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解密的档案和文件说明，美英等二战盟国在战后曾有计划、有步骤地网罗成百上千名头号纳粹科学家，甚至帮助一些双手沾满犹太平民鲜血的纳粹冲锋队官员逃离欧洲、前往南美以换取他们的合作，这与后来于20世纪80年代在南美抓捕隐藏的纳粹分子有因果关系。
针对这样一个关乎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位总统评价的问题，更多的历史学家现在一致认为，有关“盟国国家领导人对种族大屠杀一事一无所知”的历史应该重写；另一些激进的史学家甚至建议说，丘吉尔和罗斯福应该对在大屠杀中遇难的欧洲犹太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情报专家蒂莫斯·纳夫塔里是美国国家档案馆指定的专门评价新解密的档案资料的两名专家之一。他坦率地说：“实际上，当时罗斯福或者丘吉尔哪怕发表一个公开声明也就能挽救成千上万意大利犹太人的生命，或者最起码引起意大利犹太人的警觉，使他们有机会逃脱纳粹的种族大屠杀。然而，两位著名的领导人却选择了沉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损害英美两国的密码破译行动。”
5.是谁秘密招降了一支德国军队
1945年3月一个寒冷的夜晚，从米兰到瑞士中部苏黎士的火车正呼啸着疾驰，继续着它5个小时的行程。车上，7名“平民”挤在一个被窗帘遮盖得严严实实的包厢里，这些人护照上的身份是德意贸易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此行将要和瑞士政府讨论使用热那亚港的各项事宜，这个港口现在正处于德国军队的控制之下。
实际上，这个贸易委员会只是一个伪造的机构，目的是遮掩事实。事实上，这些人中包括纳粹德国党卫军上将卡尔·沃尔夫和他的3名助手。
卡尔·沃尔夫曾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所谓英勇表现而获得十字勋章。1943年9月，他被派往意大利，并被授予了一个冗长的头衔——意大利后方战区武装力量司令，他的任务是保护德国人所控制的意大利北部。
沃尔夫上任后，喜好交际的他因为庇护罗马教皇七世而触怒了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沃尔夫并不惧怕希姆莱，他从心里想见见教皇本人。当沃尔夫将梵蒂冈监狱中几个有意想帮助他的意大利人释放出来后，德国驻梵蒂冈大使魏茨泽曼安排了那次会面。
1944年5月上旬，沃尔夫在和教皇频繁的会面中，表示如果有机会的话，愿意尽最大的可能结束战争。在此之前，盟军已经在萨勒诺攻入了意大利，开辟了登上意大利的第三条道路。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战斗，在沃尔夫和教皇会面的3个星期后，盟军就攻入了罗马。
1945年初，希特勒负隅顽抗的“入战役”计划遭到失败后，沃尔夫已经坚信德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了，这更加坚定了他同西方盟国进行谈判的决心。
1945年2月，沃尔夫的两位旧相识——瑞士秘密情报部门的马克斯·魏贝尔和意大利工业家路易吉·帕里利同他取得了联系，他们向这位德国将军提出了建议，说他们能够设法安排他悄悄地通过意大利边境进入瑞士和美国秘密情报机构伯尔尼分部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进行一次秘密会晤，沃尔夫欣然同意。
就立场而言，杜勒斯心中充满了疑虑，沃尔夫也许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因此他深怀戒心。但是帕里利却为这名德国党卫军的将军担保说，他是诚挚地渴望结束战争，停止意大利的流血事件和破坏活动。
然而，杜勒斯要求沃尔夫通过释放两名意大利地下抵抗组织的领导人安东尼奥·乌斯米亚尼和费鲁乔·帕里，来证明沃尔夫的忠诚和权威——这两名领导人被纳粹党卫军警察逮捕，目前正囚禁在监狱之中，即将被处决。
杜勒斯知道，如果沃尔夫执行了这一要求，就证明德国人能如他所说的那样，控制着意大利北部的武装力量。4天后，帕里和乌斯米亚尼被秘密地带出意大利北部，并且被送往苏黎士。在化名的掩护下，他们作为患者进入该市富人区的一家大规模的诊所，那里对他们来讲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时，身着便装的沃尔夫和虚构的德意贸易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乘坐米兰的特快火车到达苏黎士。这名党卫军军官迅速地在马克斯·胡斯曼教授的豪华公寓中藏下身来。
同时，艾伦·杜勒斯也从伯尔尼的基地来到苏黎士，并藏在一套租来用于召开机密会议的公寓中。胡斯曼教授到达后，他马上想到把沃尔夫争取过来，但杜勒斯说想和这名党卫军将军单独会面。这样，一小时后，胡斯曼和沃尔夫来到秘密公寓中，在介绍了两人后，胡斯曼就按照事先计划好的那样先行离开了。房中就剩下杜勒斯和沃尔夫两个人，他们开始了谈话。
杜勒斯是一位历经磨难且意志非常坚强的人，他对面前这位党卫军将军所说的话在赞成的同时又多少有些震惊。沃尔夫表示，战争失败了，如果再继续下去就是对德国人民的犯罪。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他表示愿意将他本人率领的意大利北部的党卫军部队归于盟国的指挥之下。同时，他还向杜勒斯保证他会单独行动，不让他的上司——党卫军的首领希姆莱知道。
沃尔夫提到了他和德国驻意大利军队最高司令、陆军元帅阿尔贝特·凯瑟林的友谊，并说他能够肯定凯瑟林愿意为投降谈判提供帮助。沃尔夫还说，为了表示诚意，他随后就将释放100多名被关押在意大利的犹太人，并将他们送往瑞士。
当喝完第三杯苏格兰威士忌后，已经是午夜了。对这样重大的事情，杜勒斯是不能一个人作出决定并给予答复的。因此，他除了表示感谢外，还表示会再次与沃尔夫联系。
几个小时后，杜勒斯就把会谈的内容用无线电发给了华盛顿和盟军地中海地区的最高司令、英国陆军元帅亚历山大等上司。亚历山大没等上级的回复，就立刻电告杜勒斯，说他马上就派遣两名高级助手——他的情报人员首脑、美国少将艾里和他的副参谋长、美国少将莱姆尼策前来和沃尔夫会谈。
很快，艾里和莱姆尼策就到了杜勒斯这里。现在，杜勒斯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两个人的便装和制作假的身份证件。瑞士边境的士兵通常会仔细地盘问旅客，包括那些休假的美国士兵。最后，杜勒斯从秘密机构的两名中士那里弄来了身份证件。
到了瑞士边界，两名脖子上挂着借来的身份证的将军知道，如果他们在背诵证件上的编号时稍有迟疑，他们就可能作为冒名顶替者被揭穿。莱姆尼策第一个接受盘问，经过以前无数次的练习，他不假思索地说出了编号；而带有英国口音的艾里也被士兵挥手示意通过，连检查都没有进行。
为了这次会面，杜勒斯在马焦雷湖的阿斯科纳安排了一幢别墅。这个地方人迹罕至，十分宁静，是一个理想的密谈场所。
当会议在湖畔别墅中开始时，杜勒斯只是向沃尔夫介绍说莱姆尼策和艾里少将是他的军事顾问，没有名称，没有军衔。在场的人都清楚，此时的见面是在双方的军队正在意大利高耸入云的山间激烈交火的时候进行的，而他们此时正在中立国的领土上进行投降事宜的讨论，而且是平和地交谈。
讨论一开始，沃尔夫就透露他的计划已经出现了岔子，被盟军称为“微笑艾尔”的德陆军元帅凯瑟林已被调往西线指挥战事——在那里，盟军正在攻击德国的“大门”，取而代之的是冯·菲廷霍夫，他是一位干练的军官，但沃尔夫说他相信能够迫使菲廷霍夫合作，因为凯瑟林的参谋长——汉斯·勒廷格少将仍然在意大利担任相同的职务。沃尔夫解释说，勒廷格已经表示他愿意为和平努力提供帮助。
返回意大利后，沃尔夫接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海因里希·希姆莱命令他立刻去柏林。沃尔夫心中直打鼓，是盖世太保已经知道他和盟国的交易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沃尔夫就在劫难逃了。
希姆莱已经知道沃尔夫曾经去过瑞士，但他并没有表示反对，因为情报部门被要求和敌人保持联系。但党卫军首领不知道沃尔夫的会谈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或者他所会见的人的军衔到底有多高。
希姆莱是一个经常搞阴谋诡计的家伙，这次他指示沃尔夫继续和瑞士保持联系，但决不能再回到那个国家。为了确保他严厉的命令能够得到服从，希姆莱说他已经把沃尔夫的家人置于他的“保护”之下。这样一个严重的威胁意味着：如果沃尔夫同盟军秘密接触而搞密谋的话，他的家人就会被杀害。
这一威胁严重到足以阻止沃尔夫返回瑞士，但是他通过敦促菲廷霍夫来继续寻求意大利的和平。不久，杜勒斯接到一个意大利地下党的联络员交给他的有关会谈结果的书面报告，他得知，菲廷霍夫已经开始动摇，但仍然有些犹豫和顾虑。这名在意大利的德国司令官表示，如果盟国同意“一定程度的荣誉”的话，他愿意签署无条件投降的文告。
菲廷霍夫提出的条件是：当盟国到达受降时，德国士兵会立正。战俘不会被扣留在英国或美国，而是用于重建意大利的公路和铁路。在局势稳定后，作为“有序投降”的证据，菲廷霍夫的士兵将腰系皮带，手持刺刀返回德国。
由于杜勒斯觉得这是投降谈判取得成功的良机，因此他认为需要在意大利与沃尔夫建立更迅捷的联系，解决的方法是将一名美军特工安插在沃尔夫指挥部附近的一个党卫军中担任发报员。
为了这次极其危险的任务，杜勒斯挑选了一名会说德语的发报员瓦茨拉夫·赫拉德茨基。在战争期间，这名26岁的捷克人已经在无数次危及生命的情况下生存了下来。1940年，他从达豪集中营里逃脱，并且在德国秘密居住了3年；后来再次被捕，但在1944年初，又逃回了瑞士。就在德军被赶到法国后，个子小巧、讲话斯文的赫拉德茨基越过瑞士边界，加入了美国秘密情报机构，并接受训练成为一名发报员。如今艾伦·杜勒斯通知他，在意大利边界，他会被交给一名党卫军军官，然后，他将得到一台手提无线电发报机、密码簿、一张信号图，还有大量供应的香烟。
杜勒斯告诉赫拉德茨基，要他藏在一栋建筑中，不能随便离开自己的房间，而且他要把那名党卫军军官交给他的消息发送出去，并等着倾听从杜勒斯的指挥部发过来的信号，然后再把杜勒斯的消息交给那名党卫军军官。
赫拉德茨基将单单依靠忠诚来行动。对于他所从事的任务原因，杜勒斯没有向他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