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名字的来历
你知道钱学森这一名字的来历吗？
这里就按照“钱”一“学”一“森”的顺序，向你逐字道来：先说“钱”。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却是浙江杭州人氏。
在中国的《百家姓》中，第一句就是“赵钱孙李”钱姓排名第二，是中国的大姓。不过，对于杭州而言，钱姓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西湖的柳浪闻莺公园东北方向，有一座钱王祠，相传那里原是吴越王钱镠的故居，后人建祠以纪念他。
钱王祠
钱镠，五代十国人，字具美，浙江临安人，谥武肃。21岁从军，骁勇多谋。公元887年任杭越管内都指挥使、杭州刺史。907年被梁朝廷晋封为吴越国国王，人称“钱王”。钱镠创建了一郡十三州的吴越国今浙江省和江苏、福建部分地区)。他重视农桑，修筑河塘，开拓海运，发展商贸，使吴越国富甲江南，奠定了杭州作为“人间天堂”“丝绸之府”的基础。
钱王家训中告诫子孙：“爱子莫如教子，教子读书是第一义。”在钱氏子孙之中人才辈出，宰相、翰林比比皆是。在现当代钱王后裔之中，有著名学者钱穆、钱锺书、钱玄同，外交家钱其琛，水利专家钱正英，书画家钱君甸，曾任“台湾‘监察院院长’”的钱复，等等。
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亦为钱王后裔，人称“三钱”。“三钱”皆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伟长是著名力学家，钱三强是著名核物理学家。有趣的是，在“三钱”之中，钱学森生于1911年，钱伟长生于1912年，而钱三强生于1913年，这“三钱”正好在连续三年中出生。
钱学森之父钱均夫是钱镠的第三十二世孙。钱均夫曾说：“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袓先家训的影响吧！”
钱家是杭州“华丽家族”。钱家世代在杭州经营丝业，乃丝行大亨。钱学森的曾袓父钱继袓经营有方，丝行生意兴隆。当年杭州一带蚕丝上市的时候，由钱家丝行定价，别的丝行依照钱家丝行的定价收购蚕丝。
钱学森母亲章兰娟家，也富甲一方。如今在杭州方谷园的2号门口挂着“钱学森故居”的牌子，这座钱家大院横向面阔三间，纵向进深三楹，总占地面积为89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802平方米，是作为钱学森母亲章兰娟的陪嫁，“带”到钱家来的。
再说“学”。
“学”是毅。
钱家按照“继承家学，永守箴规”八字论辈取名。
钱均夫名家治，字均夫，属于“家”字辈。
钱学森是“学”字辈。
钱学森的儿子取名钱永刚，是“永”字辈。
“森”是名。
钱均夫为儿子取名时，沿用“木”字旁，因为他的同辈堂兄弟，除了都用“学”字之外，名字中另一字都用“木”字旁，诸如钱学榘、钱学梁、钱棠（钱棠按辈分应名钱学棠，因其母亲名字中有“学”字，为避讳取单名钱棠)。钱均夫最初曾打算用双木——“林”字，为儿子取名钱学林；后来索性再加一木——“森”’更加蓊郁葱茏，充分体现繁茂之意。
另外，“学森”的谐音是“学深”有学问深远之意。
顺便说一件趣事。钱学森的签名有时候看上去像“化学系”，后来他从事“两弹一星”工作时，为了保密，有人就以“化学系”作为钱学森的代号。
坐“洋包车”到“蒙养院”
钱学森虽然是杭州人，却讲一口“京腔”——北京话。那是因为在1914年年初，三岁的钱学森随父母来到北京，从此在北京长大。
钱学森来到北京不久，就被送进了“蒙养院” 对于今日的读者而言，“蒙养院”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其实，蒙养院就是幼儿园。在“民国”十一年（1922)以前，幼儿园叫“蒙养院”。“民国”十一年一月二日，总统黎元洪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蒙养院改称“幼稚园”。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幼稚园改称幼儿园，而在台湾仍称幼稚园。
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9月24日，清政府派出端方、载泽、戴洪慈、徐世昌、绍英五大臣出使西方考察。端方在归来之后，认为“东西各国之富强莫非发源于教育”而教育要从小抓起，故仿照西方在中国创办蒙养院。所谓“蒙养”，即“蒙以养正”就是从小就“正本慎始”当时，蒙养院在北京还是“稀有元素”能够把孩子送进蒙养院进行启蒙学习的，差不多都是达官富贾。钱家当时包了一辆“洋包车”（老舍笔下的胳驼祥子拉的人力车)，由女佣陪同，接送钱学森到宣武门蒙养院。
常言道，“三岁看老”。三岁时的启蒙教育，关系到此后的整个人生。那时候，在蒙养院里，孩子在“修身话”中接受做人之道的教育，在“行仪”中学习行为举止，在“读方”中识字，在“数方”中学习数数和加减，在“手技”中搭积木，在“乐歌”中初习歌舞，在“游戏”中活泼成长……
手帕胡同里的纸飞镖
1917年9月，不满6岁的钱学森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离家不远的小学就读。
那时从教育部街往西，不远处有一条细长的胡同，叫作手帕胡同。手帕是形容其小。北京有好几条手帕胡同，为了区别起见，这条手帕胡同由于邻近西单，通常被叫做西单手帕胡同。在手帕胡同34号（今18号）有一所小学，当年门口挂着“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的牌子。
通常，师范院校的附属中小学，都是教育质量上乘的学校，因为师范院校是培养教师的基地，而师范院校附属中小学正是师范院校进行教学实践的基地，所以师资优秀而充沛。钱学森的父亲在教育部任中小学科科长，当然深知其中的道理，所以钱学森不论是小学还是中学，都在师范院校附属学校就学，而且钱学森所读的学校，都是“名牌学校”，都是当时北京乃至全国第一流的学校。
钱学森是当时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在这个小学校如今仍在流传关于纸飞镖的故事：钱学森和同学一起玩纸飞镖，每次总是钱学森的纸飞镖扔得最远。同学们很奇怪，向钱学森请教。钱学森说出了其中的窍门：“飞镖要折得有棱有角，非常规正，这样投起来空气的阻力小。”
这个故事被人们引申为钱学森小小年纪就已经懂得“空气动力学”的常识，难怪他后来成为空气动力学家。这样的引申虽说有点牵强，不过钱学森从小就爱动脑筋，这倒是确确实实的。
当年小学的学制是三年初小，三年高小。在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念完初小三年，9岁的钱学森在1920年转校到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从宣武门内转到了宣武门外。
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是当时北京最气派、最漂亮的小学。钱学森进入这所北京最好的高小，在这里度过了三年的小学时光。
那里的学生后来回忆：“每天下午课后放学前，轮流值日做大扫除，翻椅挪桌，水擦地板，就这样培养我们从小讲卫生爱清洁的好习惯。”
“劳作教室是专供男孩子用的，备有齐全的工具和工作台。当时我们学过用竹子做筷子、餐刀和汤匙。女孩子的劳作课则是在后院东边的小楼上进行。她们在那里学过缝纫和烹饪，曾经试做过‘萨其马，和糖葫芦钱学森依然乘坐“洋包车”上下学。不过，这时的钱学森比上蒙养院的时候要顽皮，在车上不时左顾右盼，有时趴在车上从后面的车窗朝外看，有时朝路人做鬼脸。不过，到了学校，钱学森在课堂里却是聚精会神，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进入高小的钱学森，已经渐渐懂事。他后来回忆说： 记得我在师大附小读书时，级主任于士俭老师教我们书法课。小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颜真卿、柳公杈、欧阳修、赵孟頫等人的字帖临写，老师如果看学生写得不太好，就坐下来，照着字帖一笔一画地教，他写什么体的字，就极像什么体的字，书法非常好，使你不得不喜爱书法艺术。
在这所学校培养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外交部部长的吴学谦，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任建新，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大猷，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维，著名作家林海音等。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邓颖超也在该校教书，虽然当时邓颖超并没有教过钱学森。邓颖超1920年毕业于直隶女师（河北师大的前身），同年8月18日，她到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是附小第一位女教师。1922年夏，邓颖超离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应天津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之聘到女校任教。
由于有着师生之谊，钱学森后来见到邓颖超，总是称之为“邓老师”1991年10月17日，80岁的钱学森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87岁高龄的“邓老师”致函祝贺。
名师出高徒
1923年至1929年，钱学森就读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它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北面，与之只有一墙之隔。
这是北京响当当的名牌中学，历史悠久，名师云集，人才辈出。钱学森曾亲笔写下一份珍贵文件，回忆在他的一生中给予他深刻影响的人，总共17位：
1)父亲钱家治——写文言文
2)母亲章兰娟——爱花草
3)小学老师于士俭——广泛求知，写字
4)中学老师
董鲁安（于力）——国文，思想革命
俞君适-生物学
高希舜——绘画、美术、音乐李士博——矿物学（十级硬度）
王鹤清——化学（原子价）
傅仲孙-几何（数学理论）
林砺儒——伦理学（社会发展）
5)大学老师
钟兆琳——电机工程（理论与实际）
陈石英——热力学（理论与实际）
6)预备留美王助——经验设计
7)留美The odore von Karman(引者注：即冯·卡门)
8)归国后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
父母对于钱学森的影响，当然深刻。
钱学森归国之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给予钱学森的影响，也是深刻的。
除了父母和新中国的领袖总共五位之外，其余十二人都是钱学森的老师。
名牌学校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倚仗于名师的魅力。钱学森把他留学美国时的导师冯·卡门列入名单，是理所当然的。冯·卡门是美国科学名师，有口皆碑。
除了博士生导师冯·卡门之外，列入钱学森所写的名单之中，有小学老师一位，大学老师三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学老师占了七位！这七位中学老师，全部集中在一所学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对于钱学森来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度过的六年，是永远难忘的。
据传有这么一个故事：林砺儒虽然是钱学森所在学校的校长，却不是他的任课老师。为此，钱学森的父亲特地找到林校长，请他辅导自已的儿子。林校长并没有答应下来，而是出了几道题，要考考钱学森。两个大人正在聊天，却发现钱学森到外面玩去了，而他的答卷放在桌上。林栃儒看了钱学森的答卷，非常满意，于是收下了这个学生，教授他伦理学。
林栃儒是当时的北京师大附中主任（相当于校长)。林先生早年曾经留学日本，从1922年至1930年担任北京师大附中主任，而钱学森在1923年至1929年就学于北京师大附中，从入学到毕业，都是在林砺儒先生执教之下学习，他对钱学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林砺儒力主教育改革，反对灌输式的死记硬背。解放后林栃儒出任教育部副部长。
钱学森回忆说：在那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年代，办学真不是一件易事。
但是国立北京师大附中当时的校长（那时称主任）林砺却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的学校，真是了不起。
那个时期高中分一部、二部，一部是文科，二部是理科，我在理科。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巳经学到我们现在大学的二年级了。所以，北京师大附中在那个时候办得那样好我是很怀念的。
我从1923年到1929年在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念书。那个时代，在北京办学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当时的校长林砺儒先生能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办成质量上乘的第一流学校，实在难能可贵。他实施了一套以提高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觉性。
当时我们临考都不开夜车，不死读书，能考80多分就是好成绩，只求真正掌握和理解所学的知识。
我在读书时，没有死背书，看了许多书，但从不死读书，而是真正理解书。
国文老师董鲁安（即于力）、化学老师王鹤清、数学老师傅仲孙、生物老师俞谟（即俞君适)、美术老师高希舜等讲课都各有特色，给我中学时代的数、理、文等课程打下务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的美术老师高希舜（后来成为著名的国画大师），暑假里开办暑期绘画训练班，教画西洋画，父亲很支持我去，我买不起油彩就用水彩学画，也学画中国画，后来我画得还不错。国文老师是董鲁安，他思想进步，常在课堂上议论时弊，厌恶北洋军阀，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伐，教我们读鲁迅的着作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到了高中一年级时，我对用文言写文章小品特别感兴趣。我们的音乐老师也非常好，上课时，他用一部手摇的机械唱机（当时没有电唱机）放些唱片，教我们学唱中外名曲，欣赏各种乐曲，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等。后来，贝多芬憧憬世界大同的声响，一直在我心中激荡。
董鲁安老师上课幽默诙谐。张维（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曾回忆说：“语文老师董鲁安先生是在20世纪20年代师大附中最为学生称道的老师之一。董先生给人们的印象是个乐观派、名士派，非常潇洒。他讲起书来慢条斯理，一板一眼。讲到精彩段落，时常忘我地坐在讲台椅子上自言自语。有时讲得出神，就给同学们讲述一些轶事甚至离题好远的趣闻。所以他的课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一次董先生上课走了题。林津同学在下边悄悄地议论：‘又神聊啰！，董先生笑了笑，就回到课文正题。过了些天，讲课又走了题。董先生想起了林津的话，于是就问他：‘林津，我是不是又神聊啦？’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对这件事，同学们多年后再见面，还津津乐道。”
1942年的8月中旬，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董鲁安几经周折，抵达晋察冀解放区，受到聂荣臻将军的欢迎。董鲁安在《晋察冀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人鬼杂居的北平市》（署名于力)。1949年9月30日董鲁安当选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董鲁安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兼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职。
几何课老师傅钟荪（钱学森写作“傅钟孙”)说：“公式公理，定义定理，是根据科学、根据逻辑推断出来的，在课堂如此，到外面如此；中国如此，全世界如此，即使到火星上也如此！”钱学森从此懂得科学的严谨放之四海而皆准。
化学课老师王鹤清开放化学实验室。你有兴趣做化学实验，发随时都可以到那里去做。生物课俞君适（后来任江西南昌大学生物系教授）老师则带领同学们去野外采集标本，解剖蜻蜓、蚯蚓和青蛙。这两位老师培养了钱学森的动手能力。