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恤民”指关爱和体恤百姓。“息力”即与民休息，源自南宋陈亮《酌古论四·李靖》：“节制之兵……前者鬭，后者息力。”意谓有章有法的队伍……前面的将士作战，后面的休息。恤民息力，就是要求为官者体恤百姓疾苦，让百姓休养生息。
我国古代有丰富的民本思想，正直的为官者也大多有恤民情怀。虽然它们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其中积极的成分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因为无论什么时代，人民都是社会和国家的基石，“顺民者昌，逆民者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欲得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就必须爱民恤民、为民谋利，决不能损害民利、欺民压民。
1、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
得民者，以得其心也
选自汪藻《奏论诸将无功状》。意思是说：取得天下政权的人，主要是因为得到了人民的拥护。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必须使百姓心悦诚服。
汪藻（1079-1154），字彦章，今江西德兴市人，累官中书舍人、给事中、兵部侍郎兼侍讲，拜翰林学士、龙图阁直学士、显谟阁学士。史书称其“通显三十年，无屋庐以居”。
思与悟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得民心”三字看似平常，却是千百年来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治国安邦亘古不变的之道。然而“得民心”谈何容易，行之又何其难：贴民心、顺民意，重民生、增民利，纾民困、解民忧……一个都不能少。今天的从政者一定要牢牢记取。
汪藻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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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献有关“得民”的名言
《管子·牧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礼记·大学》：“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诗·大雅·瞻卯》：“人之云亡，邦国殄瘁。”
《老子》四十九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孔子家语·五仪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
《尚书·五子之歌》：“民惟（为）邦本，本固邦宁。”
《国语·周语》：“民虑之于心而宣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孟子·梁惠王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逸周书·大聚》：“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而民自来。”
《史记·商君列传》：“得人者兴，失人者崩。”
《三国志·吴志·贺邵传》：“国之兴也，视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为草芥。”
《贞观政要·君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群书治要·申鉴》：“民存则社稷存，人亡则社稷亡”；“民不畏死，不可惧以罪。”
2、夫民心向背，国之存亡攸系，不可不思所以安之
语出周叙《正统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启疏》。意思是说，民心的向背，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不能不思考如何安定民心。
周叙（1392-1450），字公（一作功）叙，明名臣，今江西吉水县人，官至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为官讲求气节，勤于政务。
思与悟
有道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心问题实质是执政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也是权力为谁服务的问题。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为政者若不以人民为念，轻则亡身，重则亡国。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更应当坚持执政为民、执政兴国的立场。
3、太守与民争利可乎
曾巩在福州任职时所言。意思是，太守（官员）怎么能与老百姓争夺利益呢！北宋时期州府一般有职田，福州州府虽无职田，却有很大一块菜园子，种菜所换的钱归州官所有。曾巩上任后了解到，州府卖菜使普通菜农收入减少、生活困难。他愤然说了上述的话，并取消了州府卖菜的做法。
曾巩（1019-1083），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北宋建昌军南丰（今江西南丰县）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历任齐、襄、洪、福、明、亳等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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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刘邦“与民休息”
刘邦（前256-前195），字季，沛县（今属江苏）人。家世务农，曾任泗水亭长。父亲以他“不能治产业”，又“好酒及色”，曾称他“无赖”。然而，刘邦却“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成为汉王朝的创建者。这客观上是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的烈火，已把秦王朝的大厦烧得东倒西歪；而主观上除其志向、权谋以及善于用人外，实行“与民休息”政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刘邦出身农民，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有认识的。早在他起义攻打沛城时，就听从了萧何、曹参的建议，将写好的一封信射进城里，希望城里的百姓杀掉县令，打开城门，揭起反秦的义旗。及至屯兵灞上，他又向父老们提出三条保证：“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约法三章”，使“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刘邦打败项羽称帝后，曾让陆贾总结历史教训，进一步认识到租税沉重、徭役繁重和法律严酷是秦王朝灭亡的三大因素。为了巩固汉王朝统治，他及时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措施。一是“兵皆罢归家”、“以有功劳行田宅”。二是号召因战乱逃亡的人各归本土，恢复过去的爵位和田宅，承认各地小官吏在战争中占夺的土地。三是释放奴婢。四是减轻田租和徭役。五是抑商重农。六是减轻刑法。这些措施，为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所继承和发展，才有了“文景之治”。
思与悟
掌权者与民争利历来为百姓所诟病。为官理政的职责是增民利、帮民富，而绝不应该争民利、损民益。防止与民争利，既要靠制度的约束，也需要为官者“于心何安”的道德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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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秉之反对与民争利
江秉之（381-440），南北朝时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县）人，在南朝宋国为官，先后任永世、乌程、建康、山阴等县县令和新安、临安太守。
江秉之所到之地，政绩显著，治政严明。他出任山阴县令时，当地经济繁荣，人口众多，有居民三万多户，是全国有名的大县。因此公务繁忙，各类案件堆积如山，官府大院内每天告状、上访者数百人。以前的县令昼夜加班加点，事情有时还处理不完。江秉之到任后，对僚属一方面推心置腹，一方面严格约束，要求他们恪尽职守。他体恤民情，合情合理化解各种矛盾，教导人民互相礼让，使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山阴的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逐渐消失，原来官府人员忙得焦头烂额，不久后就门庭清静。江秉之用简约的办法处理繁杂的政务，治理得井井有条，政绩昭著。在山阴县表现突出的江秉之被升迁为新安太守、临海太守，在两地同样以简约著称。他所得俸禄，几乎全部分散给家庭贫困的亲友，而他的妻子与孩子则享用甚少。他的下属劝他，既然做了官，不妨购置一些田产让自己家人经营，为将来、为后代作准备。他听后严肃地说：“我是靠国家俸禄为生的，哪能和农民争利！”
江秉之任郡守时，公私分明，从来不占公家的便宜，甚至连办公用的书案都是他自费购置的，在他离任的时候，连同其他公物一并交了公。
4、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
语出王安石《收盐》。意思是，一个人的生命比天下还重要，君子们怎么忍心同盐民争夺小利，使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呢？
庆历九年（1049）前后，王安石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有感于官僚压榨盐民的现实，写下了《收盐》一诗：“州家飞符来比栉，海中收盐今复密。穷囚破屋正嗟唏，吏兵操舟去复出。海中诸岛古不毛，岛夷为生今独劳。不煎海水饿死耳，谁肯坐守无亡逃？尔来盗贼往往有，劫杀贾客沉其艘。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该诗反映了王安石同情百姓疾苦、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
思与悟
民生连民心，民生苦则民心失。“一民之生重天下”，古代的君子尚怀恤民之心、耻于与民争利，今天的公仆更应该坚持民生为先、民生为重、民生为大，始终做到“有关民生计常虑，无益民心事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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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力主“下恤民生”
“窃惟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最先，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与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也。”这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林则徐的“尽职之道”。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福建侯官人，1832年任江苏巡抚。面对“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清王朝，林则徐深感“尽职之道”应“下恤民生以上筹国计”，主张“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
1833年夏秋之际，江苏水患成灾，沿江府县十之八九被江水淹没，致使农民“口食无资”，“生计维艰”。林则徐准备向朝廷奏报，请求缓征江南漕赋，拨发赈银，以纾民困。然而按清王朝惯例，巡抚不能全权办理漕政，而且报告秋灾请缓征赋，例定不得超过旧历九月内。此时已超过限期，恰又接到道光帝谕旨，江苏不得缓征漕赋。林则徐想到“吴民旦夕就毙”，最后还是决定“不揣冒昧，破格具奏”。他在奏折中说：“窃惟尽职之道”，应“下恤民生”、“暂纾民力”，如“小民口食无资而欲强其完纳”，则会激起民变“滋生事端”。并在道光帝没有回复的情况下，仿照明代周忱的酌剂公私田加耗减耗的办法，即百亩之中有二三十亩受灾，就将百亩一律缓征数分，名为“暗减”。道光帝原本要追查林则徐的责任，但因其“俯顺舆情”适与民生，深受百姓拥戴，只好作罢。
5、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
语出黄庭坚《题画菜》。意思是，不能让为官者不知道这菜的味道，不能让老百姓面带菜色。意在告诫为官者要体察民情、体恤民生。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北宋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官至起居舍人，江西诗派开山之祖。
思与悟
面对画里的几蔸白菜，古人想到了百姓的疾苦，为政的责任。面对这样一种关心民瘼、抚民疲弱的恤民情怀，今天的公仆又该作何感想呢？有道是：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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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山“白菜碑”
今江西铅山县博物馆内，保存有一块明末时期该县县令笪继良立下的“白菜碑”。
史料记载，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江苏句容（今镇江）人笪继良出任江西铅山县令。当时正值明王朝后期，社会矛盾日益恶化，内忧外患日甚一日，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地主豪绅的巧取豪夺，压得穷苦百姓喘不过气来。笪继良上任伊始，励精图治，力改弊政，体恤民情，鼓励农耕，尽力维护贫苦百姓的利益。为了告诫自己和僚属，他请来工匠，将自己亲手绘制的一株大白菜及题词刻在青石板上，立于衙内。上书：“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意思是说，作为地方官，不能不知青菜的滋味，不能不问民间的疾苦；对子民百姓，不能让他们缺衣少食、面有菜色。它体现的爱民恤民思想，与黄庭坚《题画菜》主旨一脉相承。
笪继良（生卒年不详），明诗文家。历任宁国（今属江西）教谕、铅山县令、绛州知州、顺天府判、大京兆尹、工部郎、总河都御史等，多有建树。后被魏忠贤以“东林邪党”之名削籍。
6、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此系黄庭坚所书的《御制戒石铭》。意思是说，为官者的薪俸，都是人民的血汗钱；不要以为百姓可欺，否则天理难容。旨在戒谕地方官勤政爱民，不要做贪官污吏。
思与悟
对为官者来说，“上天”就是老百姓，就是人民群众。官之责任乃百姓托付，官之薪俸乃人民给予。如果受百姓托付而不能为其尽职，靠人民养育却欺骗人民，那迟早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7、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
莫说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此系浮梁县署三堂对联的下联。上联为“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上联的意思是：得到一官半职并不是什么荣耀的事，为百姓作主丢了乌纱，也算不上耻辱事。不要说一官没什么作用，一方百姓全靠一官。下联意思是：为官一任，口中之食、身上之衣都是百姓给的（即纳税人的钱），不要认为百姓可欺，要知道自己也是百姓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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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箴
“箴”的本义是劝告、规诫，是以规为主题的一种文体。官箴原指百官对帝王的劝诫，后演变成对官吏的规诫，成为封建社会官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按旧时制度，省、府、州、县各级地方衙门大堂前甬道正中俱立石碑，南向刻“公生明”三个大字，北向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铭文。这就是官箴戒约。
公堂前立戒石，始于北宋初年，为宋太祖赵匡胤首倡。宋灭蜀后，宋太祖鉴于前后蜀政治腐败，不战而败的历史教训，将五代后蜀主孟昶所撰的24句《戒谕辞》缩写成四句十六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并于太平兴国八年（983）颁示天下。至南宋绍兴二年（1132），高宗又把诗人黄庭坚书写的这一祖训，颁于各府州县刻石立于大堂前，并建亭保护，故有“戒石亭”之称（亦因其四句十六字是御赦而称“御赦亭”）。后因出入不便而改为碑坊式，以进出熟视、铭记不忘。“公生明”作为官场箴规，意为公正方能明察事之本末，即所谓“公生明、偏生暗”，长官坐堂理事，北向的铭文十六字抬头可见，若徇私枉法，天理不容。
我国古代的官箴文化，具有久远的传统和丰富的内涵，实为居官者应有的职业道德。官员遵守官箴，清廉勤政，被称为“不辱官箴”；反之，则是“有玷官箴”。
思与悟
人民群众是从政者的衣食父母。你倘若以“父母官”自居，无异于自欺欺人；如果是欺负百姓，则是对“父母”的背叛。一粥一饭，当思“父母”养育恩；一言一行，勿忘人民公仆身。
8、欺人如欺天，勿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
此系浮梁县署大堂楹联。上联是说，欺负百姓就如欺负上苍，不循天理，也侮辱了自己的人格，这种伤天害理、坑民害己的事不要做；下联是说，辜负百姓就是失信于民，也辜负了国家，怎么能忍心这样做呢？意在告诫县官不要欺负百姓，不要失信于民，不要辜负国家，否则害人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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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允为官半百一生清贫
高允（390-487），字伯恭，南北朝时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博通经史天文数学。他在北魏为官，先后经历五代皇帝达50余年，官至中书令，享年98岁。
高允曾上书进谏，主张不要经营田园商业，与民争利；不要营建宫殿，劳民伤财；要注意农业生产，使“公私有储”，虽遇饥荒，也不用犯愁。他的谏议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给了他很高的待遇。但高允始终保持廉洁的操守，家境依然清贫。
皇帝拓跋濬听说他清贫，还有点不相信，便亲自到他家探视。但见他住的是数间草屋，家里人穿的是旧布袍子，床上放的是布被，厨房里仅有咸菜。拓跋濬看后很受感动，便说：“古人所说的清贫还能超过这样子吗？”便赏赐高允大量绸布和粮食，还让高允的儿子出任长乐郡的太守。高允一再谦让，拓跋濬还是让他接受了。在此之前，高允的俸禄不够养家，常常让他的儿子们上山砍柴度日。当时大官贵臣的亲属中，显官罗列，而高允的儿子们却没有官爵。到了晚年，朝庭对他很照顾，不但配备了车和牛，还经常送吃的和穿的。但高允却将这些东西分给了亲戚故旧，家中一无余财。
思与悟
做人要有道德良心，从政须有政治良心。良心是无私的法官、忠实的岗哨，是人生航程的导航灯。为官从政者不仅要从理智上认识、更要从情感上认同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才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自觉地求真向善，为国尽责、为民奉献。
9、升平不在萧韶里，只在诸村打稻声
语出杨万里《至后入城道中杂兴十首》其一。意思是说，歌颂盛世的萧韶之乐并不代表真正的升平，只有代表丰收的各村各户的打稻声才是真正的升平。
该诗共四句：“大熟仍教得大晴，今年又是一升平。升平不在萧韶里，只在诸村打稻声。”体现了作者关心民生的政治理想，很有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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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儆的“三不愧”
洪儆（1196-1258），字子度，江西鄱阳县人，宋朝爱国名臣洪皓曾孙，祖父洪适，父洪木吕。历任福州古田县丞、岳州录参，知信州弋阳，建宁府通判，知沅州提举，知汀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
在家学渊源的熏陶下，洪儆年少时就具备良好的文化素质、过人的办事才能。他任地方官后，治理地方事务，政简刑清，听讼明决，努力实施恭谨爱民的政策。在任弋阳知县与提举辰、沅、靖三州兵时，倡兴教化，修建学校，救助灾荒，丰年购积粮食平抑物价，缓解百姓困难，使其治理的州县社会平安，人民安居乐业。
洪儆生活俭朴，平时素食布衣。有一次，家人为他做了一件新衣，对他说：“你官为一州之长，穿件新衣，亦不为过，何自苦至此？”洪儆叹道：“吾固然能办得到，然而我未尝饥寒。我无功于天地，而享受太过，是谓暴殄，我不愿为之。”
洪儆平生以“不愧天”、“不愧人”、“不愧列祖列宗”律己。他不刻意炫耀自己，亦不为别人改变自己的政见；没有过分的喜好，也不隐藏内心的喜怒哀乐；交际谨慎，不论亲疏贵贱、贤良之辈和三教九流都敬慕他。世人赞曰：“与子度君如膏雨及物，润泽博而功莫名。”洪儆这种苦志处世的态度，与南宋末期文恬武嬉、豪奢炽烈之风形成强烈的反差。
思与悟
为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如果热衷于“萧韶之乐”，心里就装不下百姓的冷暖忧乐，就不会真心实意地关注民生，而这是腐化变质的前兆。乐不当乐，闭门难掩民怨沸；乐民所乐，身后犹闻赞誉声。
10、君子之为政也，既有以养其民矣，
则必思建长久之利，使得其养于无穷
语出王直《苏州济农仓记》。意思是：君子处理政事的时候，在找到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办法之后，还一定要思考奠定长久利益的基础，使百姓能够长久无忧地安居乐业。
王直（1379-1462），字行俭，明名臣，今江西泰和县人，官至吏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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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脚阳春”宋璟
宋璟（663-737），唐代河北邢台南和人，进士出身，官职屡迁，后致御史台中丞、宰相。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宋璟爱民恤物，朝野归美，时人咸谓璟为有脚阳春，言所至之处，如阳春煦物也。”意思是说，宋璟如一缕春风，去到哪里都似春风煦物，令人倍感温暖。
宋璟有功不矜伐。开元初（712），他出任广州都督。当时，“广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筑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栋宇利而无患灾。”后来，广州百姓要为他立遗爱碑，宋璟上书说：“颂所以传德载功也。臣之治不足纪，广人以臣当国，故为溢辞，徙成陷谀者。欲厘正之，请自臣始。”
宋璟坚持按制度办事。当时，皇后父王仁皎死，坟高5.1丈。唐玄宗曾准宋璟奏请按旧例行事，但转天又变卦。宋璟上书说：“俭，德之恭；侈，恶之大也。僭礼厚葬，前世所诫，故古墓而不坟。……国家知人情无穷，故为制度，不因人而动摇，不变法以爱憎。”玄宗因宋璟言其所难言，赐采绢400匹。
宋璟不假罪于无辜。唐玄宗出巡时，有京兆人权梁山谋反，事平后许多人受牵连被捕入狱。宋璟在复审此案时，发现其中许多人是因借钱给权梁山办婚事而遭捕的。宋璟依律将无罪的数百人释放了。
看来，宋璟受到朝野归美，誉为“有脚阳春”，并不是偶然的。
思与悟
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取决于百姓能否长久无忧地安居乐业。因此，对为官从政者来说，关注民生、情系民生、改善民生决非权宜之计，更非一日之功，必须致力于建立健全解决民生问题的长效机制，持之以恒地抓、矢志不移地抓。如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为自己升迁捞资本，则迟早会走到邪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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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忱的惠民之举
周忱（1381-1453），字恂如，江西吉水人。进士出身，官至户、工两部尚书。在巡抚江南22年间，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与为民解困的举措。
明代宣德年间，朝廷派周忱巡视江南诸府，总督税粮。周忱深入民间，走村穿巷了解民情，发现苏州一带税粮欠交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征收百姓的税粮时，要多加几成作为运费和损耗。有权有势的豪户不肯加成，地方官员奈何不得，只能把加征的数量平摊到普通百姓身上。百姓本来就贫困，还要加征税赋，有的不堪重负，就干脆不交或逃到外地谋生。为此，周忱创立了“平米法”，即不管是富豪还是平民的田地，平均加征损耗。他又请朝廷下令发“铁斛”到各县，统一收粮的标准器具。他还与苏州知府况钟仔细核算官田的租赋，核减不实的部分。这样既减轻了百姓负担，又确保了税赋征收的顺利进行。
遇上丰收之年，周忱就下令各府县以平价买入百姓的余粮，建仓贮存，名叫“济农仓”。以往民工参加修路、筑堤、疏河等公益劳动，要自己带粮吃。有了“济农仓”，便可以从中给予贴补，生活困难的则无偿供给。这一爱民举措，调动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经济得以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