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是马列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
在理论上和实际上能不能摆好个人与党的关系和个人与群众的关系，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实践证明，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已经使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吃了多么大的苦头。而且，正像一条力学规律一样：作用与反作用，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由于极大地抬高领袖，恰恰极大地损害了领袖。这是善良的人们所料想不到的，而正是有祸心的人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最近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或者确切地说在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上，有一个创举：这就是开始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问题，运用到党的主席身上。华国锋同志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受到全会的称赞。他提议在给中央的报告里称“华主席、党中央”，不要称“英明领袖”，今后要少宣传个人。全会还实事求是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同志担任党的主席时错误处理的一些问题，纠正了一些错案和冤案。它的意义在于通过党中央的会议肯定了这样几点：（1）领袖是党组织的一员，不是在党组织之上的特殊人物；（2）领袖也是人，不是神，说的话和做的事也会有错误的；（3）领袖有了缺点错误也应当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应当改正；（4）领袖并不因此丧失威信，反而能提高威信，可以得到人们的真正拥护。这个问题在过去历来是最大的禁区，不能批评领袖有缺点，更不要说领袖有错误了。为了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这个良好开端继续下去，成为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常规，我们必须认真总结一下这几年搞现代迷信的严重教训，要分清几个原则性是非问题。
二、要分清领袖与人民关系的几个原则是非
（一）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还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
林彪和“四人帮”横行时，推广过一种“三忠于”的运动。其实“三忠于”（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领袖）中，有两“忠于”是陪衬的，中心是一个“忠于”，即“忠于领袖”。人民忠于领袖，领袖是一个人，所以这个原则提炼一下，就是：人民群众应忠于一个人。这就不单是树立一个道德标准，而且要建立一种政治关系。
道德关系、政治关系，都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反映，并且反过来为社会经济制度服务。人民群众应当忠于一个人是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反映。封建社会经济制度，产生人身依附关系。农民依附地主，全国的百姓都依附于最高的封建领主———皇帝。和这种社会制度相适应，忠于皇帝一个人，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全国的百姓要无条件服从皇帝一个人的权威，是最高的政治原则。“忠”是什么意思呢？全心全意为之效力，或者换句话说，无条件地为之服务。封建时代，对“忠”有这样解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能问个为什么，绝对服从皇帝，这就是“忠”的要求。
在社会主义社会，要求人民都用封建社会忠于皇帝的标准去对待无产阶级领袖，完全是违反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完全是违反共产党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领袖必须代表人民，忠于人民是社会主义道德原则，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需要的，也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是忠于人民。如果每个共产党员和干部都必须忠于人民，那么，党的领袖更应该成为忠于人民的典范。人民的心里都是知轻重、识冷暖的。谁最忠于人民，人民自然最爱他的。
（二）是领袖缔造了党，还是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
缔造就是制造。一个人能造出一个共产党吗？这是把问题弄颠倒了。先有党，后才会产生党的领袖。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不是哪一个人能造得出来的，它是一些共产主义者自愿联合起来，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政党。
说“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不但在理论上和党的组织原则上说不通，而且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果说在创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谁起了更大的作用，那么，五四运动前后到1921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和李大钊起了主要的作用，当时叫做“南陈北李”，这是当时的客观事实。陈独秀所在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党的发起组织，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当总书记，也不是偶然的。
当然，实践证明，陈独秀不行，瞿秋白、王明也不行，他们都把革命搞失败了，这才有遵义会议的召开。在遵义会议以前，尽管毛泽东同志已经表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实践已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他所代表的革命路线，是唯一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然而，党在很长的时间却认识不到这一点，没有选择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领袖。只是到了1935年，即建党13年半之后，党中央才认识到这一点，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建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领导核心。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是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而不是领袖缔造了党。
当然，在党的成长过程中，使我们党成为成熟的马列主义政党，毛泽东同志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这种作用特别表现在延安整风。即使如此，毛泽东同志也是作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集中了全党的智慧，而不能说是一个人“缔造”党的。
（三）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谁？是人民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英勇奋斗的结果。一个人不能缔造一个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是这条路线的代表，是主要创造者，但这是总结了全党的经验，集中全国人民智慧的结果。
军队也不是哪一个人缔造的，而是党缔造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左江起义以及各地武装起义，是党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决定的，是党派干部去组织的。在此过程中，各地起义的领导人起了重大的作用，如果说缔造，那就是这些同志共同缔造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制定正确建军路线，古田会议起了主要作用，但那决议是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全军经验写出来的。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伟大人物是历史造成的，是人民选择的。没有这样一个人，也会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当然个人才智性格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的进程，使它在发展快慢、具体特点上，有所不同，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是小平同志针对一定情况讲的一件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是在谈一个普遍的理论原则。如果不是毛主席，而是另外的同志当主席，我国今天的发展水平，可能比现在更差一些，也可能比现在更好一些。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鉴于林彪大搞天才论骗人，深切感到有使全党学习历史唯物论的必要，提出要搞清谁创造历史的问题。
（四）领袖是单数还是复数，即多数
林彪、“四人帮”都是搞“一个领袖”的。这是完全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共产党的领袖，是个集体、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同志构成党的领导集体。
（五）领袖是天生的天才，还是在实践中成长的
林彪、“四人帮”大搞天才论。要批天才论，这是毛主席郑重其事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向全党提出的。现在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就是天才论和实践论的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反对实践标准的同志，总说自己主观上想“高举”，想“继承遗志”。到了这个问题上面，他们既不高举也不继承遗志了，而是继承了天才论的观点。
按照天才论，领袖从来就是正确的，凡是错误都是别人的。但实际上领袖也难免有错误，于是他们就来替领袖文过饰非。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不要像赫鲁晓夫那样，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可是天才论正是把毛泽东同志反对的东西，强加到他身上，用这种办法来“高举”，结果倒损害了领袖的形象。
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时，认为党的八大决议中“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是刘少奇背着毛主席塞到决议中去的。这是大会通过的决议，怎么是背着人塞进去的呢？即使有错误，凡参加大会的，特别是党的主席，也要承担一定责任，怎么能一点责任也不负呢？再如《论共产党员修养》是刘少奇在延安讲的，整风时是学习文件之一，在《毛泽东选集》4卷中用肯定的语言讲到过《论共产党员修养》，1962年再版，在《红旗》杂志先刊登的，当时《红旗》杂志发表如此重要的文章，校样是要送中央审查的。一直到1966年，都没有谁批评过这本书，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这本书忽然成了黑《修养》了。而且又说是背着毛主席搞出来的，以便证明：毛主席以前没有发现这株“毒草”，是因为没有发现，并不是赞同它的错误观点。这类宣传，都是非常牵强的。为了维持一个人“一贯正确”，只好在回避不开的地方把眼睛闭上，说是别人“背着”领袖如何如何。比如，说“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另搞一套，那么不另搞一套是什么呢？对不对呢？其实这样做，政治上损失更大，因为它使人明显感到不真实。如果错了都是别人背着领袖干的，那么，党的“九大”又是谁背着毛主席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中的呢？
（六）领袖的缺点和错误能不能批评
按照“突出个人”的原则，领袖是不能批评的。批评了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1959年，彭德怀同志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个意见书，这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其内容也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本来是我国发展道路上的一次转机，可以纠正“左”倾，避免更大的错误。结果把这算是“反党”。到“文化大革命”中，对领袖不要说批评，就是偶一不慎，如对领袖像或领袖名字有所“不敬”，都是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所做的、所看过的一切，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都不许动，动了就是“砍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丢掉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机体，就要堆满灰尘。尤其是领袖，特别是执政党的领袖，没有人对他进行批评，这是一种致命的危险，是可以毁掉一个人的。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伟大功勋，是客观存在，永远不能磨灭的，中国人民热爱自己的领袖毛主席，是发自内心的。但是林彪、“四人帮”大搞现代迷信，把他从群众中抬出来，抬到天上去了。尤其严重的是他们把领袖弄成神圣，结果使领袖成为一个可怕的偶像。干部也好，老百姓也好，稍微不小心，就是“反对伟大领袖”，就是“恶毒攻击”，就是“三反分子”，就是“反革命”，这样严重破坏领袖和人民的亲密关系，严重损害领袖的威信。
（七）领袖是在党组织之内，还是在党组织之上
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其次是中央委员会，再次是政治局。主席在政治局内和中央委员会内，都要遵守少数服从多数和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另外任何党员个人都必须服从自己所在的党支部。但是按照“突出个人”的原则，主席是在党中央之上的，前些年一直把主席放在党中央之上，这是极不正常的。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前，提出“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这些话，从好的方面理解当然是可以的，问题是这样把一切都归于一个人的，听一个人的，一个人是至高无上的。这种“突出个人”的做法，到了“文化大革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人亲自”，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合理性的根据。党中央文件为什么有权威，因为那是毛主席批发的，至少也要印上“毛主席已圈阅”，否则大概就是无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一个人决定就发动了，于是一下子几乎全部党的组织和政权机构都被打乱，几乎全部党员都被停止党组织活动或失掉党组织关系了。至于国民经济的大破坏，社会风气的大倒退，那就不用说了，这都是一个享有至高无上权威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八）是领袖指定接班人，还是由党和人民来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历史的经验证明，由前任领袖在位时，找一个人当候补领袖；当前任领袖去世时，由候补领袖来接班。看起来，这种办法好像可以保持政局稳定，免得在交接班时产生动荡。其实这种办法，乃是封建政体的一个特点。封建帝皇是“家天下”，国家好像一个大仓库，帝王手里拿着锁门的钥匙，他可以把这钥匙交给自己选定的皇太子。这是个人对个人负责，是封建经济的家长制和封建政治的专制主义的反映。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主人，干部是公仆。应采取社会主义民主程序，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自下而上地选出国家领导人，不应由前任领袖指定后任领袖，自上而下指定接班人。在党内也是这样。决定谁当领袖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事情，这是个集体，而不是个人。领袖本人能不能当领袖，都要由党组织来决定，他本人当然没有权力像交一个房间的钥匙一样，把领袖的地位交给另一个人。那么，由党组织事先确定一个“接班人”，准备当下一任领袖好不好呢？不必，也不要。人是可以变化的，事情也是发展的。事先确定，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弊多利少。当然，在实践中，党的领导核心中，会有人表现出最卓越的才能，逐渐得到全党的信任和拥护的。只要民主生活健全，谁是众望所归，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全党所拥护的领袖。而且，关键不是一个人，而是党的领导集体。只要党在实践中形成坚强团结的领导集体，有一批优秀的领袖，那么个别领袖的去留，根本影响不了全局的稳定与否。
相反，如果实行那种由领袖指定“接班人”制度，实践证明是失败多成功少。由领导者确定接班人制度的主要弊病之一，是不那么容易选得准。毛主席曾选过林彪，还写进了党章党纲，后来又举荐王洪文做党的副主席，选错了人。林彪、王洪文，都有个变化的过程，又有个暴露过程，用今天的认识批评当时选定的错误，那是苛求于前人。但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历史事件，看出由领导者先确立“接班人”，不可避免会选错人。因为，即使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也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其次，正因为领袖拥有选定接班人那样一种很大的权力，阴谋家便会投其所好，十倍地增加他了解真相的困难，以致铸成认识上的错误。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培育和带起了一代人，他却选了个经不起风浪的马林科夫。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前，没有党和国家权力的移交问题，但也有识别人的问题。比如，恩格斯非常器重考茨基和伯恩斯坦，说“这两个人倒是真珠子”，另外方面，却把革命家李卜克内西说得很不好。后来实践证明，李卜克内西是鹰，而那两个人不过是粪堆上的鸡，恩格斯也看错了人。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要扩大人民民主权利，扩大党员民主权利，建立和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真正使党和国家领导人，使各级领导干部把自己摆在人民公仆的位置上，在国际环境、国内政治环境允许的历史条件下，把自上而下地确定接班人的做法，改为自下而上地民主选举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制度，并规定干部任职年限，废除干部终身制。
过去，在粉碎“四人帮”不久，宣传“你办事，我放心”是当时历史所需要的，起了很大作用，但突出宣传“你办事，我放心”，使人觉得华国锋同志所以成为党的领袖，是毛泽东同志授权给他的。这样的宣传，不符合党章，不符合宪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华国锋同志是经过党的中央政治局选举，成为党的主席的。他的确得到党员和群众的拥护，但这并不是由于那“六个字”，而是由于他在粉碎“四人帮”事件中的实践，符合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人民群众早已对“四人帮”恨入骨髓，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执行了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帮”，并且决心要搞现代化，因此得到人民的拥护。华国锋同志也因此被党和人民选为领袖。我们在宣传中如果强调这一点，该是多么好，该是多么理直气壮，多么符合马克思主义。可是，自然而然这两年有人宣传不去强调这一面，而是强调那“六个字”，好像只有这样，领袖地位才合法，这哪里有一点马克思主义？而且把领袖的地位放在“六个字”的基础上，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如果有人忽然又拿出另外的几个字来，证明毛主席对另外一个人更放心，又找谁来判断真假呢？这不乱了套吗？
三、要科学地宣传个人
少宣传个人，不是不宣传，而是要科学地宣传，不要过头，要实事求是，这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我国人民经过这些年的实践，眼光是敏锐的，头脑是清醒的，很善于思考。人民爱自己的党，爱自己的领袖，但是要把他当作自己可亲可敬的同志来爱，而不愿意把他当作神来崇拜。人民愿望听真理，不愿意听那种言不由衷的假话。人民讨厌热衷于搞现代迷信的人，大树特树，名义上树领袖的权威，实际上是树立自己的权威，借“高举”以营私之人。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树立了丰功伟绩，人民世世代代不会忘记。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这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旗帜。人民世世代代会高举这面旗帜。中国人民也知道毛泽东同志有错误，这是任何一个伟大人物都难免的。我们在实事求是地肯定毛泽东同志伟大功勋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说出并纠正这些错误，绝不会有损于社会对他的爱戴之心。如果不承认或掩盖这些错误，甚至美化这些错误，那倒正好损害了群众对他的感情。
华国锋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进行自我批评，并且提议少宣传个人，不但一点也没减少群众对他的信任，反而大大增加了这种信任。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真诚的信任。因此，我们党、我们军队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
我们搞宣传工作、理论工作的干部，应当和群众心连心，应当对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正确说明，应当讲真话，不要用“套话”去敷衍。这样我们就会用自己的工作，使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此文系1979年3月在浙江省宣传系统干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