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骋马背的游牧生活培养了蒙古人豪放豁达、自由快活的性格气质，蒙古族也是一个喜好歌舞的民族，《蒙鞑备录》记载：“国王出师，亦以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多以十四弦等弹大官乐等曲，拍手为节甚低，其舞甚异。”他们在音乐歌舞方面非常有天赋，放歌牧羊、跃舞欢庆，豪放不羁、纵情恣肆，《蒙古秘史》记载：“蒙古人的庆典，为舞蹈、宴饮以至欢庆。拥立了忽图剌后，在豁儿豁纳黑草原上，[蒙古人尽情]舞蹈，在繁茂的大树周围践踏出能盖没肋骨的深沟和盖没膝部的尘土。”与蒙古的性格气质相契合，蒙古族所热爱的乐舞进乎狂欢一样的热情奔放。
蒙古族的乐舞与传统儒家文化所标榜的“中和平正”、“温柔敦厚”、“礼乐统合”、“尽善尽美”等审美标准是截然不同的。《元史》记载：“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太祖元年，大会诸侯王于阿难河，即皇帝位，始建九斿白旗。世祖至元八年，命刘秉忠、许衡始制朝仪。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锡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可以看出，与儒家正统的“植纲常而厚风俗”的礼乐教化功能不同，元代礼乐所崇尚的是“美声文而侈观听耳”的娱乐功能；与儒家正统“号为古雅”的审美标准不同，元代礼乐则“用本俗之礼为多”。
虽然蒙古贵族在实施大一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被汉族文化所同化而相应发展“雅乐”，但是，出于自身的文化习惯，以及为了更加有效地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民众实施统治，元朝统治者也只是有选择地使用“雅乐”，“若其为乐，则自太祖征用旧乐于西夏，太宗征金太常遗乐于燕京，及宪宗始用登歌乐，祀天于日月山，而世祖命宋周臣典领乐工，又用登歌乐享祖宗于中书省。既又命王镛作《大成乐》，诏括民间所藏金之乐器。至元三年，初用宫县、登歌、文武二舞于太庙，烈祖至宪宗八室，皆有乐章。三十年，又撰社稷乐章。成宗大德间，制郊庙曲舞，复撰宣圣庙乐章。仁宗皇庆初，命太常补拨乐工，而乐制日备。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只有在祭祀这样的十分庄重的场合才会使用雅乐，朝会飨燕等其他场合则多用俗乐。娱乐尚俗的乐舞审美观再一次阻断了中原农耕社会礼乐文化的发展道路，也在客观上不经意地将中国艺术从政教束缚中暂时解放出来。
元代统治阶级的文化水平与中国其他朝代的统治阶级相比要落后得多，他们缺少享受高雅文化、鉴赏精英艺术的文化素质，而对世俗娱乐格外崇尚，使得“娱乐尚俗”在元代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观念，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动下，世俗文艺进入了统治阶级的视界，原本壁垒森严的雅、俗文化获得了交流的契机，大大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与艺术的雅俗融合。
在统治阶级的推动下，以蒙古人为四民之首的整个元代的平民社会，也到处都蔓延着娱乐尚俗的文化活动，元代的民间娱乐活动堪谓异彩纷呈：正月十九是大都人的燕九节，“倾城士女曳竹杖，俱往南城长春宫、白云观，宫观蒇扬法事烧香，纵情宴玩以为盛节”；二月八日是京西镇国寺庙会，又刚好适逢初春时节，所以整个二月人们都沉浸在游春赏玩的热闹气氛之中，“上自内苑，中至宰执，下至士庶……日以嬉游为乐”；三月三日祭三皇；四月皇天寿诞；“五月天都庆端午”；六月迎滦京使节；“七月皇朝祠巧夕”；“八月迎接大驾还宫”；“九月登高簪紫菊”；“十月天都扫黄叶，酒浆出城相杂还”；“冬月京中号朔吹，南郊驾幸迎长至”；隆冬腊月，准备年节，“仪凤司、教坊司、云和署、哑春御，日日点习社直、乐人，杂把戏等，以备新元部家委官一同点视”。
一年四季，岁时节令不断，嗜好娱乐歌舞的元蒙统治者用源自草原文化的通俗直率、热情奔放的岁时节庆活动冲击着儒家文化“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艺术观念。可以说，从上层官宦到普通民众，整个元代社会洋溢着崇尚娱戏的生活趣味，“民风机巧，虽郊野山林之人亦知谈笑，亦解弄舞娱嬉，而况膏腴阀阅市井丰富之子弟”。
元代社会自上而下的娱乐尚俗倾向，一方面抬高了世俗文艺的社会地位，推动了世俗文艺的发展，促进了世俗文艺在整个社会的流动，特别是与达官显贵、文人士子等上层社会的交流，促进了雅俗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也使得整个社会沉浸在娱乐游戏的气氛中，推动了中国古代艺术功能观念向娱乐功能的转化，使得中国古代艺术观念日益彰显出为人、为生活的近世气息。
二、商业城市的繁荣
台湾学者萧启庆曾对蒙元统治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以讨论，“蒙元统治对中国经济发展，兼具有利与不利因素。有利因素有：一、全国市场的形成：全国统一，打破各地区的经济分割，促进商品及原料的交换。市场扩大导致生产规模与生产关系的改变。二、蒙古统治者没有轻商偏见。三、中外交通大开，有利国际贸易发展。蒙元统治对经济发展不利之处则是：战乱的破坏与外籍官僚资本--翰脱（Ortoq）商人以金权结合政权，干扰正常商业发展”。最后，得出结论：“总之，蒙元征服与统治虽然加深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的不平衡，但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并未受到甚大影响。”也就是说，蒙元王朝的统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在蒙古贵族统治之下，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和城市文化确实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一）城市经济的发展
正所谓“元以功利诱天下”，“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在重商重利的蒙古贵族统治中原的过程中获得了解放，元朝政府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创造“一笑千金，一食百万”（黄文仲《大都赋》）的富足生活，积极推行重商政策，大力发展商业，特设了许多保护商业发展的政策条款。元朝政府不仅多次下诏减轻商税，还对往来商旅的人身资财安全给予大力维护，政府甚至可以替商家代偿不能收回的赊款与贷款，对于经商者提供了很多便利。元代戏剧理论家胡祗遹对于通商之利曾有过非常详尽的描述：
窃见开场之利，不为无补，夫天地之生物，南北异宜，懋迁有无，尧、舜之所必行。……即今南货销熔尽绝，价增数倍，我家中原所出之货，每年虚随土壤，弃掷腐朽，而不为用。谓土产之药物人参、防风、甘草等物，辇之而南，则为宝货，积之于本地，则为弃物。农人无地耕获不能为他艺者，旬日之劳，草药三百斤，可卖钱十余贯，终岁差发可办。商贾之有财本者，以千贯之物往返，半岁之间化为数千贯；何惮乎生理之不厚，科差之不供。货既流通，转相贸易，舟车流行，店铺和煦，居者行者有智有力者，皆得养生之利。自罢场以来，坐贾无所获，行商无所往，舟车留停，道路萧条。以我所有易得致富之货，废弃而为无用；我之所无必用之物，涌贵无所致。得计失计，于斯灼然。元朝政府重商重利的政策确为经商提供了诸多便利。加上南北统一的实现、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水路交通的发达，以及前朝已经具有的较为发达的工商业和国内外贸易基础，元朝出现了许多繁华的商业都市。
元大都（今北京）是元代的政治中心，也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大都城虽然保持着坊、市的区分，根据“面朝后市”的城市规划原则，商业区主要集中在钟鼓楼、海子与城西羊角市一带，但元朝的“坊市制”却较前代有所突破，具坊市分区并不十分严格，小型的市集和商贩散布全城。积水潭漕运码头的建成便利了商品流通，“东至于海，西逾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通，货宝毕来”，加速了大都城的商业发展。城门外发展起来的商业区也较前代的“草市”繁华得多。“城内的商业区分布着段子（绸缎）市、皮帽市、帽子市、鹅鸭市、沙剌（珠宝）市、珠子市、铁器市、米市、面市、煤市、文籍市、纸扎市和羊市、马市、骆驼市、驴骡市等。”难怪远道而来的马可波罗会对大都繁华的商业颇感震惊：“汉八里城内外人户繁多，有若干城门即有若干附郭。此十二大郭之中，人户较之城内更众。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外国巨价异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重，有如川流之不息”。
杭州是元代江南的经济中心。杭州在宋代就已经是一座以商业手工业的发达而文明的世界级大都市，宋室的纳降和解使得朝代鼎革的战火并未肆虐杭州，因此，南宋的灭亡未曾消解杭州的繁华，“钱塘十万家，坐见吴王之纳土”，“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华如故”，元蒙统治者在前代繁华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杭州的商业经济。元代的杭州城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以御街为中轴纵横排列开十所街市，十个城门，“杭郡民庐，比辏如栉”，城门外的街市也都延伸出八里开外，几乎汇集了全国的名品特产，正所谓“万方之真怪货宝，璆琳琅玕、珊瑚珠玑、翡翠玳瑁象犀之品，江南吴越之髹漆刻镂，荆楚之金锡，齐鲁之柔纩纤缟，昆仑波斯之童奴，冀之名马，皆焜煌可喜，弛人心神。”如此繁盛的商业都会，也给来自大都的关汉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写曲赞叹：“普天下锦绣乡，环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梁州第七】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松轩竹径，药圃花蹊，茶园稻陌，竹坞梅溪。一陀儿一句诗题，一步儿一扇屏帏。西盐场便似一带琼瑶，吴山色千叠翡翠。兀良，望钱塘江万项玻璃。更有清溪绿水，画船儿来往闲游戏。浙江亭紧相对，相对着险岭高峰长怪石，堪羡堪题。【尾】家家掩映渠流水，楼阁峥嵘出翠微，遥望西湖暮山势。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亦足见杭州的繁荣与富庶。
蒙古草原上的上都随着元代政治军事的突破，也逐渐发展为元代商业城市。上都（即开平）是元朝的陪都。驰骋马背的大蒙古国逐渐由一个草原游牧国家发展为中原正统王朝，政治中心也随之南移，但是大漠旧都开平对于联系和控制漠北的蒙古宗亲，以及保持蒙古人的游牧生活习惯来说，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所以，忽必烈即位后，于中统四年（1263）加号开平府为上都，同时下《建国都诏》：“外燕京修营宫室，分立省部，四方会同”，次年八月，改燕京为中都，两都并立。这样，元朝的皇帝每年都会带领浩浩荡荡扈从队伍去上都避暑，一年中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上都度过，也因此，位居漠南的上都获得了发展经济的历史契机。元朝皇帝每年的巡幸都要举办大型的质孙宴，形成了上都经济别具一格的商业特色。质孙宴也称诈马宴，“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大官用羊两千，嗷马三匹”。同时，各地特产也会云集于此，“嘉鱼贡自黑龙江，西域葡萄更良。南方至奇夸凤髓（茶名），北垂异品是黄羊”。官府大规模的采购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上都商业的发展，“官府需用万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也正因此，元政府给予前往上都的商人许多优惠政策，“怀柔抚绶使薄来而厚往”，以至“奇豁用物，本末纤巨，莫不毕至，充溢盛大，以称名都焉”，终于使得上都成为当时颇负盛名的草原大都会。
另一方面，元朝的海外贸易也空前繁荣，陈高华、吴泰就曾强调，元朝是继宋朝之后海外贸易空前繁荣的朝代，元朝的海外贸易对国内工商业发展具有甚大促进作用，为明代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铺平了道路，更促进了元代文化艺术的中外交流，使得元代艺术观念呈现出开放性的特征。
元朝领土幅员辽阔，水陆交通四通八达，重商重利的蒙元政府不仅保持了原有的贸易联系，更随着战功的拓进开展了许多新的海外贸易关系，欧洲、亚洲、非洲都有商旅前来经商，元朝的许多商业城市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商业贸易中心。上文所提到的大都和杭州都是国际经济的商业都会，高丽、波斯、阿拉伯等多国商人往来经营，丁香、豆蔻、钻石、珠宝、象牙、珊瑚、药物等八方珍宝陆载舟运，聚集一堂。
元代水陆交通都很发达，通往西方的陆路通道最主要的一条是“从撒拉伊东行经里海及亚拉伊海，过古尔吉斯草原沿西尔河出欧得拉尔、塔拉兹，沿阿里克持山脉的北麓，往热海的北方下伊犁河谷，沿天山山脉之北出当时的阿力麻里（伊犁附近）、别火八里（济木萨尔县治北），越阿尔泰山脉经今之乌里亚丝台、欧尔昆河源向和林，也可以从阿力麻里、别失八里，经哈密、安西、肃州、甘州东行到上都或大都”。这条通道贯穿着和林、大都与中亚、波斯、里海、黑海、俄罗斯以至小亚细亚之间的贸易往来，波兰、奥地利、杰克、俄国、意大利、热内亚等地的商人纷纷涌入中国，大大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