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火无情，大自然给人的生活带来的烦恼和麻烦，总还是得有人去对付，说了火势后，还得再讲讲水情。过去多少年来，奋战在国家抗洪救灾第一线的，从来少不了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他们在历次此类搏战中所作出的贡献和所建立的功勋，我这里用江泽民主席1998年9月28日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来作为佐证。他说：“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响应党和人民的召唤，出动三十余万官兵投入抗洪抢险斗争。他们发扬一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从坚守荆江大堤到抢堵九江决口，从会战武汉三镇到防守洞庭湖区，从保卫大庆油田到决战哈尔滨，哪里最危险，哪里任务最艰巨，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从将军到士兵，人人奋勇争先，用血肉之躯铸造起了冲不垮的坚强大堤。
有的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公安干警积极投入抗洪抢险，不畏艰苦，维护了灾区社会秩序的稳定。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为党和人民建立了新的历史功勋。”
和平时期，由于没有战争，国家和整个社会的一切活动全都围绕着经济建设在进行和运转，军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往往容易被人们淡忘，乃至被排斥，从而引发某些不应有的不和谐因子，影响健康的军民关系的发展。而人民解放军在国家和百姓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或社会暴乱的情况下，总能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投入各种战斗，排除万险，为民解难，这就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重树了子弟兵的确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可靠支柱的清晰形象。当然，这也是我们军队为增进军地和谐所作的一大贡献。
三、参与国际维和与军演行动是对建设和谐世界的积极贡献近年来，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考虑到适应世界人民渴求过和平、安宁生活的普遍需要，在尊重不同制度国家必须在同一星球平安共处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多次在各个国际论坛提出创建和谐世界的倡议。当然，应当说，这一倡议的提出绝不是偶然的。它有着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血脉联系。我国历史上儒家经典之一的《尚书·尧典》中就有“协和万邦”一说，这表明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追求世界各国间的和谐共处。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而不曾断裂，“和合”精神始终贯穿其中。“和”指的是尚和平，重和睦；“合”指的是讲融洽，求和谐。中华文化所倡扬的“和合”是“和而不同”的“和合”。不同的万物相互兼容，像“海纳百川”那样“有容乃大”，从而达到世间和谐。
军队，无论中外，自古以来，一般地说，它都是用来进行同和平事业背道而驰的行当即战争的。但是在中国古老的兵学文化中却有着“自古知兵非好战”
的深刻思想，这就是说，长期以来，我们的先人往往总是把兵用来推动维护和平和革除杀戮的。返回到今天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近这些年来参加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反对恐怖主义的联合军事演习，从实质上来讲，都是我中华民族贵和慎战古老优秀品格的承续和光大。当然，也是对我国领导人倡导创建和谐世界事业的最有力支持。
最早，我国于1990年向中东地区派遣维和军事观察员。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我国参加维和行动逐渐增多，已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
截至2006年9月底，中国已先后向联合国15项维和行动，派出维和人员共6000余人次。
中国维和官兵，远离祖国，面临异常恶劣和复杂的环境—武装冲突不断，疫病流行、气候严酷、生活不便……面对各种考验和挑战，他们克服种种困难，高标准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在过去这16年期间，先后已有8名中国军人为维和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就在一次悼念在执行任务中牺牲的维和战友集会上，当有人问起：“你们作出这样大的牺牲值得吗？”时，一位中国维和军人刘秋华却用付清礼烈士《维和志愿书》上的一段话作为了回答。这段话是：
“有人说维和很艰苦，尤其在非洲刚果（金）这个战乱不断的国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是我不怕。只要能为世界和平作出一点中国军人的贡献，就是再苦再累，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中国维和官兵在国外的无私奉献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好评。2006年10月1日，中国驻黎巴嫩维和工兵营，就受到了联合国驻黎巴嫩部队司令皮雷·格里尼将军的授勋奖励。他在授勋仪式上高度评价中国维和官兵在黎巴嫩的工作。他说，中国维和部队高标准地完成各项任务，其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和兢兢业业的献身精神为世界所认同。皮雷·格里尼还充分肯定了中国维和工兵营的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认为这对联合国维和部队度过艰难时期并得以进一步扩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的确，他们赢得这样高度奖赏和赞誉，是理所当然的，迄今为止，这个工兵营已排除各种地雷和未爆炸物4000多个，清除雷区面积5万多平方米，抢修道路50多公里。在黎以冲突期间，他们还无私地帮助受到战火波及的黎巴嫩平民，为其送去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并提供医疗救助。
说到参加国际联合军事演习，中国军队也一再向世界展示了和平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
2005年中国军队和俄罗斯军队共同举行的“和平使命—2005”联合演习，从它本身的名字就蕴涵了为创建和谐世界而尽力的深刻含义。“友谊”、“协同”、“相互学习”、“共同反恐”、“不针对第三国”是在这次联合军事演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其实，这次高规格、大规模中俄两军联合演习之所以得以实现，乃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近年来不断发展的结果，也是中俄两国互信不断加深的结果。这非常有利于促进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
2004年夏天以来，中国军队还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先后同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邻国进行了反恐军事演习。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也同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共同举行过联合军事演习。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所有这些联合行动，不仅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参与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提高了大家联合反恐的作战能力，而且还遏制和打击了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等“三股势力”，扩大了参与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维护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这从广义上说，也是对创建和谐世界事业的积极贡献。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粗略解析，我得出了如下这样一个朴素的认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最忠实践行者和最坚决维护者。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初探梁树发等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要求。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重申了这一要求，并对社会建设理论的内容、意义和思想渊源做了系统阐述，指出我们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并认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意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问题实质说来是一个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是从一个特殊方面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直接实践基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形成的直接理论渊源。要科学地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必须把它放到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去，放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特别是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去，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形态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阶段中，认识梁树发，“经典作家关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一般原理的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其他作者：陈辉、韦继辉、卢卫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胡锦涛.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其形成的根据，发现其产生的逻辑，把握其科学的内涵。
一、毛泽东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是在生产力很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不可能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现成答案，而必须结合我国实际，通过探索性的实践来回答。毛泽东对这个重大课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一）社会理想与实现步骤
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从经济贫困和政治、文化落后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公正的社会，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这个社会的实现要经历三个步骤：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毛泽东理想社会的第一步目标已经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重点考虑的是如何实现其理想社会的第二步和向第三步过渡。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用50年到100年的时间，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63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分“两步走”的设想。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毛泽东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看做是实现其理想社会的实际步骤。
（二）必须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处理好各方面的复杂关系。毛泽东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不要四面出击”。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面临的形势还比较严峻。国际上帝国主义想方设法从外部破坏我们，而从国内看，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进行种种破坏活动，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以及没有得到土地的农民对新生政权存在一定程度的意见和不满。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中指出：“必须处理好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各方面的关系，以便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不应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事实表明，在当时我们立足未稳，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起到了稳定时局、稳定人心、维护团结、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活力的作用。
协调好“十大关系”。1956年初，我们党由于对经济建设规律了解和掌握不够，对农业和建设的其他方面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要求过大过高，表现出急躁冒进的情绪。为此，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在“十大关系”的前三条中，毛泽东谈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从我国实际出发，明确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绝不可以因此而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生产；我国必须在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同时，注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其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毛泽东还谈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
《论十大关系》谈到的各种关系都是当时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命脉问题，这些关系能否很好地得到协调和解决，关系到我国社会发展和政局稳定，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发挥和活力的释放。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矛盾处理得好与否，直接关系社会稳定、事业发展和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发挥。在思考和探索的基础上，毛泽东在1957年2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他指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没有任何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说来，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式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就要用非对抗的方式解决。毛泽东强调，敌我矛盾是分清敌友的问题，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绝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其中特别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它要求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最终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