮籍集校注》第170页。人们越是有为,礼仪道德越繁杂,社会就越动乱,人心就越险恶,奸诈虚伪、假仁假义、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现象就越来越多。阮籍对“君子”人生模式的批判武器源于庄子“齐万物”、“同是非”的观点。在阮籍看来,礼法是君子们安身立命之道,但正是这些东西造成了社会贵贱、贫富、恩怨,使天下人为之相搏相残,终至造成“亡国、戮君、溃败之祸”。总之,君子人生模式既给社会国家带来无穷灾难,更让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还让个体和家庭成员陷于危机四伏的境地。再次是“隐士”的人生模式。按一般的逻辑推理,遗世独立、避入深山、专注修养心性、追求延年益寿之“隐士”在阮籍的眼中应该是理想的人生模式,但实际上,隐士的人生模式亦遭到阮籍的抨击。《大人先生传》中以传神之笔描写了一位“隐士”,他看见飘然若仙的“大人先生”时,心甚喜,认为可以“均志同行”,曰:“善哉!吾得之见而舒愤也。上古质朴淳厚之道已废,而末技遗华并兴,豺虎贪虐,群物无辜,以害为利,殒性亡躯,吾不忍见也,故去而处兹。人不可与为俦,不若与木石为邻。安期逃乎蓬山,角里潜乎丹水,鲍焦立以枯槁,莱维去而逌死,亦由兹夫!吾将抗志显高,遂终于斯,禽生而兽死,埋形而遗骨,不复反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合者齐颜,与夫子同之。”《阮籍集校注》第172—173页。隐士之人生模式,从摒弃世俗生活开始,远离人间社会,躲进深山老林,与木石为邻,像“禽兽”一般生死,追求“质朴淳厚”之道。这似乎是一种自性舒展的生活,是人之自然生命的绽放。可是在阮籍看来,隐士的人生模式,恰恰是建立在区分好坏、是非、优劣的基础之上,骨子里还隐匿着“求名”之实。“故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也。若夫恶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争求,贵志而贱身,伊禽生而兽死,尚何显而获荣,悲夫!子之用心也。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以丧体,诚与彼其无诡,何枯槁而逌死?”《阮籍集校注》第173页。“大人先生”比较了“至人”与“隐士”的人生态度:“至人”的人生态度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分;“隐士”则刻意以己为“是”,以他人为“非”。“大人先生”认为隐士非自己同道,于是“遂风起而云翔”,继续远行。隐士羞愧万分,“衣草木之皮,伏于岩石之下,惧不终夕而死。”《阮籍集校注》第173页。可见,弃社会、离人间、像禽兽般生死的隐士生活,亦为阮籍所不取。最后是“薪者”的人生模式。“大人先生”继续云游,途中遇到一个砍柴的“薪者”,于是问:“汝将焉以是终乎哉?”《阮籍集校注》第176页。意思是说:你就这样困顿艰辛以终生吗?“薪者”云:如何终我一生并不重要,“圣人”且无所忧惧,我又有什么悲哀的呢?

“盛衰变化,常不于兹,藏器于身,伏以俟时。”这个“薪者”并非是普通的樵夫,而是一个形在江海、心存“魏阙”、待机而起的非等闲之辈。“薪者”列举了一些古代将相先穷后达的故事,指出:“由此视之,穷达讵可知耶?且圣人以道德为心,不以富贵为志;以无为为用,不以人物为事;尊显不加重,贫贱不自轻;失不自以为辱,得不自以为荣。木根挺而枝远,叶繁茂而华零。无穷之死犹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营?”《阮籍集校注》第176页。在“薪者”看来,人间祸福、贫富、贵贱皆“无常主”。有些人在富贵中忘乎所以,岂不知“富贵俯仰间”,转眼间富贵荣华烟消云散。也有些人身陷贫贱,忧心忡忡,岂不知“贫贱何必终”,也许某天会财运亨通、发家致富?关键在于人们要安于所处的境遇,既不要为富贵而喜形于色,也不要为贫贱而悲哀痛苦。“大人先生”基本肯定了“薪者”的人生模式:“虽不及大,庶免小矣”,意思是说,这种人生模式虽然没有通达于“大道”,但已超凡脱俗了。然而“薪者”的人生模式为何“不及大”?原因在于他虽然可以对世俗的名利权势淡然处之,但没有彻底忘却,骨子里仍盼望待时而动、趁势而发,获得大富大贵。所以,“薪者”也不能作逍遥之游。

于是“大人先生”离开了“薪者”,“度重渊,跨青天,顾而逌览焉”《阮籍集校注》第188页。,继续做他的逍遥游。通过“大人先生”、“君子”、“隐士”、“薪者”四种人生模式的比较,阮籍认为只有“齐万物”、“泯是非”、“一生死”,与大道为一体,不以世事为念,不追求世俗荣华富贵,摆脱一切束缚的“大人先生”人生模式最为理想。这种人生模式并不刻意避开人际社会关系去与木石为邻、禽兽为伍,而是任情所动、率性而行,对世事不拘泥执着,无牵无挂,这样就可以逍遥于“无何有之乡”了。人生践履:遗落世事《大人先生传》文辞瑰丽、想象奇特、意境空灵,长期被人们视为文学作品。但如果结合阮籍生平加以考证,可以发现“大人先生”就是阮籍的化身,他实践的正是“大人先生”的人生理念。对此《晋书·阮籍传》有载:“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道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所言皆胸怀间本趣。”传中的“大人先生”蔑视“礼法”,瞧不起礼法之士。

阮籍也是如此,他厌恶礼法对人性的束缚。丧礼在儒家礼法中是最严格、最繁琐的,而阮籍在守母丧时,将对母亲的“至孝”藏在心里,在行为上却大胆突破儒家的礼法。《晋书·阮籍传》云:“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透过阮籍这些不遵礼法的狂妄举止,人们却可发现他“至孝”的真性情。其实,阮籍怪异言行的真正意义在于:宣告世俗礼仪正是扼杀人的生命性情的工具。所以,对礼法之士,阮籍以“白眼对之”,拒之千里;而对性情中人,则以“青眼对之”,必与其一醉方休。“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晋书·阮籍传》,《阮籍集校注》第419页。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礼之严格近乎法。但阮籍却不在乎:“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世说新语校笺》第393页,徐震堮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炉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世说新语校笺》第393页,徐震堮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嫂子回娘家,阮籍不顾男女授受不亲的礼制,和她告别;邻家少妇有美色,阮籍醉后,不怕别人非议,仍“眠其侧”。阮籍的性情坦荡纯真,言行合一,是真正的君子。相反,很多“礼法之士”,表面上循规蹈矩、道貌岸然,内心却心怀鬼胎,行为上猪狗不如,礼法沦为他们的遮羞布。与其如此,莫若废之,此乃阮籍“礼岂为我辈设也”之真意。“大人先生”渴望摆脱世事纠缠和人际束缚,在天地之间作“逍遥游”,但又绝非离群索居,躲进深山老林与木石禽兽为伍,阮籍忠实地践履了这种人生观念。阮籍少时,受家庭及社会风气影响,也曾有意气风发、济世救民之志,有诗为证:“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