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有少数先例，少年是不敢也无法向父母解释自己的发型和装束的。没有了庇护，他（她）感到的是恐惧。有了庇护，他感到的是成为先锋派或是挑战多数人的快感。
女性显然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着时尚追求的主角。齐美尔对此作出了出色的、开创性解释。他说：
“每一个阶段，确切地，也许每一个人，都存在着一定量的个性化冲动与融入整体之间的关系，以至于这些冲动中的某一个如果在某个社会领域得不到满足，就会找寻另外的社会领域，直到获得它所要求的满足为止。因此，当女性表现自我、追求个性的满足在别的领域无法实现时，时尚好像是阀门，为女性找到了实现这种满足的出口。”齐美尔：《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他还认为：“对那些天性不够独立但又想使自己变得有点突出不凡，引人注意的个体而言，时尚是真正的运动场。”齐美尔：《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可见，时尚带来了人们追求新鲜、刺激的快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无聊。这对女性和普通人群来说，他（她）们不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或者超常的禀赋就可以做到，不像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沉浸在科学、艺术、哲学的创造中来化解无聊。正如卡斯特所说：“不停地寻找肤浅刺激的人，是长期慢性地处于无聊状态的人，自己未察觉，因为得到了补偿平衡。”卡斯特：《无聊与兴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生物学家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他们把老鼠放在一个迷宫中。这个迷宫的有些地方对这个老鼠来说是熟悉的，另一些地方是陌生的。生物学家们发现，老鼠不愿意停留在它最熟悉的地方。
领地的研究者指出：领地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提供边缘。领地上有着两个焦点的地带，窝和边缘。这是心理秩序的基本需求，安全和刺激。
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他们将孩子熟悉的和陌生的玩具分别装在6个盒子中，每个盒子中装5件玩具。第一个盒子中的5件玩具都是熟悉的，第二个盒子中是4个熟悉的玩具和1个陌生的玩具，第三个盒子中是3个熟悉的和2个陌生的，第四个盒子中是2个熟悉的和3个陌生的，第五个盒子中是1个熟悉的和4个陌生的，第六个盒子中是5个陌生的玩具。心理学家们向孩子们展示盒子里的玩具，让他们任意挑选其中的一个盒子。第一个与第六个盒子没有孩子挑选。
三个案例证明着同一个道理。动物（包括人）如果有选择的自由，它将拒绝完全的陌生，那意味着恐惧；也将拒绝完全的熟悉，那意味着无聊。它选择的必是熟悉与陌生的组合，因为它既要安全，也要适度的刺激。动物的秉性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进化使然。彻底地迷恋陌生，将每每使自己置身于危险中；彻底地恐惧陌生，将无力开发新的空间。这两种品性都将在同类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我们同人类五千年前的祖先在身体上没有差异，因为五千年在进化的历程中只是短暂的一瞬，没有体质上的变化可言。我们和祖先一样，寻找熟悉与陌生的组合。但是我们置身的环境和祖先大不一样。祖先的生存中天然地包含了很多刺激。现代人一方面将众生的谋生手段搞得安全而单调，收获之余发现原来也有代价，就是生活太安逸和平淡了，接着无聊发生了。于是，另一方面，他更倾向于寻找刺激和新奇。追求刺激和新奇导致了时尚。
（三）上瘾
最狭义地说，瘾是多次食用麻醉剂，比如烟、酒、毒品的后果。自然，其历史悠久。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在现当代它能攀上新高。两个历史数据的对比足以透视出这一事实。在英国人将鸦片推入中国的高峰期，中国有1600万人吸食鸦片。而在1972年美国有5500万人吸食大麻。柯特莱特：《上瘾五百年》，台北：立绪文化公司2002年版，第41、59页。须知，前者是无知、上当之后的不能自拔；而后者是在现代超级大国的庞大国家机器宣传、杜绝下的数字。问题不是出在毒品上面，毒品虽然也在出新，但特征依旧；问题出在人类自身。用迈尔的话来说：
每个人与生俱来有一种想要转换自己正常意识的冲动……借药物这强有力的工具来转换精神状态，是走捷径的做法。柯特莱特：《上瘾五百年》，台北：立绪文化公司2002年版，第129页。用阿德雷的话说：药物贸易乃是盛行于一个饥渴心灵取代了饥饿肚皮的世界。柯特莱特：《上瘾五百年》，台北：立绪文化公司2002年版，第25页。
瘾，其实早已不限于麻醉剂的领地了。有大批购物上瘾者，十天半个月就必须购买。有电子游戏上瘾者，玩得天昏地暗，玩得颈椎病发。当然，更有足球上瘾者，现场是首选，不能去现场也必要聚会起来一同观看电视，乃至很多衣冠楚楚的白领和模范丈夫，竟是足球流氓。
这些形形色色的狂热而不能自拔的行为，使我们可并不勉强地将它们称为“瘾”。还有赌博、食物、锻炼，乃至工作，都能上瘾。一位前克格勃的官员曾说过，他酷爱设计阴谋，他每天工作16小时，乐此不疲，可见工作也能上瘾。工作能上瘾的原因是工作本身有足够的刺激，据统计，社会中低阶层的成员参与赌博活动多于高层成员，其原因是高层成员，比如高层经理在工作中常常做出风险投资，其工作拥有足够的刺激，几乎就是一种赌博。
上瘾的广泛性是理解现代人和现代生活的钥匙。吉登斯说：“可以把‘瘾’界定为一种被迫从事的模式化的行为，停止这种行为会引起无法控制的焦躁。通过缓解焦躁，瘾给有瘾之人提供了一种安慰之源，但这种经验多多少少总是暂时的。所有的瘾从本质上说都具有麻醉作用，但这种化学性的效果，如果有的话，并不是上瘾作用的基本要素。”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吉登斯从社会学角度谈到了大规模上瘾的原因：“瘾标志着一种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进行控制的新方式——而且也是控制自我的方式……瘾必须从一个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在这个社会中，传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遭遇更为彻底的摧毁，而自我的反射计划则相应的显得尤其重要。在个人生活的广泛领域不再受先在的模式和习惯所规定的地方，个人只好不断地进行生活方式的选择。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在吉登斯看来，瘾是现代生活的一种新的行为模式，人的行为的模式化同很多动物不同，在于人的行为以学习和选择作基础，似乎不是刚性不变的。不错，一个人可以改变行为模式，但是他仍然不可以没有行为模式。因为祖先是有行为模式的，我们的精神系统同祖先一样，不能适应无行为模式的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依赖一种行为模式，都是“依赖症”患者。前现代的人们的行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因强迫的结果。小而言之，他所在的阶级，决定了他的行为模式。大而言之，残酷的生存压力，决定了他的行为模式。所以在很大的程度上，他的行为也是“强迫性行为”，温饱解决以后我们将遭遇精神空虚。改善的办法当然是使精神充实起来。但是绝非简单的，同时也是不同于过去的是，没有外在的压力了（因为温饱已解决），必须自己为自己充实。并且不是机会主义的、有病乱投医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式的充实，而是找到一种行为模式，免于精神空虚是其副产品。因为你不能为了充实而充实，那是滑稽的。为什么要找一种行为模式？因为否则就摆脱不掉空虚。
有了瘾就不会空虚了。没有上瘾，不仅仍然有可能陷落到空虚之中，甚至难以与一种行为模式系结到一起。现代人大规模地、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瘾”当中，是有深刻的原因和功能的。我们实际上面临的很可能是三种选择：空虚无聊、寻找肤浅的刺激因而不能真正摆脱空虚，对某种活动上瘾。
既然是现代生活中的一种现象，上瘾就不能从一般意义上看做一种病症，而应比较和区分上瘾活动，并在教育过程中加以引导到对社会和个人身心有益的方向上去。
下面我们将以下6种行为按照三个尺度——个人物质资源、社会物质资源、个人身心健康去衡量。
人类上瘾行为危害程度
个人物质资源社会物质资源个人身心健康
毒品
购物癖
食物癖
赌博
游戏、审美
科学、艺术、哲学创造活动
毒品和购物癖是最糟糕的上瘾活动，均被我们打上了8个星号（星号表示糟糕程度）。两相比较，毒品对身心的损害高于购物癖，而后者对社会资源的浪费高于毒品。食物癖在对身心的损害上不弱于毒品，但在资源的浪费上稍逊前两者，是7个星号。赌博更次之，但因它其实是零和博弈，基本上不是社会资源的消耗。
只有游戏、审美活动和从事科学、艺术、哲学创造活动是对身心健康和社会有益的上瘾活动。
游戏、审美活动和从事科学、艺术、哲学创造活动是良性刺激，即使上瘾也有利于身心健康和社会发展，要避免前者（毒品、购物癖、赌博等）的上瘾就需要教育和引导。面对后物欲时代的来临，我们的教育和道德教育要引导和培养人们特别是青少年高雅的、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生活行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