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受到欢迎有许多原因，其中包括它给大学带来了许多好处。全球化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例如，《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西部评论》（West Review of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欢迎大学成为贸易服务的提供者、成为世界教育领域中自由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马金森（Marginson）和康西丁（Considine），2000］。
并非所有的人都接受这些观点。例如，比尔·雷丁思（Bill Readings）在《毁灭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1996）中指出：政府资助的大学在全球化的制约下正发生永久性的变化。在他看来，现代大学的职能一直是形成民族文化和培养良好的公民。但是现在，大学正在失去其社会的和公共的效用，正在变成像其他公司一样，只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学生是消费者，而不是成长中的公民。民族国家由于全球化而衰弱了，而且因为采用“使用者付钱”的资助方法，国家已无有效的手段对大学发挥较广泛的社会作用。
然而正如我们以上所注意到的，全球化并未导致民族国家的死亡，雷丁思确实把国家影响力被削弱的程度夸大了。在管理上，各国政府对大学系统仍然保持着相当大的权威，包括在收费方面，可以向全日制本科生收费；例如通过资助和其他政策，国家可以寻求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可以促进特定领域的研究工作。此外，民族国家仍然渴望通过运用它们雄厚的资金和其他杠杆，使大学受到约束（尤其在它们的科学研究方面），以有助于得到更好的经济利益。
在某些发展中国家里，政府也渴望能保持这样的能力，即把大学用作提高国家生产能力的重要工具。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去除后，国家的重建从长远来看是很重要的，但在那里有人怀疑：日益发展的全球化和大学活动的商业化（如同在较发达的国家中那样），在发展中国家里将导致一个遭到破坏或不健全的大学系统（如果对这种全球化和商业化不加以任何约束的话）。在许多情况下，本地院校和国外大学的伙伴关系被认为只是一种“方便的婚姻”，它使外部的大学可以进入本地市场，但同时对本地院校的教学和研究能力的发展却很少或没有作出贡献。
因此，这些国外的大学被认为是没有给南非的国家发展工作和知识创新提供支持。相反，国外大学似乎更重视打开可盈利的销路，它们把白人学生作为主要的生源（这就妨碍了消除种族隔离的政策），它们关注的学科范围比较狭窄，只关注像商业和信息技术这样的学科，因为这些学科的投资较低［阿斯梅（Asmal），2002］。然而在另一方面，如果全球化被理解为创新的传播（参见本书第五章），那么，一种很强硬的保护主义和控制的国家政策可能导致一种“堡垒方法”（即抵制外来影响），这种方法可能阻碍教育学的和其他重要的变革，而这些变革对于一种有效的和有很高价值的国内大学体制的成功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国际性的学术价值，师生的跨国交流，它们同作为大学里的一种商业活动的国际化之间的竞争比从前更明显。作为马金森和康西丁（2000）称之为“企业大学”（the enter-prise university）的一个例子，当大学越来越私有化，它的服务被看成是收入的一个来源（替代正在减少的公共资金），这时，国际性更是被作为海外市场来看待的。通过招收国际自费学生的形式的“出口”，或者本地院校和国外大学之间的伙伴关系，这些都有助于给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加入企业化的含义。但是，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不同，大学体制也许是最少全球化的，至少到现在为止是这样，即使这种情况正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